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心灵的旷野与归宿
高佳馨 文化月刊杂志
2024年07月26日 17:29 北京
余华在海南过上了简单清闲的生活。白天，他忙着整理自己的散文集，傍晚时分他喜欢到海边散步，感受海风的吹拂，听着海浪的声音，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
因为一篇投稿，余华意外地登上了热搜榜，但这次并非因他的文学作品，而是因为他与另一位文学巨匠莫言在微信上展开了一段风趣的对话。
两人间的对话充满了幽默与机智，你来我往之间，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深厚情谊，也让人感受到了文字背后的生动与趣味。这段对话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大家纷纷被他们的风趣幽默所吸引，“余华与莫言的对话”瞬间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余华一直备受瞩目。就在2024年3月7日，他的新版《十八岁出门远行》上架销售。这部标志着余华成名的作品，在绝版10多年后终于得以再版，让众多热爱文学的读者再度与经典重逢。
《十八岁出门远行》初版出版于1989年，是余华的成名作，也被认为是余华整个创作生涯的原点。小说以精巧的寓言形式，生动地描绘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迷茫与挣扎。余华通过文字揭示了外在世界的荒诞与残酷，但同时也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息：只要内心强大而温暖，就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给年轻人以积极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十八岁出门远行》还特别收录了2篇余华的创作谈，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心路历程。这不仅是对原作的丰富，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作家心灵对话的机会。
余华著《十八岁出门远行》新版宣传图
本次再版，读客文化特意制作了一张宣传图，图中的余华鼻青脸肿，缠着绷带，打着石膏，手中举着一本《十八岁出门远行》，笑容可掬。余华很喜欢这张宣传图，说这张图不仅与作品的主题“一定要出去闯闯，哪怕鼻青脸肿”相契合，“太有意思了，我自己都想买一本！我老婆也认为挺好的，我儿子是‘90后’，他也认为很好”。
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一直是众多作家热衷探索的主题，余华也不例外。尽管今天的年轻人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成长环境截然不同，但是成长的烦恼与迷茫却是永恒存在的，于是就有了今天所谓的“卷”与“躺平”。对此，余华觉得“卷”和“躺平”不是对立的概念，“为什么要把‘卷’和‘躺平’对立起来？我觉得它是互补的，你老‘躺’着的话也无聊。”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那时余华常常在球场和教室之间穿梭，那段时光让余华深刻体会到，“内卷”与“躺平”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根据心境和需求灵活转换的两种状态。
余华总是自嘲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勤奋且有拖延症的作家。他坦言自己的写作习惯是“写一写，歇一歇”。“当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如果问到最近在写什么，很多人会说他们还没写完。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回答，因为这和我一样。我总是有很多未完成的作品，不仅是短篇小说，散文也是如此。甚至我的长篇小说也是这样，一部没写完，我又开始写另一部了。”
余华的作品深受年轻人喜爱，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无论是授课还是在文学创作中，他都密切关注着年轻人的生活状况和成长环境。如今网络上广为流传着一句话：“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余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旷野固然是目标，但轨道是到达旷野的必由之路。“我觉得没有轨道，你是到不了旷野的……我们之所以走上轨道，最重要的是为了我们能够去旷野。”
余华早年出席文学活动
“《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文学界认识了我”
很多人认识余华，是从《活着》开始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余华便开始练习写作并发表小说了。
1983年，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第一宿舍》在《西湖》杂志的第1期发表，接着在《西湖》第8期又发表短篇小说《“威尼斯”牙齿店》。不久后，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铃声响起，《北京文学》副主编周雁如邀请他赴京修改稿件。
回忆起那次北京之行，余华的心中仍然充满了激动与期待。“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路费、住宿费谁来负责？结果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到，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按照干部出差标准提供了出差补贴，1天补助2块钱。其实，就算他们不承担，我自费也愿意去，因为那时我从来没有在大刊物上发过作品。”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
到北京以后，编辑建议他把小说的结尾修改得光明一些。“我对周老师说没问题，只要你给我发表，我可以从头到尾给你写得光明。”最终，余华用了1天时间便将《星星》的结尾改好了。
这次北京之行，余华的作品成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的第1期，更让他在海盐县赢得了领导的重视和赞誉。同时，《青春》杂志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鸽子，鸽子》。后来余华便如愿以偿，从卫生院调到文化馆工作了。他感慨道：“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可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如果晚两年开始写作，我可能就出不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拔牙呢！”
“我真正的写作是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的，我把它看成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因为之前的作品很不成熟。”余华表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创作灵感，源于一则社会新闻。那时，他在一张小报上偶然读到浙江嵊州发生的一则新闻，报道了公路上一辆运载苹果的货车被抢劫的事件。“那时，这类负面新闻还相当罕见，这则报道让我感到十分讶异，于是便写下了这部作品。”
余华18岁时确实去过上海，但那次经历并不成功。“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去过上海，因为有个同学在学开卡车，他的师傅要去上海运货，我就搭了一个便车。结果，我们到的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工厂仓库，提完货就回来了，根本就没能见到上海市区。周边荒凉得还不如我们海盐的县城。”尽管如此，那次经历仍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情节产生了共鸣。然而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终找到了“旅店”，而他在现实中却未能找到那样的归宿。他笑着回忆道：“回想起来，18岁出门远行的那个小伙子心态还真是不错。”
回想起自己的写作初期，余华形容那是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1983年，我还是一名牙医，白天需要在医院工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写作。夏天时被蚊子咬，穿高跟雨鞋、牛仔裤，手上绑干毛巾怕把稿子弄湿了，全身是汗。”
尽管条件艰苦，但余华始终在坚持写作。“当时的文学杂志编辑工作也非常认真，很多人认真在读自由来稿，不但有退稿，还有当时那种铅印和油印的退稿单，工工整整的，开口就是‘余华同志'。”这种环境对当时的新人作家余华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杂志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邮费上涨导致作者需要自己承担投稿费用，杂志社也不再退还自由来稿。余华感叹道：“现在的写作环境相比以前确实要好很多，但新人作家要出名却更难了。很多杂志都更倾向于向知名作者约稿，对自由投稿的关注度很低。”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我37年前的作品，最近我重温了以前的作品，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两篇小说尤为出色，一篇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另一篇则是《鲜血梅花》，两者都以‘在路上’为主题。在创作《鲜血梅花》时，我才28岁。令我惊讶的是，当时我在描述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时，竟然能够如此细腻地叙述并呈现途中的各种事物，我的文笔已经达到了我后来五六十岁时的水平。”
谈及早期作品时，余华坦言自己并没有将《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前的作品进行收录。他幽默地表示：“那些评论家们真是‘坏’得很，总是把我过去的作品找出来。尤其是洪治纲最近还写了一篇关于我过去作品的评论。我希望人们一开始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家，结果他们非要把我过去的那些练习阶段、准备阶段的作品也找出来。我其实希望他们能忘掉那些。”然而这些早期作品也见证了他的成长和文学技巧的逐渐成熟。
“每部作品都是一次叙述风格的探索”
在写作初期，余华以为通过《十八岁出门远行》找到了将沿用一生的叙述方式，但随着《活着》《许三观**记》的相继问世，他的叙述手法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作品的叙述风格，余华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叙述系统，以后的写作就是一种风格的叙述不断延伸，哪怕是不同的题材，也都会纳入到这个系统之中；另一类则是像他这样，作家是建立了成熟的叙述系统之后，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最拿手的叙述方式不能适应新题材的处理，这样他们就必须去寻找最适合表达这个新题材的叙述方式，这样的作家其叙述风格总是会出现变化。
自《兄弟》问世之后，余华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部长篇小说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的写作原则，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述方式，因为它们会干扰我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余华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己的叙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
写作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探索。“我刚写完一部作品后，记忆比较清晰，尤其是写得比较顺利的那种，刚写完觉得它最好。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是这样，其他的作品也很好。有一段时间，我最满意的是我的随笔，但是我估计这种感觉也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现在读以前的作品，经常会感叹我能写出这么好的章节，真不可思议，我很羡慕我那个时代的才华。”
跟那个时代很多后来成名的作家一样，余华也是饱受退稿的折磨，收邮递员送来的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我那时心态相当好。”他回忆道，“我觉得被退稿也没什么，这个杂志退了以后，我往另外一个杂志寄，所以我的作品最后基本都发了。”当年，余华对各地杂志了如指掌，不仅限于省级，连地市级的杂志他都熟知，并将这些杂志都视为投稿的目标，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投稿方式：首先尝试国家级的杂志，若被拒绝，则转向省级的，再次被拒则投向地区级的，“最后很幸运地在地区级以上的杂志都发了。”
相比于莫言喜欢一气呵成地写作，余华更喜欢反复修改。回忆起过去手写小说的日子，余华表示，在小说初稿完成后，会先把它放上一两个月，然后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之后，不论它变成什么样，他都会选择发表。随着技术的进步，余华的写作和修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像《兄弟》这样的小说，我是在电脑上写的。”他说道，“有了电脑以后，我更喜欢修改了。在修改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我会记住并修改，但有些可能会忘记。”
然而，对于某些由时代造成的特定问题，余华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修改。“比如《兄弟》中李光头的梦中情**的木琴，虽然现代读者可能不理解什么是木琴，但这并不属于叙述问题。因此，我之前把它删除其实是个错误。我觉得自己有时候过于面面俱到，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他坚信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细节。“情节曲折来曲折去没有意义。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几句话就能说清楚，而有些复杂的故事读过之后很容易就忘记了。我只要能把握住结构和人物就行，细节我认为差不多都过关了，但肯定还是有疏漏的地方，这是无法避免的。”
当谈到何时愿意将作品公之于众时，余华表示：“当我读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评判它的质量，因为我在阅读的时候就是一个读者。我会改到适度的时候就拿出去发表，不要没完没了地改，因为再伟大的作品都会有瑕疵。”
余华与莫言的“文学密语”
余华很少涉足文学评论领域，唯一的例外是他为好友莫言的作品《欢乐》撰写过评论。“我比较爱读作家谈他们创作的文章，这些文字比评论家的文字要有意思。”他提到，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海明威等文学巨匠也撰写过评论，他们的评论文章堪称典范。“他们写过很多评论文学的文章，但他们并不想因此而成为评论家，我更没有这样的愿望。”
当外界将他与莫言相提并论时，余华谦逊地回应：“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创造力，那么无论其文风有多么华丽，都难以深深触动读者的内心。莫言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余华还回忆了两人之间的一段趣事，他们在电话里一起欢笑讨论《丰乳肥臀》这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我第一次问他书名是否真实，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在电话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过后，我认真地告诉他，我真的觉得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好，真的很好。”
余华与莫言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同窗共读，他们不仅是学业上的同窗，更是生活中亲密无间的兄弟，甚至曾共用过一支牙膏。当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问世时，余华亲临发布会现场，他坦言自己在阅读后心生羡慕，对莫言的创作才华赞不绝口。同样，莫言对余华的作品也充满了赞赏，两人经常在文学领域互相推荐、相互欣赏。
近日，余华投稿了一篇名为《山谷微风》的散文给莫言，文章细腻地描绘了他在春节期间在三亚小住时，山谷中轻拂的微风以及自己与风共舞的独特感受。莫言对这篇作品赞不绝口，并亲自加了一段按语，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分享，附上了两人的微信对话截图，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人们对两位作家的友情和对余华的文学才华表示赞赏。有趣的是，余华和莫言选择了同款的“潦草小狗”微信头像，这一举动在网络上激起了热议，展现了他们幽默自嘲的一面，让网友们倍感亲切。
“家人是我最好的读者”
谈到家庭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余华特别感谢夫人陈虹和儿子余海果。
余华赞赏陈虹作为一位优秀的读者，总能在阅读他的初稿时，敏锐地捕捉到文中的精彩之处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中肯的建议。“现在我家里边又有一个特别好的读者，我的儿子余海果也特别棒。当陈虹提出某个意见的时候，我儿子觉得不好，但是我觉得好。当我把这个写出来以后，我儿子看了以后说真好，然后我就告诉他，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但因为你的能力还没到这一步，所以你不知道该如何去完成。当你的写作能力到了那一步以后，你就能判断出应该是这样处理，并会自然而然地采用这样的方法。”
余华回忆道，在创作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讨论气氛总是热烈的，这种互动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还使得他的作品更加完善。在《文城》的创作过程中，家里的讨论尤为激烈。在最后定稿时，他“恳求”家人不要再提意见，因为他已经修改了十多遍。此外，《文城》这个书名也是得益于夫人的敏锐建议。“我夫人是诗人，她很敏锐。以前书名叫《南方往事》，但我对这个书名不满意，后来我老婆告诉我，改名叫《文城》，我说这个书名太好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改成《文城》了。”
在父母的影响下，余海果也爱上了写作并对电影产生了极高的热情，“他是在高中时开始对电影产生兴趣的，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他可能会继续走这条路，也可能会选择其他的方向”。对于儿子在小说写作方面的尝试，余华表现出既鼓励又严格的态度。“他写了几篇小说，我觉得写得相当不错，但陈虹觉得还需要锤炼。”余华表示，如果儿子真的决定走上写作之路，他会竭尽全力提供支持。“我最早开始写作时就苦于我爹不是一个杂志编辑，而是一个小县城医生。如果我儿子要写作，起步肯定比我要容易得多，起码发表不是问题，不过作为他的父亲，要求还是应该高一点，我希望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发表作品，不要凭父亲的关系发表。”
在教育孩子方面，余华认为每个孩子都会面临不同的挫折，这些挫折与他们的个性和经历紧密相关。“即使在一个物质条件优渥的家庭中，孩子内心的挫折感也可能与父母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因此，他始终尊重儿子的选择和决定，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余华鼓励余海果多读哲学书。“我说如果你这个年龄不读哲学的书，你过了40岁以后就永远不会读了，这对他的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是那个时候训练的，有了这个积累，后来也能够写一些除了小说以外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虽然写的很像小说一样，当然也跟真正的理论家们不一样。”
本文刊载于《文化月刊》2024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