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结构、历史记忆与精神症候
——论余华从《兄弟》到《文城》的精神嬗变
杨雷 肖庆国
作者简介：
杨雷（1991—），男，湖北秭归人，文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为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新文学评论》《三峡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肖庆国（1992—），男，江苏盱眙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批评与文学思潮研究，在《东吴学术》《当代文坛》《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30万字，有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摘 要：余华的《文城》较之于《兄弟》《第七天》在原型结构（三角关系和兄弟情）、历史记忆与精神症候上体现出诸多变化。从《兄弟》到《文城》，余华探索了三角关系中的物欲宰制、人性羁绊与坚守及和谐的大爱形态，也探索了兄弟间由现实的背叛、死亡世界的和谐到历史想象的生死与共的可能。三部小说都是对历史记忆的表现，鲜活的现实记忆弥补了历史的单一内涵，历史记忆的伦理共情则引导精神的道义诉求。在精神症候的表现上，《兄弟》和《第七天》分别展现了人类精神沉沦的欲望诱因与现实体制的矛盾，而《文城》则是余华在绝望中企图重建古典人文精神传统的一册成人童话。
关键词：原型；三角关系；兄弟情；历史记忆；精神症候
余华新书《文城》的出版，在文学圈掀起了议论热潮。《文城》讲述了清末民初林祥福带着女儿林百家去一个叫“文城”（溪镇）的地方寻找小美的故事，而小说更侧重表现林祥福在溪镇与陈良才成立木器社并参与反击土匪的壮举。丁帆认为《文城》中展现出来的浪漫性、传奇性、悲剧性和史诗性元素都是围绕“人性”展开的，这成为《文城》所特有的风格。较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的人物塑造、历史叙述、人性书写都有所变化。在《兄弟》中，余华以闹剧的形式展现了文革时期李光头与宋钢的友谊及改革开放时期李光头、宋钢与林红之间的情感纠葛及欲望膨胀的精神症候。在《第七天》中，余华以亡灵视角展现了荒诞现实与死后和谐世界的两极对比。《文城》则通过林祥福的发家致富与抗击土匪的传奇性壮举、从一而终的寻妻之旅与天下仁爱的人性赞歌表达了历史想象中的人间温情。从《兄弟》到《文城》，余华写作的变化就在于他对不同时代背景中人性的挖掘，而对人性的挖掘则体现在人物关系设置上的原型结构、历史理解中的文化与记忆、情感诉求上的时代精神症候等方面。目前学术界对余华《文城》《兄弟》《第七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且多为个案评析，鲜见关于余华写作变化的研究。本文将从原型结构、历史文化记忆与时代精神症候上进入《第七天》《兄弟》《文城》去探究余华写作上的变化与意义。
原型结构：三角关系、兄弟情的多重变奏
从《兄弟》《第七天》到《文城》，读者会发现余华小说中一直在重复三角关系、兄弟情等原型。要理解余华小说中的三角关系、兄弟情的演变，就不得不理解“原型”及“原型批评”的概念。所谓“原型”，在荣格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的神话形象，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弗莱那里，对“原型”的定义更侧重于一种批评方法和理论视角，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原型是通过检视诸多类型化对象后抽象概括出来的一种同一性经验，即所谓的母题。在小说艺术中，作为一种创作意象和批评方法，对原型的发现既要从文本中发现重复的同类意象，又要在这些重复意象中辨析差异。文学母题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如“才子佳人”“惩恶扬善”“兄弟情深”等成为人类共同的心理追求，而“红杏出墙”“忘恩负义”等行为则成为人类规训与惩罚违反道德伦理的由头。余华的小说《文城》《第七天》《兄弟》中都有关于三角关系、兄弟情这类原型的表达，这是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但余华对这类原型的书写并非是重复性的，他在原型改写的过程中拓展了意义表达的深度与宽度。原型母题只是一个中心点，从中心辐射出来的多元性维度才是小说发展的动力。所以发现这类原型不是目的，要在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发现变化的端倪才是目的。为了规避原型批评可能忽视这三部长篇的独特性的弊端，用比较法切入余华对这类原型的改写则成为一条可取之道。
在余华的小说中，对三角关系这类原型的变形成为他探讨人的存在及人性嬗变的一条路径。《文城》中林祥福、小美和阿强构成的三角关系揭示了爱情与家庭的选择问题；《第七天》中杨飞与李青、海归博士的三角关系透射着婚姻选择与事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兄弟》中李光头、林红、宋钢的三角关系凸显着性欲与亲情的伦理悖反。三角恋与俄狄浦斯原型共同指涉着两性伦理问题，前者主要在情爱关系中表现出性与爱的矛盾冲突，后者则表现在代际关系上性与权力的困境隐喻。在三角恋结构中，冲突的发生总是与稳定关系的破裂相伴而生，其过程中的分裂是整个三角结构得以运转的动力。三角结构推动故事的发展，这是恒定的，但构成三角结构的因素和表现三角关系的方式却是不同的。余华善于将三角恋这一原型加以改写，并使矛盾冲突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对象。《兄弟》《第七天》《文城》中都采用三角恋的原型结构来推进小说的故事叙述，但是余华对三角结构作了三种不同的表现路径。
三角关系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才形成选择的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构成人物命运发展的动力。余华假借三角原型去安排小说情节只是其表面目的，他更看中的是揭示背后的时代症候。《兄弟》中，李光头狡诈霸道，宋钢憨厚仗义，林红性感妩媚。林红与宋钢结成的稳定夫妻关系因为物质需求的贫乏以及身体的衰败而出现裂隙，故强者李光头与弱者林红苟合，最后东窗事发致使宋钢绝望自杀。在《兄弟》中，兄弟间出现第三者而演变为三角关系，于是在这个畸形的性爱关系中，背叛、讽刺、荒谬成为余华小说的显性矛盾，隐而不现的深层矛盾则是人伦失范背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制度问题。东窗事发，宋钢自杀，李光头和林红互相辱骂对方并在忏悔中再无往来。李光头以夸张的追忆和“太空梦”的方式代偿了他对背叛宋钢的愧疚，他以荒谬的消费方式取代性欲。林红在李光头的荒淫世界里激发了隐匿的内心欲望，所以宋钢死后她短暂的深居简出后就变成了“一个见人三分笑的女老板林红”。林红与李光头的忏悔只是一种表象，而人性在物质膨胀中异化为病态的疯狂则是《兄弟》的深层批判。《兄弟》中的三角关系表征的是人的欲望膨胀所引发的伦理危机。
在《第七天》中，余华以“正面强攻”的姿态直逼现实，把《兄弟》中的“三角恋”关系置换成诸多人物的“类三角”关系，并从人性的异化走向“不忘初心”的醒悟与坚守。这种“类三角”表征为他者的介入，如杨飞李青婚姻中出现的海归男，杨飞与养父间出现的相亲女人。杨飞、李青和海归博士的三角关系中，杨飞与李青的婚姻是凭借忠诚善良的美德达成的两性契约，李青与海归博士的志趣相投又成为创业上的合作契约，后来她与官员的非正常关系又成为一种社会潜在契约。最后在死后世界重逢，李青对杨飞表达了她最由衷的爱。在这组三角关系中，余华搁置了对人性之恶的表现，他开始关注三角关系成因的另一种可能——存在中的迫于无奈。李青与海归博士由创业到结合正是他们共同的志趣所决定，这是李青与杨飞离婚的原因。李青与杨飞的感情是真挚的，但因为事业的问题使得第三方得以进入，这是余华想重审三角关系的企图。在这里，余华展现出来的是志趣与人品道德以及事业在婚姻关系中的较量，婚姻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余华把李青的结局设置的很悲惨，如海归丈夫在外包二奶招妓染上性病传染给李青，李青与问题官员有染后跳楼而亡，这都是为了与人性在最后的醒悟形成对比，从而突出精神救赎的可能。同样，在养父杨金彪与杨飞的收养关系中，那个相亲女人作为第三者打破了这种稳定关系。年轻气盛的杨金彪在需要女人与抚养杨飞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但他为曾经带着杨飞坐火车试图抛弃养子而抱憾终身。杨金彪的相亲对象考虑把杨飞送到孤儿院的想法并无道理，理由是两个孩子会让他们负担不起；杨金彪为养子放弃婚姻也不无道理，因为那是爱与忏悔的双重表征；杨飞不想跟亲生父母生活，那是因为他感情上对杨金彪无比依赖。这三者处在一个场域中就产生了矛盾。如果说杨飞婚姻的破裂是余华想通过志趣、忠诚和社会规则三者矛盾展现人类被抛入世的无奈外，那杨金彪为子拒婚的情节则是余华想通过现实冷酷与情感温存的矛盾展现人性的醒悟与坚守。余华虽然批判了现实的冷峻与残酷，但他对人性的坚守还保留了一丝希望，所以人在三角关系中经历短暂的歧路后灵魂还能回到初衷。
《兄弟》和《第七天》中人性异化和艰难醒悟的三角关系其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相互否定，《文城》中的三角关系则开始由相互否定走向和谐共存。林祥福和阿强都是小美的理想情人，一个勇敢富有，一个专一执着。前者为其提供锦衣玉食，即使发现小美偷窃家产也可以原谅，为了寻找逃离的她而独守一生；后者为了小美伴随左右，同甘共苦，至死不渝。小美同时爱上了这两个都爱她的男人，这种浪漫化的三角关系也使小美饱受挣扎。小美两度离开林祥福就是为了阿强，小美又冒险回到林祥福身边并为其生子。可以说小美既是母亲的化身（林百家真实的母亲和林祥福母亲的象征）也是林祥福与阿强共同的爱人。林祥福和阿强对小美的爱是深重的，小美在这两人间难以平衡她的感情。余华为了把这么一个充满爱意的三角故事写得悲壮，故设置了两个情节：一是让林祥福与小美、阿强再也不能活着相遇；二是让林祥福在寻找小美的过程中以战斗的方式死去，让小美在寒暴天为林祥福祈祷中冻亡，让阿强陪伴着小美一起赴死。正是这种悲壮的献身让三角关系中的人物形象都可歌可泣。纪小美偷林家金条给阿强与回林家产子是他对这两个男人的牵挂，阿强在流浪中常伴小美左右与小美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回到阿强身边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体现了两人的不离不弃，林祥福绝笔信中划掉的归乡之意与小美在祭天仪式中的忏悔都可见爱的厚重。余华在这部小说里解构了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三角关系，他企图在《文城》这样悲壮的三角关系中揭示一条箴言：生命可以被毁灭，但爱是永恒回归的。
余华笔下的三角关系从批判人伦、批判现实到反映现实、同情现实转向传统理想，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余华一直在解剖人性的过程中寻找精神的栖息之地。他的残酷血腥书写一直是其揭露现实、思考现实的有效路径，他用锋利的笔触在《兄弟》中发现了精神创伤时代人文精神的陷落，在《第七天》中发现了当下现实的荒谬与人之存在的无奈与坚守，在《文城》中却折回到晚清民国时代想象的浪漫传奇中。在残雪的《黑暗地母的礼物》《赤脚医生》中，理想的情爱关系就是自我分裂的自由之爱，而余华中的三角之爱是不自由的。残雪在《黑暗地母的礼物》中通过对乡村教师及书店会员的自由恋爱来表达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追求，所以其中涉及诸多三角恋关系的实质并非指涉现实中的家庭伦理与行为失范，而是个人精神自由发展的必然。余华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叙述，与残雪的全然虚构的精神自由相比，他笔下人物在三角关系中饱受现实与精神的双重羁绊。余华一直在三角关系中努力寻找多元性的表达，从《兄弟》到《文城》，余华终于从现实异化精神走向历史想象中的爱之崇高。《文城》中，余华第一次触及“不在场”的历史内容，所以三角关系与魔幻现实、浪漫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本精神治愈手册。
在余华的写作史中，兄弟情也经历了否定—怀疑—肯定的演变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现实一种》就是余华否定兄弟情谊的代表。《现实一种》讲的是小男孩皮皮被意外杀害后，山岗与山峰两兄弟因仇恨而场面失控、互相猎杀。整个小说充满血腥暴虐元素，揭示了极端状态下人性的疯狂。余华在《内心之死》中曾表示司汤达、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在写到关键处就会关闭人物的内心。取消心理活动，以极端疯狂的动作取而代之，这反而能起到巨大的能量爆发效果。《现实一种》中余华取消了人物内心的心理描写，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动作和冲突。在《现实一种》中，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互相仇杀，兄弟情是完全被否定的。在《兄弟》中，兄弟情开始演变为一种欲望指涉。小说虽然是通过三角恋串联的，但兄弟情却是整部小说的侧重之处。李光头与宋钢在文革年代因单亲父母的结合而成为异性兄弟，他们既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同时又在物质欲望的侵蚀中背叛对方。赵炎秋认为《兄弟》在三角恋与兄弟情的表现上更侧重后者，因为这对兄弟在时代变化中的矛盾与情感冲突更能表征一个时代的思想主题。 余华对《兄弟》中的兄弟情结构的反思其实是对社会物质欲望膨胀后的人性怀疑。林红早期对李光头的厌恶就因为他的道德失范，所以她选择与宋钢相爱结婚。但是因物质的匮乏与权力的宰制，林红在李光头施救的过程中就范沉沦，最后宋钢的自杀式谴责促使他们在悔恨中互相轻视彼此。宋钢与李光头的兄弟情谊从他们同时爱上林红，李光头落魄时林红对宋钢施救与否的态度，以及最后林红与李光头的苟合等方面表现出不稳定性，这是真实的人性表征。宋钢坚守着人性的光辉最后以自杀终结，而李光头则在规则的裂隙中获得名利，这对兄弟的命运隐喻正好应证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道理。
《第七天》是余华接续《兄弟》的批判精神继续对现实问题的揭露。余华把兄弟情置换成爱情、亲情和友情，以底层人民的纯真情谊反讽权力场的黑暗与荒诞。杨金彪与李月珍夫妇在抚养杨飞过程中建立的深厚友情、鼠妹与伍超至死不渝的爱情和张刚、李姓男子之间由恨转爱的生命奇遇，无一不是把人性的真善美与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残酷相对比。《第七天》中底层人物的友善、死后世界的和谐与现实社会的残酷形成的反讽效果突显了余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在《第七天》中，情感被泛化、抽象的目的就是批判现实，那么《文城》则是余华用兄弟情来表现传奇人生的一种回归。他放弃了此前的文体实验，用“文城”“文城补”这两部分设置悬念与解密，从而完成一个浸淫浪漫色彩与传奇性质的英雄加爱情的古典式故事。余华《文城》上半部分中的兄弟情如“桃园三结义”一般大开大合，是对正面英雄的讴歌。林祥福为救顾益民而死，陈良才为给林祥福报仇而终，顾益民为整个溪镇的安危担负重任，田家兄弟对林祥福忠心不二，独耳团面对土匪英勇就义，无一不在展现“兄弟同心”的精神。余华的兄弟情在《文城》中以一种至真至善至纯的理想主义姿态给读者心灵的震撼。
不管是三角恋还是兄弟情，余华似乎从“剑拔弩张”的批判姿态开始走向“温情脉脉”了。从1980年代开始虚构“暴力”美学到九十年代创作“活着”类主题，余华始终有自己清晰的主题意识。从《兄弟》《第七天》对人性与现实的批判到《文城》对人性的高歌，余华由个体批判、社会整体批判到建构人性乌托邦的转变体现了他对精神关怀的重视。《文城》是余华企图建立“飞地”的一次努力。现实中精神越萎靡，那人性的至善至纯就越需要被提及，这应该是《文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记忆之场：文学中记忆对历史的补益
上文所说的三角关系和兄弟情原型的变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记忆或文化记忆的互文表征。如果余华亲身接触过三角恋和兄弟情，那么就是其个人记忆；如果余华跟诸多人一起了解了三角恋和兄弟情的现实或传闻，这一行为就是一种集体记忆；在余华的阅读史上关于三角恋、兄弟情等小说文本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杨阿斯曼和阿莱夫阿斯曼所谓的“文化记忆”。余华对历史的书写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他在写作《兄弟》《第七天》《文城》的时候，其实已经身处历史记忆中，他既主动筛选历史记忆，同时也被文化记忆所左右。可以说余华的这些长篇都是对历史记忆的文学性表达，它们不是历史文献，却对历史作了较好的补益效果。《兄弟》《第七天》中表现了余华所处时代的历史现实，又在《文城》中转向清末民初时代那遥远的文化记忆和想象，他对中国百年史作整体素描的企图及效果值得反思。那么余华的小说创作与历史现实和文化记忆的关系呈现怎样的面貌呢？这里就涉及到文学中历史、记忆和想象的关系问题。
在探究余华近期小说的变化时，历史和记忆这组概念是需要注意的。所谓历史，就是由一系列业已发生的事件和相关研究者对其所构成的事实的选择及理解。这是历史内涵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肯定事实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可现实中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并不重视，何兆武就曾表示“这二者本来是性质不同的对象，却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而不加区别”。早期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如兰克（Ranke）所谓的“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但语言哲学转向后历史更多地成为一种理解历史的话语方式。历史被表述为发生的事实，并在一种特有的理解方式下通过语言的叙事方式为其赋意。这样，历史就与叙事有了密切的联系。同样，记忆也是一个与历史有关联的概念。记忆是一个心理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多重学科都共同关注的概念。哈布瓦赫将记忆与历史相区别，他认为记忆是“活着的记忆”，而历史是一种使记忆固化的记录和传承的形式载体。阿斯曼在这一观点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概念：一种文本的、仪式的和意象的系统。他在这一概念基础上又分为“功能记忆”“储存记忆”与“交流记忆”。“功能记忆”负责主体的自主选择和价值判断，“储存记忆”则是文化资源的实质性存在，“交流记忆”则通过个人交流获得的共同性经验。皮埃尔·诺拉在其《记忆之场》中对历史与记忆的辨析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记忆是鲜活的，而历史是对过去的再现；记忆具有情感色彩，而历史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记忆是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历史是单一的普世性的；记忆是具象的，历史是抽象逻辑的。“记忆之场”由“场所”和“记忆”构成，其内涵广泛庞杂。文学作为记忆之场的一个层面，同建筑物、图书馆一样充当历史与记忆的“场”。文学通过语言符号充当一种文化记忆，在理解历史、记录历史的过程中联通了历史的记忆，从而使得文学成为记忆与历史互动而生成特殊的文本。
余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就是文学、记忆与历史互动生成的文本。余华的这三部小说记录的是历史事实，但又是一种文学表现；是集体记忆的表征，又是个人想象的变形。在文学场域内，这都可简单地看成反映与表现的问题。但作为一种方法，余华在使用记忆材料的时候如何处理历史话语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用反映和表现这一概念了，而应该从更深刻的思想视点去理解文学、历史和记忆三者何为的问题。在余华的这三部小说中，主流历史记载的单一性被历史记忆的丰富性打破了，微观的记忆细部丰富了宏观的历史主题，记忆的道义诉求促使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朝向伦理共情方向发展。
余华在《兄弟》《第七天》《文城》中，记忆的丰富性补益了历史记载的单一性，使得小说在细节族群的合力作用下达到深度批判的效果。上文曾提到历史记载是一种话语叙述，故历史在被编排中会有所取舍，于是形成单一的历史主题观念及相关事件。诸多关于历史线索的小说叙事都采用单一的大事件来贯穿整个小说的发展，而丰富的记忆材料则充当历史主题事件的血肉。余华的这三部小说其实都有明确的主题时间节点，然后通过丰富的记忆素材来组织细部族群进而表现该主题时间下的历史精神维度。在《兄弟》中以“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历史时间节点来构建“荒诞”这一单一主题，前者通过文革时期李光头们的狂欢与宋凡平所受破害以及相关的周边记忆来突出这一历史主题，后者通过李光头的发家致富及其欲求膨胀的极端叙述、宋钢的自我戕害和林红的“被抛”式存在来反映物质膨胀与精神萎靡的问题。关于文革的悲惨历史记忆是亲历文革者们的集体记忆，他们通过相关数据和事实所编撰的资料形成的文化记忆无形中左右着余华的写作。余华能做的就是在荒诞这一历史主题下去挖掘人物的精神。而这些人物的精神变化则是余华从丰富的记忆材料中重新编撰而成的。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记载中，现代化的发展与人的精神的异化这对矛盾是作为集体记忆存在的。余华把李光头下海经商的过程，如当福利院厂长、倒卖垃圾、办公司等记忆置换到李光头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对改革开放单一历史主题的补充叙述。到了《第七天》中，余华把新时期的矛盾如物价上涨、官本位、分配不均等时代热点问题通过权力寻租优先火化的市长、小伙为了女友卖肾买墓地以及政府瞒报火灾及医疗事故等具体现实记忆的编码使小说充满批判的锋芒。因为这些记忆是余华所处时代的集体性经历，所以余华能通过这些可能的情感真实去展现出时代的历史真实。而其中一些敏感的历史真实则会在不同的话语中各有取舍。历史小说通过虚构的方式补益了那些可能被遮蔽的历史真实。在《文城》中，余华以林祥福、小美、阿强的三角爱情和与军阀周旋、与匪患死命抗争的具体记忆展现了晚清民初的乡绅精神和动荡不安的乱世纷争。余华通过描写林祥福这一地主的仁慈、智慧和勇敢仗义以及顾益民的儒雅大义等品质，把关于地主乡绅的文化记忆置入晚清民初的时代洪流中，纠正了文学史上对地主形象作阶级判断的平面化结论。这些记忆书写补益了主流历史对土改时代地主乡绅的单一性记载，丰富了读者对历史的多维度理解。
记忆的伦理共情导向促使文学的历史叙事朝向道义性诉求发展。历史是冷冰冰的事实，但记忆却是充满共情力的。文学中对历史的记忆选择就是在记忆伦理的诉求中去展现历史事实与人类精神的矛盾及道义性反思。记忆的伦理共情力对历史的导向性，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揭露历史、反思历史，从而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治疗与鼓舞。所谓伦理共情，即对一段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是集体记忆的结果。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纳粹集中营”“文革迫害”等创伤性记忆都会有一种深厚的同情与深刻的反思，这就是记忆的伦理共情导向。另一种记忆的表现形态——遗忘，也是一种价值共情，其通过某种方式遮蔽历史，从而诱导人们向着规划的方向选择记忆。这种遗忘策略在个人心理发展、政治策略方面等都会有所体现。遗忘作为一种存在出现在历史记忆范畴会有形塑功能，即“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真），可以在‘我们记忆什么，我们就是什么’这样的表述中揭示出来”。有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其实是在强调历史正义被遗忘的后果。我们的历史与记忆存在巨大的差异，而差异的产生正好是记忆道义产生的基础。
余华长篇小说对历史的追踪正是通过记忆的伦理共情作用来引导读者作道义性价值认同。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就把个人记忆放进历史的残酷中以强化情感，于是他笔下孙光平、祖父、父亲等带着无可救药的习性在残酷的年代顽强地苟活着。读者在此文本中感受到的那种空虚、苦闷、躁动、颓废、感伤情绪丝毫没有影响到读者的生活态度，而是在那种记忆情绪和时代氛围下对生命的同情与时代的反思。正是在这种记忆对历史的补益作用下，情绪记忆在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对历史主题阐释的细化和渲染奠定了这两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具有鲜明的主题，而这一主题下的细部记忆则是历史所忽视的。余华通过重复“死人”“卖血”的细节，使这种残酷的记忆在历史主线的周边获得了共情存在。余华对苦难的把握基于记忆的重构，特别是对生活流记忆的准确描述。我们描写苦难，不是肯定苦难，而是认同在苦难面前人性的坚守，反思苦难时代的历史成因及人性的异化。
余华的《兄弟》《第七天》《文城》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记忆伦理的导向。在《兄弟》中，余华通过一种戏谑的方式把李光头的狡诈霸道、宋钢的老实本分放到时代的洪流中作对比，以历史节点为中心，通过他们兄弟间的情感纠葛来表现“兄弟情”与时代的矛盾。余华在小说中对屁股记忆的描写，对宋凡平受迫害的表述，对李光头创业，宋钢为销售整形的描写，突显了人性的纯真与物欲横流年代的伦理失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下，我们阅读到了多重情感：我们为李光头的聪明感叹，也为宋凡平的执著与仁爱感动；我们为宋钢的仗义感怀，也为林红的遭遇报以同情。时代风云激变，人性也会随之改变。李光头与林红在宋钢自杀后的忏悔意识就回归到兄弟情的主题上，这是余华在世俗化膨胀的社会中保留的一点希望，但这种希望是一种畸形的文学想象。到了《第七天》，余华以一种庄严的姿态通过亡灵的视角重新勾连死者生前的记忆，从而批判了历史现实的“怪现状”。这些鲜活的苦难记忆都是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虽然这部小说被诟病为新闻素描式再现，但余华通过文学手法把这些记忆重构在一个文学文本中，达到了补益历史的作用。文学的启蒙作用就在于这些记忆的伦理导向会让我们在阅读中获取精神正义。杨飞死后看到的官本位（市长被优先焚烧遗体），伍超卖肾为鼠妹购买墓地，医疗事故和火灾事故被政府强行掩盖，前妻杨青的官商勾结败露等等，这些现实的记忆都通过亡灵被叙述出来。这些记忆中的荒谬与悲惨正好是对正义和德行诉求的契机。《文城》中，余华把历史书写时间置换成晚清民国时代，他通过浪漫的想象去讲述一个革命加爱情的传统古典式故事。余华在小说中所使用的关于乡绅的仁厚、勤劳和勇敢，土匪的蛮狠、狡诈和善变，女人的善良、美丽和重情，以及小人物的英雄气概等记忆都被余华重组到这个他未经历过的历史。余华想做的是讲好这个历史故事，同时在这个历史故事中唤起精神的疗救。前几部小说中，余华倾向把黑暗的东西撕开给人看，从而批判现实对人的异化；在《文城》中余华更倾向正面描写光明的东西，肯定人性的美，从而用历史的差异与记忆材料的不同同现实社会历史产生互文性作用。《文城》中林祥福作为地主却善良、勤劳、仗义、专一、勇敢，几乎包含了所有英雄人物应有的品质，而商会会长顾益民也代表儒家隐忍、仁爱，陈良才代表勇敢、仗义，小美代表着善良与柔情。虽然林祥福、小美与阿强的三角恋情以错过而终，但林祥福在寻找小美（也是文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寻找—安身—立命过程以崇高感震撼着每一个读者的灵魂。余华在《文城》中使用的正面的记忆材料丰富了主流历史对晚清民初历史的单一记载，并通过记忆的正义和德行诉求引导读者心灵的净化与启迪。
历史与记忆的互补主要表现在记忆丰富历史的内容，同时记忆的伦理引导着历史叙述与读者感知。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虚构，它能够把记忆的现实性与多样性通过变形的方式纳入到历史序列中，增益历史的内涵，拓展历史的边界，并且通过记忆的伦理导向性引导读者的精神正义诉求。文学中记忆的形塑功能在主流历史的边缘展现不在场的存在。余华利用历史主题和记忆材料，在《兄弟》中展现了能共苦不能同甘的精神分化，在《第七天》中用虚幻世界的美好反衬现实世界的丑陋与绝望；在《文城》中运用共识性的历史材料（地主乡绅、军阀、土匪）编排传奇性的共情记忆书写一部成人童话。
精神症候：由现实的文化批判到理想的精神编码
“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张一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症候正是由一定的问题式统摄所形成的深层语言之空无，它甚至就是字句的沉默。这是一种理论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的不在场中，问题式却向反思呈现出来”。由此可见，症候就是隐匿在研究对象中的空白、断裂和象征等问题。汪正龙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使用症候阅读是基于文学自身就是一种作为症候言说的文学言说，同时文学中的空白、断裂本身就是症候所在。既然文学作品中的症候指涉的是文本中的矛盾，那发现这些隐匿的矛盾其实就是解码的过程。余华的长篇小说充满了各种愤怒，这种批判精神是通过各类记忆的深描而隐匿在历史的反讽中的。新世纪以来，余华对人性的探究是入目三分的，他对个人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矛盾的分析是以隐匿或魔幻的方式在症候中不断演变的。精神上的矛盾是文学语言在表现与遮蔽的对冲中生成的，正如朗西埃所说的“文学及其固有矛盾的核心并不是语言‘自身目的’，即文字对语言的封闭支配。真正的核心是文字与其精神的紧张状态”。所以，余华近些年小说，特别是最近出版的《文城》中的精神症候呈现出怎样的变化，余华是如何编排这些症候的，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余华对精神症候的把握，主要是通过人物在历史现实的际遇中展现出的人性嬗变及历史成因来批判、揭示和重建的。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主题是鲜明的，那就是表现小人物在特定时代努力苟活的坚韧精神。福贵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努力挣扎，最后相继逝去，晚年自己在年迈的老牛的陪伴中顽强而孤独地活着。许三观为了让自己的亲人能渡过难关，靠卖血来活着，来获得生命的认同。余华在这两部小说中以冷峻的笔触和隐匿的同情揭示了底层小人物身上的英雄主义。“活着”就是余华在这两部小说中强调的主题精神，这是在极端年代底层人物与宿命抗争的最高表现。可以说，这两部小说中，余华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人物的内在精神状态，而是努力在刻画人物为“活着”所经受的遭遇。个人的挣扎与极端年代构成的文化记忆促使余华在具体操作中重点突出的是人物的命运而非人物的精神状态。《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共同指涉的其实是物质匮乏下生命的坚韧。余华在这两部小说中，以悲悯的情怀讲述着主人公的命运，其目的并非批判社会，也并非反思人性，而只是展现生命的坚韧与伟大。
到了《兄弟》和《第七天》中，余华开始把人性与现实结合起来加以批判，重点突出在现实面前人类精神的逐步沦陷。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人性被压抑，只能在物质面前隐忍着，主要表现在人被“抛入”后的存在状态。到了《兄弟》《第七天》中，余华则通过戏谑叙述和亡灵叙述正式撕开了这层人性与物质的矛盾。《兄弟》主要展现了两个年代人性的嬗变：在文革期间人的精神空虚与人性冷酷，在改革开放时代欲望的膨胀与精神的沦落。虽然余华把李光头偷看林红屁股的事情当做此后李光头崛起的铺垫，但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代人精神空虚的表征。各种人都在打听林红的屁股，这种低俗的行为与之后极端年代的暴力行为及物质满足后的欲望膨胀形成互文性。后来，李光头获得财富之后欲望膨胀与宋钢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停地失去男性体征与尊严构成了物欲膨胀下灵魂的两极状态。面对现实对精神的压抑，余华让他笔下的人物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李光头在物欲膨胀中迷失自我，最后在宋钢死亡的愧疚中自我救赎；宋钢自始至终对李光头情同手足，但他却只能在隐忍中接受身体变异与尊严被践踏，最后以死救赎他者；林红因为领导的压迫与现实的诱惑不得不与李光头有染，最后她开了一家妓院无聊度日；刘作家、余拔牙这些卑琐的投机分子最后都成为社会中流砥柱。可以说，社会现代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的精神异化。到了《第七天》，余华把批判对象置换成上层社会体制，而底层人物则成为抵制精神异化的英雄化身。余华特别擅长对比，他从人物之间的命运对比到整个阴阳两界的对比，以鞭辟入里的批判撕破了现实的虚伪。在《第七天》中，余华以亡灵视角去叙述杨飞死后的所见所闻，其对比主要体现在未死世界的尔虞我诈与已死世界的和谐真诚，以及底层人物谭家鑫夫妇、鼠妹伍超、李青、杨金彪与市长为代表的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第七天》是与当下现实生活距离最近的小说，余华以亡灵叙述的方式正面强攻现实，更倾向表现当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对平民遭遇的同情与底层纯真精神的歌颂。
《文城》的出现，是余华对现实人性与时代环境批判之后作出的一次调整，他旨在历史想象中塑造理想化的精神去与现实作斗争。《文城》是一部反映晚清民初的小说，余华一改往日的批判姿态，以浪漫的传奇的方式讲述着一群正面英雄的故事。余华把对现实的不满置换成一种文化想象的自足，在《文城》中作了诸多改变。首先是主要人物的身份由底层平民变换成地主乡绅。林祥福是地主世家，从小受教育，又擅长木工学习，所以他能在溪镇马上立足且成为该镇灵魂人物之一；顾益民是溪镇商会会长，儒雅斯文，德高望重。这二人毫无罅隙，还结为亲家，同甘共苦。其次，人物的状态由被抛入的无能为力置换为众多个体的奋力反抗。林祥福从北方地主家庭南下溪镇寻小美，与陈永良合作成立木器社，沉着果敢地面对军阀和土匪；顾益民慷慨大义、和睦谦卑、睿智隐忍，在抗击土匪和应对军阀上可圈可点；纪小美在婆家吃苦耐劳，在林家善良勤劳；陈永良重情重义，为林祥福拼死报仇；独耳团成员如朱伯崇、徐铁匠、孙凤三等抗击土匪时表现出真正的大无畏精神。整个小说中的人物都精神抖擞地与现实作斗争，即使是反派张一斧和顾家少爷也都展现了野性的生命力。再次，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面前，余华以“革命加恋爱”的重构方式企图在人文精神陷落的当下重新点燃生命的激情与正义的光芒。在整个小说中，余华着墨最多的就是林祥福与小美、阿强与小美间的爱情以及林祥福们在溪镇与土匪的战斗。这种充满传奇性和浪漫性的情节在余华笔下还是第一次出现。虽然林祥福与纪小美的爱情未遂人愿，但林祥福在寻找文城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这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小说中，每个人物都精神饱满、生命力顽强，且他们的命运都在“善恶终有报”的天道常理下一一应验。最后，余华用合理占有财富并造福一方的道理来反讽极端敛财的异化人性，同时为历史上那些德行高尚、造福一方的地主乡绅正名。小说中多处描写顾益民和林祥福慷慨出资赠与所需之人、用于赎回被绑人票、安抚军阀免遭抢劫、购买枪支弹药成立民团等。作为一个地主乡绅，林祥福并不因为自己的富有而骄奢淫逸，反而他洁身自好，仗义疏财。他的财富观与顾家少爷的荒淫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生财之道也与《兄弟》中的李光头、《第七天》中土地开发商们疯狂敛财行为高下立判。余华用财富的合理利用刻画了有产者的美好品德，他试图从反面来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想通过林祥福顾益民的形象来为历史上具有类似优良品德的地主正名。余华的《文城》以大开大合的场面书写了一代群英的大无畏精神，以传奇浪漫的方式把民间的爱情、仁爱、勇敢、江湖豪情等古典精神杂糅到文本中，企图在现实的精神荒原上以古典主义文化传统重返人性之光。
结语
余华从《兄弟》《第七天》到《文城》，经历了诸多的变化。余华以物质宰制与压抑—主体迷茫与醒悟—和谐之爱的发展阶段，逐步改写三角关系，通过母题突出主体精神的发展。在兄弟情上主要表现在：从《兄弟》中李光头与宋钢的真情与背叛相结合到《第七天》中二元对立的冲突（和谐的底层与权力持有者的冲突、阴阳两界的对比），最后在《文城》中兄弟就是坚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传统道义。因为余华的写作都是关于历史记忆的，所以历史与记忆的互补是其小说的特色之一。余华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极端政治、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世纪的现实矛盾与晚清民初的历史想象作为时代节点，以各个时代的现实热点加以点缀，并增加诸多边缘的历史记忆和想象，使得他对历史的透视比较鲜活与深刻。余华是一个擅长将文学与历史混融并加以批判的作家，他通过闹剧、亡灵叙述和悲剧书写，解剖了各个年代的社会局限。在精神症候上，余华主要表现当代现实的精神萎靡与历史人物的精神激荡，所以《文城》中的名士风流、兄弟情深及英勇奋战等古典传统与《第七天》《兄弟》中现实的尔虞我诈形成鲜明的对比。余华不仅在文体上努力实验着，在精神探索上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担当与使命。
（转录过程中，参考文献有所变动，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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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
网站编辑：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