编者按：2007年10月20日，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下简称“本中心”）经批准成立，为校级院管研究机构，也为国内高等院校较早成立的作家研究机构之一。本中心成立之初，时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梅新林教授代表校方聘任余华先生为本中心特聘教授。此后，余华先生对本中心的发展关怀甚多，曾多次来浙师大与广大师生们进行对话教学。经余华先生同意，其于浙师大对话教学的文字版将于本刊陆续刊载，所有内容均系首发，特与众读者共享。因本对话（2017年4月6日）篇幅较长，本公众号分上中下三篇进行推送，此为上篇。（孙伟民）
高玉老师：向余华老师提问题，需要注意几点：大家简单一点，不要长篇大论，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每个人最好1-2个问题，不超过3个，给其他同学留点机会；第三点，活动结束以后，很多同学可能都准备了书要余华老师签名的，那么没关系，余老师肯定会满足我们同学的愿望，但是要有秩序，不要挤，迟一点早一点都没有关系。这里特别我要说一点，最好不要拿白纸要余老师给你签名，一般的话要有书的，包括套书的，套书也可以签，都没关系，不要拿白纸来签。好！我开场白说这些，下面就是请大家提问，哪位同学首秀？
学生1：余华老师好！我看你的第一本书是《活着》，后来了解到《活着》被翻拍了，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活着》作品是以彻底悲剧结尾的，看了之后心里会感觉很难受，因为缓不过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本的《活着》是以凤霞死了为结尾，福贵的外孙并没有死掉。朱正导演的电视剧版的《福贵》是以他的老婆家珍死了为结尾的。那么他们两个导演都把结尾划在了不同的时刻，没有把你最后的彻底的悲剧给拍出来。我想要问一下你对于这样的改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
余华：张艺谋的电影我看过，电视剧我没有看过。没有看电视剧的习惯，就是感觉太长了，看完一天还得再来一天。电影要看的话最好一上午就看完了。张艺谋的那个电影是我们一起在剧组的时候就讨论的。他当时改编的时候《活着》刚刚在《收获》上发表，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它并没有出版，而且张艺谋看得还不是发表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发表。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福贵家里的人一个一个都离他而去的话，观众可能会接受不了。”所以，张艺谋就认为应该有一个另外的结尾，稍微温和一点，不要太悲惨。当时这个小说在《收获》上发表，读者是什么反应我不知道。因为你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你是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来自读者方面的信息的。因为杂志上有很多作家的作品，这本杂志受欢迎的话，可能跟你那个小说没有关系。《收获》本身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杂志。电视剧剧本的改编我没有参与，整个的创作都没有参与。电影我是做了剧本的改编。
后来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有看到，几年前孟京辉搞了一个话剧也是《活着》。孟京辉当时也给我提出这么一个引语：“全部的悲剧在舞台上表现出来以后，观众会不会接受不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底气了，这本书当时在出版已经有差不多20年了。当时孟京辉要改这个作品的时候已经超过20年了。我就告诉他，20年了这本书一直有读者在读它，而且每年读者都在扩大，根据这样一个数据，我就告诉他你不要低估读者对于悲剧的承受能力。孟京辉的话剧是从头到尾就是忠于原著，也是非常成功的。媒体上炒作是一票难求，当然有点过分了，但是起码90%以上的票是卖出去了。而且他们有几场都是在2000人左右的剧场里演出的，就是临时改的剧场里演。主演是黄渤，扮演福贵的那个黄渤动不动就在那个沙发上坐下来拿着小说朗诵里面的一段内容，然后继续演，这个是孟京辉的舞台风格。后来看孟京辉在接受采访时说：“张艺谋太老实太保守了。”
学生1：谢谢老师。
学生2：您好！余华老师！我就是门口拦着和您合影的同学。我今天刚回到浙师大。结果一不留神和您合了影，感觉好激动。现在都还没平复下来。余华老师因为我离您这么远，完全看不清您的表情。现在，看您笑了。非常感谢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读过《白鹿原》，还有贾平凹和路遥的作品，也读过莫言的作品和您的作品。我把这些人分成三个区域，一个是西北地区，一个是华北地区，然后您的作品我把它归为江南地区。但是我隐约中有种感觉，三个作品三种风格，三种不同的文化底蕴。分别代表陕北文化、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这三种文化底蕴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一种什么特色？想听听老师的见解，非常感谢您。
余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归纳我的同行。其实，贾平凹和陈忠实是很不一样的，路遥和他们也是很不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差距可能和我和陈忠实之间的差距是一样的。从我的角度看确实他们都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成长的环境对作家的影响。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他们三位都是在陕北长大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呈现的是陕北的地域风貌。莫言是在山东长大的。我有一半山东的血统，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我母亲是绍兴人，但是我生长的环境是在浙江，所以我说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难以改变的。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我记得当时汪晖跟我说他去清华当老师的时候招了一个北大的学生，北大是相对来说气氛活跃，清华相对来说比较讲规矩。但是汪晖告诉我，那个孩子来了两个月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清华生，已经不像一个北大生了，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很大。
学生3：余老师，您好！能见到您我觉得很开心。在《活着》，还有一些其他短篇作品中出现了“孤独”这个意象，感觉是作者他很孤独，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看法？这种“孤独”的意象来源于哪里呢？谢谢！
余华：我想孤独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表现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作家的方式就是在描写笔下的人物的时候把他孤独的情绪通过一种虚构的方式给表现出来。每个人都会有孤独感，这是无法回避的。
学生4：余华老师，见到您非常激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让我落泪。您的这类作品都是表达了与我们稍微有一点距离的那个时代，是人性的温情和残酷现实的冲撞。到了《第七天》就反映了当下的许多问题。有人说这是您的一种转型，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了那种转型的想法？您认为您的转型是否成功？
余华：是否成功现在还不敢说，有待你们来评论。当你们坐到高玉的位置时，你们再来评论。其实对于我来讲，那种变化不是有意去追求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所发生的。《兄弟》就是那样，我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写过《兄弟》了，但是写了一个开头没有写下去，到了2000年以后开始写了，很快就把它写完了。所以我想就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命运的安排，不让我在那个时候把它写完，而让我到了2000年以后再把它写完。因为从96年、97年来看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你到了2003年、2004年、2005年来看的话，那个时候的变化还是不够大。21世纪以后变化更大了，整个中国这种怪诞的事情才层出不穷。每一部作品的写作动机都有可能有所不同。《兄弟》这部作品就是想通过这对兄弟两个人的命运把“文革”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结合起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写完。
《第七天》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想法，很简单，突然有一天想到一个很好的小说开头：“那个人死了，然后接到殡仪馆的电话，让你知道预约在9点半，你已经迟到了。”这是一个很妙的开头。后面在殡仪馆里有个办事大厅，里边在等候，要取号（中国人多，去世的人相对也多）。那个经验是我在中国银行办事的经验，拿一个号，然后等着叫。当然银行有VIP，也有普通的。这样一个经验促使我能把这个小说很顺利地写完。当我第一天还没写完，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意象。那么在我写完之后，肯定是有一个取舍，就是想把中国这年将近二三十年来的看起来有点荒诞的事情但其实又不荒诞的事情集中在一部小说中表现出来。就想着给在留下一个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留下一个社会文本。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假如过了一两年之后就过去了，那它不值得写。那如果过了二十年后还没有过去，那就很值得写。因为它对后来的社会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第七天》而言，我是从社会文本的角度来考虑这部小说的。你也可以从这里往前看或者往后看，我想提供这样的一个作品，当然在整个的写作中过程中也要通过文学的方式去写，不是影射社会的东西。写作里面它会有很多能体现一个作家是否负责任的基础，比如《第七天》里边李玉珍和那二十七个婴儿去死无葬身之地的描写，还有类似的场景描写不是很好写。为什么不是很好写？因为杨飞没有去那个太平间。杨飞、杨飞的父亲，包括路上遇到的鼠妹，他们都是在游荡中无意发现了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去过殡仪馆，之所以离开殡仪馆是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墓地，不应该来殡仪馆。但是李玉珍和那个二十七个婴儿，他们到了太平间，而且前面还写了一大段渲染了一番，有骨灰、一些医疗垃圾等。他们怎么去那个死无葬身之地？那就不能跟杨飞他们一样。那个时候就忽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的也是我们一个来自社会文本的东西，就是地陷（由于我们的地下水过度开采以后很多地方造成地陷），那个太平间突然一个地陷掉下去以后，李玉珍和那二十七个婴儿就自然而然地去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我只写他们从殡仪馆的水泥床上坐起来，那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好的作家或者一个负责任的写法应该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把它全部写出来。至于将来对我自己的作品做什么评价，我觉得很难，我当然希望它们永垂不朽。
学生5：在《第七天》之前的作品都有温情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冲撞。莫言的作品可能更多的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比如说农民的愚昧之类，他表现的特别好。贾平凹的《废都》，我觉得庄之蝶作为一种文人，他与信使打交道不断地妥协之后那种精神的荒芜，还有那种性的压抑；陈忠实的《白鹿原》更像那种农村的史诗，他展示的是整个农村的一个画面。其中尹先生与陆家族的联姻的那个女孩凄惨的身世在我印象中一直挥之不去。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能否得到老师的评价？
余华：我觉得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正确的，毕竟文学作品没有你的观点是对的他的观点是错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父母、朋友、他们自己更不一样，所以他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与其他读者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理解就代表你自己，非常好，没有什么对不对。你不需要追求你认为更权威的人来认可你，你只要自己认为好就可以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几年前广东有一次高考把《十八岁出门远行》放到了高考语文的试卷里去。当时《十八岁出门远行》是选到了人教社的高中课本里面，我曾经问过那个选课文的选课员为什么要把它选进去，他说就是要让他们看不懂。然后高考的时候我确实收到信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去了广州，他告诉我说好多学生都把这个题答错了，然后我就感到很抱歉，本来应该上清华北大的，结果全去北师大和人大了，就差那么几分。然后我也很好奇，我就去网上搜了几个语文老师的教案，我看了两个，那两个老师的教案不一样，但是都做得非常好。有些语文老师比我们有些评论家要认真得多，他们的教案做得认真很扎实，不像有些评论家写文章道听途说，书都没看完就已经在写评论了。
这个我说的不是中国评论家特有的，全世界都一样，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法国作家，有中国的同学问他：“你对评论家有什么期待？”他说：“我只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他们把我小说读完以后再写评论，而不要在读之前就写。”我问他法国是这样的吗？他说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一个事情、一个现状。那两个语文老师的教案都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让我去考的话，肯定也不及格。我的想法又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你的想法跟所有人不一样，我觉得是个好事，不是一个坏事。
学生6：余华老师您好，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职业作家，我也很高兴能够面对面向您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今天想问可能有点儿尖锐的问题，就是最近还是爆出来一些作家的抄袭现象，而这个现象其实在文坛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十多年前的某郭姓作家，他们的作品校对过之后有抄袭的嫌疑，我想问下，您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谢谢。
余华：抄袭如果确实成立的话，那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能原谅的一个事件。就是你刚举例的那个作家的作品我没有看过，说他们抄袭的作品我也没有看过，所以我不能在这里给你做出一个判断。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因为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抄袭，我觉得应该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我也遇到过被人指控抄袭，一次是《活着》，《活着》在2000年左右开始越来越受欢迎，开始越来越有名以后，就有一个人在网上指责我说我抄袭他。他的小说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他可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我是杭州人，我又在文化馆工作过，他就编造一个理由说他把作品寄给了杭州文化馆的有一个报纸叫《杭州故事报》，说是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这部小说，但是有看过的人跟我说他就是把《活着》小说改编了，语言很差，就是把我的故事给抄了一遍，把人物也抄了一遍。他说寄给了《杭州故事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杭州故事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之前我还不知道《杭州故事报》是什么。后来到了2005年我调到杭州文联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杭州故事报》就是一张4版的报纸，打开来就没有了的，报纸发表的最长的文章都不超过3000字，所以一个人他写了长篇小说之后，他往一个只有4版的报纸寄的话，也是很荒谬的。他的证据就是我是《杭州故事报》的编辑，但是他不知道我没有在那边工作过，我是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的。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多。包括那个写《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罗琳也被人指控抄袭，还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家也被人指控抄袭，总是有这样的事情。我看有一次说到J·K·罗琳的时候，说她有一个关于兄弟两人的散文里面的一个意象，说她的小说是从他们的两个意象里来的。这两个人还在电视上说话，我们中国的新闻也报道了一下，因为那是一个世界性的新闻，之后法院都是驳回的。那么《兄弟》出版以后，你们都知道非常非常的火，然后也被指控抄袭，那是发在山东的一个叫什么的网上，我从来没听说过的那样一个网，我的态度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就不予理睬，就是完全不予理睬。然后他就举了50多处我所谓的抄袭。我举一个其中的例子。里面有一段李光头去上海做生意，然后他回到刘镇跟大家说，“我回来了”。他是三个兄弟，我这边是两兄弟，他认为我的两兄弟是抄袭他的三兄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这个小说有人说更像是抄袭《在细雨中呼喊》，整个是东一段西一段，像碎片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段落。然后他这边的理由特别奇怪，他里面写到母亲叫孩子回来吃饭，他说“我回来吃饭了”，李光头说“我回来了”，是抄袭“我回来吃饭了”。后来我一个在山东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看了这些东西都笑。还有就是之乎此类的日常生活，我吃饭你也吃饭，你的吃饭就是抄袭我的。就是这样的，特别奇怪。比如说就是冬天到了，或者天空下雨了，下雨了是抄袭他的。然后我用了个成语，好像是得意洋洋，是抄袭他的，他的小说里有得意洋洋。第二他给你举了50多个，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觉得抓到了一个新闻，他们就说50多处抄袭，那这些抄袭的举证是什么呢？对于这些媒体来说，我的抄袭就是新闻，如果我不是抄袭就不是新闻。最后法院驳回，太荒谬了。而且他还在自己家乡的法院告的我，法官也觉得太荒谬了，后来那个法官还跟律师还向我要我的书。通过这两个事件之后，我对网上轻易地说谁抄袭谁，我是比较谨慎的。我这里边不能告诉你们，我确实知道有一个抄袭的，后来被法院判决的一个抄袭案，是存在着很大的瑕疵的。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一个我认为是真正懂文学的律师告诉我的。他认真地分析了这两部小说，他说应该是不存在抄袭的。但是我也知道，中国的法院法官的判决，第一他们在知识产权方面还缺少经验，第二他们或许受人际关系影响。所以呢，这样有点冤枉的事情也出现过。所以说你真正关心这个人抄袭了另一个人，最好的最公正的办法是你把这两本书都拿来看一下，你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要去相信媒体的判断。因为媒体肯定是认为抄袭是成立的，如果抄袭不成立，它就不是一个新闻了。
学生7：余华老师您好，我知道您从前是个牙医，我想请问下您，当时牙医的从医经验对您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多少影响？在您的生活中有什么特殊的感想对您的创作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像我们知道司马迁和杜甫在年少时都是有壮游经验的，所以他们的作品是有广大的悲悯情怀的。那在您的《活着》里面也看到了这种广阔感，从医的经验能攫取到这种广阔感吗？想请您分享下对您有很大影响的生活经验。
余华：在医学方面，我肯定不能跟鲁迅比，我就是那种赤脚医生之类的，不能同日而语。你刚刚其实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回答起来我还是要想一想，我在哪些方面……我觉得有一方面，可能首先从思维的方面来出发，可能是联想会变得比较重要。就是你看到一个事件以后会联想到很多其他的事件，甚至有些跟它无关的事件，这是在思维方式中养成的。然后在联想中你会突然找到一个切入点，你会从这个地方切入进去，你会认为这个事情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一种价值观，因为在生活中你肯定是有价值观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当你在写小说的时候，还是尽量要把这样的东西放到一边去。因为在小说中，你可能写到善良的、丑陋的、美好的，也写到难以忍受的。但是当你去写它们的时候，你应该用一种公正的或者说是公平的一种态度去对待它。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让你的写作变得更加客观，当你变得更加客观的时候，也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宽广感。假如说你总是在斤斤计较，应该这样，或是应该那样，可能会让自己变得狭隘，变得主观，变得主观的同时你肯定也会变得狭隘起来。我想讲的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但是我一下子还没有想起来，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学生8：余华老师您好，我想问下您跟马原老师认识了很久了吧？我想问下您是如何看待马原这个人的？还有关于他的作品，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马原现在的作品很保守，没有他年轻的时候尖锐，然后您是如何看待的？
余华：马原，我认识他快有差不多三十年了。马原是我那么多年来很少见面但是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的朋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有一种勇气是我认为是很多作家都不具有的。比如说当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一起见面的时候，他经常跟我们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比如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写一部畅销书。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很丢脸，因为当时觉得畅销书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就是在文学界有这样一个观念。但是马原就直截了当地说就要写一部畅销书，但是他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因为他原来生活在西藏，他原来是在西藏拉萨的群艺馆工作，然后他就吊儿郎当，他就不想上班，经常跟馆长吵架，然后他的馆长实在有一次生气，就说：“马原，你以后别再来上班了。”然后他就说：“你说的哦，你说的不再上班。”他就不去上班，然后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他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现在仍然那么可爱。而且他又是一个经常会动不动掉眼泪的人，你看他长得很粗壮，是我们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姚明”。他个子高高的。但是王安忆对他有个评价，说是他的眼睛经常是伤感的。王安忆说他有一双伤感的眼睛。确实说得很对，我觉得马原就是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作家都在走他自己的路，至于别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那是你们每个读者的反应。就像我自己的书，有些读者说他很欣赏，还有些读者说他不喜欢，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从我个人来说，我对马原走过的每一步路，他写下的每一本书，我都是喜欢的。
（本对话刊发于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海盐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高玉主编：《余华研究》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第4页至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