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迷局”中的共同体与团结——余华《文城》的叙事留白及其意涵

摘要:余华的新作《文城》布置了一个显隐相间的叙事“迷局”,省略了部分关键线索,留待读者通过细读去重新勾勒。根据分散在全书的叙事“线头”解读系列叙事留白,可以看出,顾益民统领溪镇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其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林祥福追寻纪小美的线索则是导引和辅助的部分。那些有着结构性功能的叙事留白,强调了判断力、妥协、宽容和节制对于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文城》不是余华以往任何作品的重复。无论从问题意识,还是表达这种问题意识的文体创新来说,《文城》都是余华对自我的一次超越,也是对三十余年来常见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叙述方式和问题意识的超越。

关键词:余华;《文城》;叙事留白;共同体建构

 

余华的《文城》提供了以追寻者为中心与以被追寻者为中心的两条不同叙事线索,以及以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为中心的民国初年溪镇史叙事,这些叙事都留有大量空白,不同线索的叙事之间相互补充,提示读者去重构事件的整体面貌。作者将非常重要的部分隐藏在那些空白之间,布置了一个显隐相间的叙事“迷局”,提出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政治伦理议题。在这种精心的谋篇布局中,叙事留白突破了以含蓄的细节表达言外之意的常见功能,将重要的政治伦理议题隐藏在整个叙事的“言外”,这与以不同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视角一样,具有全局性和结构性的意义。而这正是《文城》在当代小说叙事方式上的重要突破和创新。

 

何谓“文城”:叙事“突变”与叙事“迷局”

从表面上看,《文城》的结构分两个部分,主干部分是以追寻者林祥福引出的叙事,“补”的部分是以被追寻者纪小美(和沈祖强)为中心的叙事。主干部分叙述的故事如下:纪小美及其丈夫沈祖强浪迹北方,走投无路之际,两人伪装成兄妹,沈祖强将纪小美委托给林祥福照顾。纪小美与林祥福短暂结合,拿走了后者隐匿的部分金条,不久又返回生下女儿——她与林祥福短暂结合的结晶,然后重新消失。林祥福带女儿去“文城”追寻小美,判断溪镇即为沈纪二人所说的“文城”,并在那里等待小美,养大女儿。但在民国初年对抗匪乱时,他为营救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而不幸丧命。“补”的部分补叙了纪小美与沈祖强“做局”利用林祥福的原委,交代了主干部分留下悬念的一些关键细节,如南归途中纪小美决定返回林祥福家生下女儿,沈纪两人返回溪镇之后知道林祥福携女儿找来又离开,不久后在雪灾的祭天仪式中冻死。

主干部分留下叙事空白,补充部分再通过另一线索的叙述给出谜底,这是《文城》谋篇布局的方法。创作者使用这种结构方法,既可以用两个不同人物作为中心线索,也可以用三个或四个不同人物。电影《金刚川》就用了四个不同人物的视角讲同一个故事,只不过这是一次拙劣的运用,故事间的互补性很弱,让人感觉是一个故事乏味地重复了四次。《文城》将同一个故事讲两次,都采用全知全能叙事视角,只是中心人物分别是追寻者与被追寻者,两个故事彼此对照,后一个故事回答了前一个故事的部分悬念。这些是《文城》布局谋篇比较明显的特点。

既然多用了一次以其他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做补充,那可不可以再“补”一条线索,来填补仍然存留的叙事空白?余华的匠心在于,他可以把这个故事再以其他人物为中心讲一次,但却“补”了一次就收尾了,留下了一系列的叙事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回味和填充。

在主干部分的叙事中,关键的一处叙事空白是一次叙事“突变”,即民国初年溪镇周边匪乱滋生时,林祥福商谈女儿定亲事宜的对象是商会会长顾益民,而不是雪灾之际容留了自己与女儿的长期合作伙伴陈永良。这一叙事“突变”,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预期被突然扭转的不适感,并引发疑问:为什么是顾益民家,不是陈永良家?全书对个中缘由没有任何明确的交代,这样的叙事“突变”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此一叙事“突变”的留白有着重要的结构性功能。以此为节点,全书的叙事线索发生了结构性的“拐弯”,林祥福追寻纪小美的情节告一段落,转而进入以林祥福、顾益民与陈永良及其子辈为中心的民初溪镇史叙事,直到“补”的部分,才重拾林祥福寻找纪小美的线索,补叙纪小美和沈祖强的故事。民初溪镇史叙事的中心情节,是顾益民统领溪镇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这一情节与已故去的纪沈二人几乎没有关系。林祥福在溪镇的“等待”变成了将女儿的未来托付于溪镇的过程,他对顾益民家庭的认可,也可以说是对溪镇的认可。他对纪沈二人的关系有很大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未演变成怨恨,而是对溪镇产生了很深的认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援救溪镇的领袖顾益民。

经过这一情节发展的结构性“拐弯”,林祥福追寻纪小美的线索变成了导引和辅助的部分,而顾益民统领溪镇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成为全书的主要部分。如果说,林祥福带着对小美和阿强关系的疑问来到溪镇,直觉判断溪镇就是阿强所说的“文城”,意味着溪镇道德秩序的危机,那么,顾益民带领民众应对兵灾和匪乱,林祥福和陈永良倾力协助,则意味着溪镇在内外危机中维系秩序的努力。与此相应,“文城”从一个充满疑问的虚构之地,在现实中反而变成了林祥福能够认同的溪镇。林祥福参与了维系溪镇秩序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城”不再只是林祥福追寻和等待爱人小美的所在,更是在危机中依赖本地之力维系秩序的、可以寄托女儿未来的“应许”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余华在《文城》中布置了一个叙事“迷局”来迷惑读者,表面上故事的重心是林祥福对小美的追寻与等待,但这只是揭开溪镇故事的序幕,故事的真正主干是溪镇在危机中维系秩序的一段历史。林祥福寻找和等待小美的情节,事实上成了溪镇在危机中维系秩序的一个部分,作家用类似叙事密码的方式,将这种关联隐藏在小说主体与“补”的叙事线索之中。著作腰封上有一句重要的提示,“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用来解释前述叙事“突变”所标示的“拐弯”,恰如其分。这一别致的结构安排,蕴含了作者可能最为重视的内涵,但由于部分关键线索隐而不显,留有很多空白,因此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林祥福寻找和等待小美,变成了溪镇秩序维系的一部分?小说中有没有人对林祥福与小美、阿强的关系了然于胸但并未说破?作家在小说主体部分结尾与“补”的结尾,对“文城”有着很不一样的描绘,显露出明显的不协调,标示可供探索的叙事“迷局”的存在,提示读者在小说的种种未尽处继续思索。小说主体部分的结尾,描绘的是败坏的田野,“曾经富裕的村庄如今萧条凋敝……曾经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混浊之后散出阵阵腥臭”[1];而“补”的结尾描绘的是理想的山野景象:“此时天朗气清,阳光和煦……鸟儿立在枝上的鸣叫和飞来飞去的鸣叫,是在讲述这里的清闲。”(348)田野的败坏,是被兵灾与匪乱蹂躏的现状,而叙及林祥福及其忠仆田大的灵车与小美和阿强的墓地擦肩而过时,同样的山野变得美好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显然这是一种评论和寄托的暗示。但这种暗示是对什么的肯定或者褒扬?是对小美和阿强与林祥福之间尚未揭开谜底的难言之隐的褒扬,还是另有所指?作家一边布置叙事“迷局”,一边抛出一些只言片语的叙事“线头”,草蛇灰线,提示读者突破叙事“迷局”的障碍,像林祥福追寻“文城”一样,去思考民国初年的溪镇在危机时刻的种种问题。

 

领导、灰度与团结:重构以顾益民为中心的线索

从林祥福为何与商会会长顾益民而不是陈永良定亲的疑问切入,可以发现小说叙事中还有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叙事“线头”和相关空白。其一,顾益民安葬纪小美和沈祖强,从纪小美珍藏的孩子胎发和眉毛及其他迹象,知道她有难言之隐,他反对将婴儿胎发和眉毛分一半放入沈祖强的棺材,仍将它们放回纪小美的内衣口袋,是否暗示顾益民在那时已经大致断定纪小美挂念的婴儿并非她与沈祖强的小孩?甚或他那时可能已怀疑,之前到他家讨母乳的林祥福可能与小美有某种关联。其二,林祥福与他商量儿女婚事时,林祥福极有可能会像陈永良将家搬到齐家村之前两人挑灯夜话那样,讲一讲有关追寻小美和阿强的“难言之隐”,也即女儿林百家的身世,以及他为何携女留在溪镇。林祥福如果不跟顾益民说及女儿的身世,是有悖常情的。顾益民安葬了纪沈两人,但并没有告诉林祥福这两人的情况,所以林祥福多次与陈永良去西山,却至死没有去过纪沈两人的埋葬处。

如果忽视这些细微的叙事“线头”和空白,除了与林祥福定儿女婚约,顾益民事实上与林祥福跟沈纪二人的纠葛没有什么关联。顾益民是溪镇应对兵灾和匪乱的领导者,是小说中间部分的核心人物。在他领导下,商会像一个非常负责的自治政府一样在溪镇运行着,这个准政府有“每年所得的捐税”(100),不仅主动出从土匪那里赎回人质的赎金,而且包揽了为消弭兵灾支付给北洋军队的军费和各种花费六万银两。在这样一个理想型的商人及商会组织的领导下,溪镇是乱世中义利兼备的理想“堡垒”。他们自组民团,虽然训练不够,但土匪进攻时,却人人奋勇。匪乱生于周边,而外在于溪镇,溪镇共同体在乱世中仍能维系秩序,像是一个隐喻性的建构。

林祥福在与商会同仁商量营救顾益民时,主张按照其血书的请求,用民团的枪支去赎他,主要理由不是他跟自己有儿女婚约,而是因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溪镇可以没有民团,不可以没有顾益民”(185)。顾益民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行动策略,在溪镇面临被北洋军败兵洗劫的危机时,他认为败退的北洋军“毕竟还是军队,毕竟还不是土匪”,可以“对北洋军热情款待”,让他们放下屠刀(108)。后来果然如其所料,盛情之下,北洋军不得不放弃了洗劫计划,而且还处决了一个强奸民女的连长。面对土匪,能妥协时他也选择妥协,由商会为众多被绑票者支付赎金便是如此;在自己被张一斧绑票时,他也答应写血书请求赎命。

借用当下中国商界的一个著名概念,顾益民在需要妥协时做必要的妥协,是把握一定的“灰度”。掌握一定的灰度,是在坚持既定目标和原则的前提下,依据不同时间、空间做出妥协的决策,这是务实和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这样才能有审时度势的正确决策。[2]在危机时刻,掌握灰度的妥协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可能走到无法妥协的局面。在需要和可以不妥协时,顾益民也敢于斗争,组织民团抵抗张一斧匪帮的进攻,最后溪镇上千民众群起反攻,击退土匪。顾益民被张一斧绑架后,陈永良的逐渐变化,更清晰地显示了妥协的限度。陈永良妻子发现土匪绑架的是顾益民后,陈永良的决定是救顾益民,但不杀负责看管的土匪。张一斧匪帮报复屠村之后,陈永良组织乡民复仇,放过“和尚”带领的小股土匪并与之联手,他对和尚说,“乱世做土匪也没什么丢人的,不过做土匪也要有好心肠”(214)。在与张一斧匪帮激战后,他最后找到并用张一斧杀害林祥福的同一把刀杀死了张一斧。顾益民支持陈永良组织乡民,派人送去了一万银票。抱了必死之心去赎票的林祥福以为张一斧让他吃的是顾益民的肝,果断抢刀刺杀张一斧,不幸被杀。可见,顾益民、林祥福和陈永良在无法妥协时,都能果断决策,勇敢出击。

顾益民与林祥福、陈永良的友谊与同仇敌忾的团结,是溪镇共同体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堡垒的重要表现。顾益民安顿了陈永良一家,陈永良一家接纳和安顿了林祥福及其女儿,林祥福则以其积蓄和手艺,带着陈永良一起发家致富。他们之间有恩情与回报,但并不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而是比较平等的义气之交。林祥福在商会会议上站出来承担赎票责任时,曾想如果陈永良在,会承担这一任务,但自己还是不会让陈永良去。陈永良一家冒险营救顾益民,为林祥福复仇张一斧。林祥福和陈永良的勇义,除了对个人恩情和友情的回报之外,还包含着对顾益民领导溪镇的大义的认同,以及共同承担的团结精神。

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的交谊,有着掌握灰度的节制与含蓄。小说没有交代林祥福与顾益民定儿女亲家的原因,但重点叙述了林百家与陈永良长子陈耀武之间的爱恋,以及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应对这一难题的方式。陈永良试图斩断陈耀武对林百家的恋情,将家搬到了有匪患的万亩荡齐家村,但搬家后陈耀武仍去溪镇私塾见林百家。顾益民的处理方式是,去林家寒暄时留下了一份《申报》,而林祥福在上面看到上海中西女塾的介绍,悟出这可能是顾益民的苦心和含蓄的提示,于是送林百家去中西女塾读书,那里也是顾益民两个女儿读书的地方。小说明示,在林家留下《申报》,确实是顾益民有意为之的提示。这也意味着,小说叙事有一种故意的含蓄和节制。

顾益民与林祥福处理林百家恋情的节制,以及相关情节的含蓄叙述,提示我们,作家也可能有意用隐晦的细节叙述暗示,顾益民对林祥福与纪沈二人的纠葛可能知而不言。其一,雪灾末期的祭祀仪式是顾益民主导的,由于许多跪拜民众被冻死,顾益民对此一悲剧有责任,他安葬了纪沈二人。只要林祥福像对陈永良那样,对他说起过小美和阿强,顾益民就足以推断他们可能就是纪沈二人。如果顾益民推断林百家可能是林祥福与纪小美的女儿,会有动力主动向林提出定亲,以弥补自己的歉疚;他也有动力对林祥福保持沉默,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破坏林祥福对小美的想象和想念,何况斯人已逝,将小美和阿强的信息告诉林,也已于事无补。其二,为何是林顾联姻,而不是林陈联姻,小说并没有交代,根据小说给出的零星线头,无法重构出完整的解释。无论顾林二人因何种考虑联姻,陈永良都非常尊重和支持。但林祥福在兵灾即将降临溪镇之时的反应,显示他最亲密的朋友是陈永良。他试图一起逃亡的是陈永良家,而没有跟顾益民商量,尽管他跟顾益民刚办了定亲宴。因此,林顾陈三人的关系,可能有较为复杂的背景。

面对林顾联姻等情节的叙事留白,我们并无必要用想象去“再补”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情节是林祥福追寻小美和文城的故事的灰色部分,其中,顾益民可能知道纪小美与沈祖强即是林祥福要找的小美与阿强,但知而不言。从顾益民在应对子女婚恋难题乃至兵灾和匪乱时对于妥协的自觉运用来看,他在纪沈问题上保留灰度,是符合逻辑的。更能显示叙事者在此一问题上刻意留白的细节是,主体部分最后描述的是田野的败坏,而“补”的部分最后的描述,这里却是“清闲”的。为什么有此差异?不是因为此事已经无人知晓,而是因为顾益民知而不言,保留了灰度的空间。用“清闲”而非“沉寂”等词,暗示纪沈二人及其与林祥福的关系,并非完全沉没、无人知晓的一段历史。[3]

叙事者暗示顾益民在纪沈问题上保留灰度的另一迹象,是全书的结构安排:如果排除顾益民知而不言的可能性,那么,林祥福与纪沈二人的纠葛情节,与林顾定亲情节之后的溪镇民初历史,就是两个毫无关联、相互断裂的部分。“补”的部分已充分显示作家伏脉于千里之外的布局用心,比如小说主体部分曾提及一位陌生女子匆匆将“红色绸缎的婴儿衣服和鞋帽”送给林祥福(60),“补”的部分便揭开了这一叙事“线头”的谜底,这位陌生女子就是沈纪二人的女佣,强调女子送衣细节是林祥福判断溪镇即为文城的重要依据。既然如此,小说的前后部分与中间部分也就不可能简单地截然分离。以叙事“突变”为节点,前后部分与中间部分的有机联系,只有顾益民对纪沈二人知而不言这条若隐若无的细微线索。有了这根丝线,叙事结构形散实聚,强调了灰度、含蓄、节制和妥协的重要性;若没有这根丝线,叙事结构就会严重脱节,分散的部分缺乏有机联系。如果《文城》还有“再补”部分,顾益民可以成为“再补”叙事的中心人物,这些线头可能成为被解开的“包袱”。但小说没有“再补”,这是作家将叙事结构变成了富有潜力的内容生产容器,将人物的“寻找”转化为对读者“寻找”的召唤,把叙事留白变成了内容的关键部分。

 

沉默的追寻:小美的不得已与林祥福等待的方式

根据小说叙述,顾益民对林祥福隐匿纪沈二人信息,很可能与林祥福在溪镇追寻二人的方式有关。

林祥福在溪镇追寻小美的方式很特别,这一特别之处很容易被忽略。小说开篇详细描述了这种特别之处,后面只偶尔提及。林祥福寻找小美跟一般的找人完全不同,他只问“文城”在哪里,在江南尤其是在溪镇,没有公开向人们询问小美和阿强。他向溪镇居民谎称来自溪镇附近的沈店,这表明他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在女人们问及孩子的母亲时,他不置一词。他只是在溪镇住下等待小美之后,才在四处做木工活时寻找小美和阿强,连一起做工的陈永良也没告诉。阿强和小美回来的消息曾“很快传遍溪镇”,究竟是林祥福在溪镇曾悄悄问询小美和阿强,但溪镇民众都对他知而不言,还是他只是用眼睛找,根本就没有问过溪镇人?叙事者明示,林祥福在溪镇“见过”五个阿强和七个小美,也即暗示林祥福寻找小美或阿强的方式,并非问询。在溪镇,林祥福是在沉默中寻找小美。十三年之后,在陈永良将搬离溪镇时,林才跟他说起找寻小美和阿强的“难言之隐”,认为自己当初确定溪镇就是文城是一意孤行,“小美和阿强的名字应该也是假的”(153)。林百家问起母亲时,林祥福总是张冠李戴,绝口不提小美。

但林祥福并不是一直都只问“文城”不问小美,按照叙事文本,恰恰相反,最初在北方的寻找,“他一路都在打听小美的行踪”(51);过了长江之后,在江南水乡辗转时,他的问询才发生了改变,“他向人们打听一个名叫文城的地方”(53)。叙事者不动声色地一笔带过林祥福问询方式的重大改变,呼应小说开篇对他的问询方式的详细刻画。余华像施耐庵、曹雪芹等中国古典小说家那样,用从春秋笔法演化而来的叙事留白,等待读者用细读来重构线索,思考其中的深意。

过了长江之后,为什么林祥福只问“文城”不问小美?小说几乎没有任何解释,需要读者将相关细节勾连起来,体会林祥福的行为逻辑。首先,林祥福从小美的不告而别、返回生女、再次不告而别,对小美的行为有全面的判断和体贴的理解。小美第一次不告而别,带走了他藏在墙壁中的部分金条,他认为小美有可能是蓄意谋财。小美返回,说怀上了他的骨肉,希望为林家续上香火,他从小美“没有把我的孩子生在野地里”,“也没有狠心到把金条全偷走”(40—41),判断小美返回生女是出自真心。如果小美是恶意设局,开始就会把金条全拿走,也不会多此一举回来生下女儿。他对小美保持沉默的部分没有持续追问,但他也注意到小美“没有在我爹娘坟前发誓”,“没有发誓说以后不走了”,在小美跟着的时候拍着毛驴说,“只有你一直跟着我”(38),预判小美很可能会再次不辞而别,但也只是听天由命,这是对她有难言之隐的体谅。其次,他要为女儿寻找母亲,也希望将小美带回北方,但他推测小美与阿强未必是兄妹关系,在江南水乡,只问“文城”不问小美和阿强,避免让小美在家乡陷入难堪的境地,是为小美的选择留下空间,事实上也为女儿和自己留了空间。这是林祥福处理这一难题时的节制、体谅和妥协,或者说灰度。

叙事者通过林祥福由《申报》把握顾益民含蓄提示的细节,提醒读者,林对重要细节有其观察力和领悟力。叙事者用系列细节强调了林祥福对年轻女子送他童衣的情景的反复分析和揣摩,要注意的是:这些细节是否暗示林由此看出了什么?“补”的部分在揭开陌生女人就是沈纪二人女佣的“包袱”时,还补充了新的叙事“线头”:这个陌生女子送衣帽给林时,说了一句“给小人穿”,林祥福听小美也曾用“小人”的方言指称婴儿;阿强提供的文城与长江的距离,跟溪镇与长江的距离接近。叙事者明示,林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了“阿强所说的文城就是溪镇”的判断(61)。除此之外,其他细节亦有所暗示。一是女佣从小美在林祥福携女到达溪镇之后的种种异常反应的错愕,以及沈纪二人每次买米都超大分量(深居简出有其目的)等迹象,暗示女佣可能判断出北方汉子带的婴儿跟小美有关。二是以林祥福对言外之意的感知能力,在他反复思考女佣送童衣的相关细节时,有可能想到,这个陌生年轻女子短暂面对林祥福时的“嘴角含笑”,与他对送童衣原因的最初想象之间,会有一些不协调:如果年轻女子的孩子也被龙卷风刮走了,恐怕很难“嘴角含笑”(331)。“绸缎的精美和手工的细致”令人赞叹,这种质地的童衣即使送人,也会穿过,而这些婴儿衣服和鞋帽是“崭新的”,意味着极有可能是衣服做好了,婴儿却不在了。这是林祥福推断这家婴儿遭遇意外的原因所在,这并非他的臆想,而是其细致和敏锐所在。小说中这种细节描写都不动声色,就像一些河流漩涡的表面平静如常。陌生女子“嘴角含笑”,提示了这家人送出崭新的婴儿衣帽可能另有原因,这是林祥福“在一座桥上站立很久后,决定返回溪镇”的一个原因(60—61;331—332)。三是林祥福曾反复察看女佣在溪镇送的婴儿衣帽的手工,也熟悉小美再次离开他家前给女儿缝制的衣裳。林祥福是木匠好手,对手工针线活也可能不乏敏感,应能注意到这些衣帽手工活的接近乃至一致之处。

林祥福做出了正确的推断,但由于纪沈二人已逝,顾益民知而不言,十三年后他推翻了这一判断,不过,他认为溪镇和顾家是可以托付女儿未来的地方,准备在女儿成家后返乡。

小说有关顾益民、陈永良与林祥福—纪沈纠葛关系的零星叙述,构成了一个灰色空间,顾益民、陈永良、林祥福与纪沈二人的行为方式都带有妥协和灰度的特点。顾、陈和林对灰度的掌握主要是外向的,他们的内在世界比较稳定;而纪沈二人的妥协是外向的,更是内向的,他们的内在世界的妥协使他们处于人格分裂状态。顾益民向林祥福隐匿纪沈二人的信息,可以让逝者安息,让生者保存温情和眷恋,应有成人之美的考虑。在林祥福用沉默的追寻方式为纪沈二人留有余地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理由不为纪沈二人与林祥福父女留有空间。客观上,顾益民隐匿纪沈二人的信息,可以消弭溪镇的一次道德危机,但很难说这是他的自觉目的。小说叙及沈母两次打算休小美,都有其刻板的道德理由,这是纪沈二人悲剧的最初缘由。但顾益民做决定时并无刻板的道德意识,他用贿赂北洋军的方式保溪镇安宁,其中一个举措是让商会包下镇上两家妓院“供全旅官兵清火消热”(110)。顾益民隐匿纪沈二人信息的理由与包下妓院的理由接近,并不是基于保溪镇清誉、维系溪镇道德秩序等理由,更不是将“讲真话”作为不可逾越的道德标准,而是把握灰度,不给林祥福增添不必要的烦恼。顾益民不是很重视道德标准,而是以妥协和灰度有效达到较好目标;他在乱世中致力于维系的溪镇秩序,首要目的是溪镇的安宁,而非道德秩序的不容移易。在这里,灰度是溪镇在乱世中维系秩序的基础和重要方法。

纪小美和沈祖强的灰度意识则最终让他们陷入自我撕裂的临界状态。纪沈二人北上寻亲山穷水尽之际,伪装成兄妹,沈祖强将纪小美委托给林祥福,自己乞讨为生,突破夫妻大防,一方面有其不得已,另一方面也是任事轻浮和无力自立的表现。纪小美盗走林祥福的部分金条,与沈祖强南归途中良心发现,返回生女,然后再南归隐居,是一种试图兼顾林祥福与自家的努力。纪沈二人的妥协主要是与自我的妥协,一是在求生与纪沈夫妻分离之间的挣扎与妥协,二是在好逸恶劳与不盗不贪的基本道德伦理之间的挣扎、妥协与撕裂,三是纪小美在道德破产的恐惧与母女之情,以及与沈林二人的情分之间的挣扎、妥协与撕裂。林祥福携女找到溪镇,迫使纪沈二人只能隐匿家中或准备逃匿,在内心善恶交战的悔恨与恐惧中煎熬。纪小美在祭祀仪式上极力忏悔,连带沈祖强与女佣一起被冻死,这是她人格撕裂的悲剧后果。

纪沈二人和女佣冻死在祭祀现场,背着女儿恰好路过那里的林祥福没有看到他们,可谓巧合;田家兄弟拉着林祥福和田大的遗体与纪沈之墓擦肩而过,这种“清闲”则是林祥福在江南沉默追寻与顾益民知而不言共同作用之下的必然氛围。

 

灰度、团结与共同体建构:叙事“迷局”的核心议题

余华的《文城》布置叙事“迷局”,留下系列叙事空白,将林祥福在溪镇沉默追寻与顾益民知而不言等线索留在这些空白之中。同时故意留下一些“线头”,引导读者去留意林祥福追寻方式与顾益民知而不言的特别之处。与这两个特别之处相接近或关联的,是林祥福、顾益民与陈永良应对下一代婚姻情感纠葛的方式,林祥福与陈永良合伙的方式,顾益民领导商会的方式,陈永良领导乡民找土匪寻仇的方式等,这些都溢出了林祥福追寻小美的故事线索,进入一个更大的历史场景和问题谱系,成为溪镇共同体建构和秩序建构的一部分。《文城》叙事留白的特别之处在于砍掉了整个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些叙事留白的结构性功能是引导读者在探索故事残缺部分的线索时,意识到其中的系列问题。小说的大量留白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整合起来,可以看到妥协和灰度对于共同体团结的重要性。

我们首先区分小说中三种不同类型的灰度。第一种是溪镇共同体与北洋溃兵、土匪等外部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妥协。第二种是纪沈二人内在自我的分裂、冲突与妥协。这两种灰度是小说叙事明示的部分,有共同之处:一是它们都基于生存需要,二是内在或外在的妥协都有其限度。顾益民、林祥福和陈永良面对张一斧匪帮求妥协而不可得,显示了妥协的外在限度,他们奋起反抗是对妥协的扬弃。纪沈二人在内心善恶交战中走向内在撕裂和崩溃,显示了善恶妥协的内在限度。

第三种类型的灰度是共同体内部的相互尊重、容忍和留有空间,包括家庭共同体的灰度(如林祥福对小美难言之隐的尊重,向女儿隐瞒其母的情况),以及溪镇共同体的灰度(亦即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灰度,如顾林陈处理儿女婚约和感情的方式,顾益民的知而不言,陈永良与土匪“和尚”的联手)。它们有的是小说叙事明示的部分,有的未曾明示。

小说叙事中共同体内部的灰度有其特别之处。其一,共同体内部的灰度与前两种灰度类型的关键差异是,共同体内部关系不是善恶对立的矛盾,而是相互之间能够建立信任。无论是家庭共同体中的林祥福与小美,还是溪镇共同体中的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他们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类型的难题,但相互之间有基本判断,并由此建立信任。林祥福在小美首次不辞而别后曾认为小美是坏女人,但在小美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返回之后,有新的判断,重建信任。陈永良与土匪“和尚”能够联手,结拜兄弟,也是基于彼此间的信任,更不用说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之间的默契。

其二,被迫在抗击匪患中求生存和保尊严,有灰度意识的领导者的出现或成长,是溪镇共同体内部团结得以形成的两大动力。在匪患当前的溪镇,顾益民领导的商会是溪镇团结的动员者和中流砥柱,这种动员与灭顶的危机感产生了“化学”作用,被绑匪割掉一只耳朵的十九个民团士兵及其他士兵在恐惧中奋勇还击,带动了全镇民众走上城墙。陈永良号召万亩荡齐家村村民起来为亲人报仇,“既然苟且偷生不能,那就与张一斧土匪决一死战”(210),齐家村的队伍在万亩荡行进的过程中聚集了众多周边村庄的民众,发展到百余人。

其三,家庭共同体中的林祥福与小美,溪镇共同体中的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相互之间都保持了独立性。他们相互尊重,有平等意识,对于相互关系中的难题,为关联方留有空间,这种保持灰度的行为模式的前提是个体的人格独立。林祥福质问过小美为何拿走金条等问题,在小美沉默的情况下没有追问不舍,他没有将小美对自己有亏欠视为约束她的理由。在林百家与陈耀武的恋情问题上,顾益民留下那份《申报》暗示林祥福,留待林祥福自己去选择。就情感关系而言,这是自觉强扭的瓜不甜,给对方留有选择余地。就社会政治关系而言,个体经常面临选择问题,要看各自的判断、意志和愿望,一个团结的共同体内也会存在各种倾向和分歧,领导者若在引导的同时留有个体选择的空间,更容易相互砥砺,凝聚共识,避免阳奉阴违等情况。

其四,领导者把握灰度,是溪镇共同体内部组织起来的重要方法,也是溪镇共同体应对外部危机的重要方法。对内与对外的灰度有不同的含义,对内的灰度是溪镇共同体(尤其是顾、林、陈三人)能够团结的重要原因。一个处理对外关系能把握灰度的共同体,处理内部关系可能有多种情况:一种是一方处于绝对优势位置,倾向于去控制合作者,降低灰度;一种是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仍致力于形成共生的组织形态,保持各个主体的独立性,保持灰度,在合作基础上领导;一种将灰度视为权宜之计,不能一方独大时倡言灰度,能够一方独大时降低灰度。顾益民在溪镇有条件形成控制性的影响力,但溪镇形成的是一种保持灰度的共同体生态。顾益民领导的商会,采用的是合伙议事的机制。顾益民不是将林、陈笼络为下属,而是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顾益民在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时,自觉选择了一种更为平等、更重视合作的方式。林与陈也是如此。这样易于迅速达成共识。陈永良带领乡民向张一斧匪帮寻仇的过程中,与“和尚”带领的小股土匪携手合作,建立信任,在“和尚”帮助下确定对付张一斧的战略。“和尚”拼死刺瞎张一斧双眼。合伙关系在商业领域的活跃,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中重视灰度的把握,是溪镇共同体的重要特点。

顾益民、林祥福与陈永良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与他们都是有走家串户经验的工商业者有关系。顾益民开设多家绸缎商号,“与其他商号坐收其利不同,他的伙计时常带着货样走街串巷招揽顾客”(63),林祥福来自北方,同样一直游走四乡做木工,在溪镇仍然如此,和陈永良合伙在溪镇及周边承揽木工活。他们在生意中熟知和实践合伙制的组织模式,在社会关系和组织中也采用类似于合伙制的方式。

溪镇商会议事和林陈合伙的合作模式有其历史基础。赵世瑜指出,在江南水乡,至少在元明时期,水上渔民在生产中经常需要协作,合伙制在经商群体中也较常见,合伙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扩展到社会网络的建构,形成“合伙制社会”。[4]《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顾益民作为溪镇领袖的身份是商会会长,而不是家族族长或者儒生,显示商业在这个两万人口的城镇的重要性,由此可推知商业中的行为方式对地方治理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出现的溪镇居民的姓氏比较庞杂,如顾益民、沈祖强、曾万福(船夫)、张品三、徐铁匠、李掌柜、陈三(卖油条的)、郭少爷(中医药铺)、私塾王先生等,这意味着,叙事者描述的溪镇居民的关系,并非那种两三个家族内部的亲属关系,可以看作商业活动活跃地区人口频繁流动对溪镇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般近现代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家族要素在《文城》中影响很小,溪镇共同体的主要基础并非家族血缘关系,而是以商业合作关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合作关系。马克斯·韦伯在其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合伙史》中曾分析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两种不同的合伙制在西欧兴起的脉络,“普通合伙是合伙人的联合体,而有限合伙只是一种参与投资的关系”,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有限合伙“起源于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合伙”,普通合伙强调“连带责任”,“则是从地位对等者以及那些拥有平等的财产处置权的人们之间的合伙发展而来的”。[5]林祥福与陈永良是地位对等者的合伙,更接近于韦伯所说的普通合伙,不同之处在于,林陈的合伙并未签订契约,但这并未影响到两人的信任,在由于处理子女恋情难题不得不散伙之时,双方利益的拆分也很顺利。顾益民主导商会从捐税中划出被绑票者的赎金,理由是“今天被绑的是他,明天被劫的就是你”,这是将商会的连带责任扩展至全镇居民,即“身处乱世,溪镇民众更应团结一致,有难共当”(100)。

更进一步说,沈祖强将纪小美委托给林祥福照顾,纪小美与林祥福结婚生子之后,纪小美与沈祖强之所以关系如旧,这种与当时主流礼法习俗不合的对婚姻关系的理解,也与江南水上社会与合伙制相应的婚姻观念很有关系。赵世瑜指出,一些江南地区常见的赘婿现象即是以婚姻关系强化生产经营协作关系的一种表现,而这是礼法制度下的父系传承模式不太认可的。江南水上人家的合伙制社会的婚姻关系缔结,更为重视姻亲关系带来的合伙协作关系,如清代苏州渔歌所唱,“几家骨肉一家人,泥饮船头任率真。礼法岂为吾辈设,不妨蓬跣对尊亲”。对于这种情况,民国时陈序经对广东疍民的调查有所涉及,比如有的寡妇不婚而与其他男子有染,公婆不问,但所诞子女归属原家庭。[6]纪沈二人走投无路之际各谋生路然后重新会合的安排,反映了合伙制较有影响的地区相对松弛的礼法观念,以及以合伙制理解婚姻关系的倾向。

虽然可以通过与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读,发现溪镇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合作制等传统要素,但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合作制靠什么才能运转起来,合作关系为什么能够建立?无论是溪镇的合伙制或者合作关系,还是林祥福与小美的短暂结合,信任关系的建立主要不是靠契约。人们面临矛盾和问题时能够找到有灰度的办法,是信任关系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关键。《文城》不仅描述了溪镇不同类型的社会和商业合作,呈现了这些合作形式对于溪镇共同体建构以及顾益民所呼吁的溪镇民众的“团结”的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将问题进一步推进到更深层面,即在危机时刻共同体何以建构,合作形式何以运作,爱情、友谊和社会团结何以形成。

小说叙述了更为基础的支撑要素,它们未必是传统的。小说的结构性留白之为留白,一方面,明示的部分容易把握,暗示的部分容易被忽视,但隐晦暗示的部分反而可能是叙事者更强调的方面。前面分析的结构性留白提示,对于共同体建构而言,灰度及相关问题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叙事留白,尤其是结构性的留白之所以能够成立,被读者感知到,是因为在明示的部分做了足够多的铺垫。也就是说,宽容、妥协与节制等把握灰度的方式,有其支撑性的要素,它们与这些把握灰度的要素一起,构成了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前面分析的个体的独立性,内部矛盾并非善恶冲突,以及匪患带来的生死危机等,就是最重要的支撑性要素。这些要素整合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溪镇共同体在匪患危机中的建构,既要重视个体的独立性,也要组织起来,团结斗争。要兼顾这两个方面,亦即在尊重个体独立性的基础上组织和团结起来,需要共同体内部的协调、宽容和妥协,需要为个体的选择和决定留有空间,尤其需要领导者有自觉的灰度意识。这是小说叙事的结构性留白与明示部分相互呼应的内在意涵。

这一问题是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社会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新问题,超出了传统江南水乡合伙制社会的组织和整合所需要处理的问题范畴。《文城》叙述了北洋溃军,但基本没有提及革命问题,这段清末民初的历史看起来像是二十世纪革命中国的“前史”,在“革命”已经发生的时代,省略了“革命”。实则不然,共同体组织过程中的个体独立性问题,是民国初年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重大议题,是革命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产物。顾益民与林、陈的平等关系,林祥福与小美的平等关系,以及陈永良与“和尚”的平等关系,是在现代革命进程中尊重个体独立性基础之上形成的新型关系。小说通过结构性留白及相关叙述,凸显共同体建构和组织过程中的协调、宽容和妥协问题,以溪镇应对兵灾和匪乱的革命“前史”,叙述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小说由此带有强烈的隐喻性。

围绕此一问题,小说对于兵灾、匪乱等外部危机与共同体内部组织的叙述差异耐人寻味。一方面,匪患带来了生死危机,另一方面,内部矛盾并非善恶冲突。并不是危机时刻共同体内部不可能存在善恶冲突,而是共同体内部尤其是领导者能够明辨善恶,把握分寸。例如,陈永良能够准确认识和信任小匪首“和尚”,与其结拜兄弟,排除了合作过程中可能有的猜忌、冲突、斗争乃至于清理,而这些可能有的复杂现象,是此前三十余年间中国当代历史小说连篇累牍叙述和渲染的历史现象。小说的历史叙事建构了一个理想型的溪镇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出现善恶分歧等敌对斗争,也未出现向这种敌对斗争转化的迹象,因而共同体内部也没有出现相应的怀疑、警惕乃至杀戮。小说叙事结构性留白强调共同体组织内部的准确判断、协调、宽容和妥协的灰度,独立而平等的不同主体以判断力、洞察力、理解力和同情心建构了社会关系的灰度空间,这是共同体内部能够建立信任、形成团结的重要基础。《文城》的这一叙事构造一方面提供了共同体建构的理想条件和模式,这是“文城”(即溪镇)带有理想性色彩的关键所在,是林祥福将女儿未来托付此地和为之牺牲生命的原因;另一方面,叙事的结构性留白留下的问题也是开放性的,平等的独立主体用智识与善意构造的社会关系的灰色空间,是否足以排除或应对“文城”这种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叛徒或奸细等疑难问题?

小说并非没有为读者思考这类疑难问题提供空间。小说叙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灰度,如果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纪沈二人内在的灰度的特点是,两人在善恶倾向间的挣扎,主要是妥协,缺乏与自我斗争的勇气,这是他们在自我分裂的煎熬中心理崩溃的主因。顾、林、陈等人不然,他们在有妥协空间时可以妥协,在没有时则勇敢地斗争,因此他们能够保持内在世界的平和与稳定。小说叙事提供的对比,提示把握灰度的关键在于,不能只有妥协没有斗争,妥协不能丢掉基本原则或方向,在需要斗争的时候要能够勇敢斗争。

 

结论:《文城》的文体创新及其在余华创作中的位置

无论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而言,还是就余华的创作历程来看,《文城》对叙事留白的结构性功能的发掘与创造性运用,都是别出心裁的文体创新。余华是一位有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他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众多解读,及其创作谈,都很重视故事叙述的方式。他在近年的《我的文学白日梦》中预告:“说实话,《兄弟》之后,我不知道下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模样,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事方式……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7]可以说,《文城》达到了这一目标,这部小说不是余华以往任何作品的重复,他叙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要变化。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存在一个重要潮流,即在一部或系列长篇小说中致力于叙述长时段的现代中国历史,可以称之为“重述二十世纪中国”的潮流。[8]余华是这一创作潮流中的重要作家,《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较早的作品写的是时代史中的个人史和家庭史。他在《兄弟》后记中介绍构思的缘起:“五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那是一个世纪的叙述。”[9]余华晚近十余年的创作越来越重视从整体上把握当代中国,《第七天》《兄弟》都是这样的创作,但写法比较节制,与早期作品一样,更重视个人生命的自主性和偶然性,通过个体命运揭示当代的重要问题,但并不试图以家族史和地方史叙述为整个历史做界定。余华的特别之处是,在叙述当代史时,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在《〈兄弟〉创作日记》中说,“我经历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叙述的两个时代,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的弊病,因为我也有一份”[10]。

《文城》的叙述视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从关注个体生命史与时代史的关联,转而同时关注或者更关注社会共同体与时代史的关联。《文城》的标题提示了这一变化,小说的核心部分已不再是林祥福的个体生命史,林祥福追寻小美的历程成了清末民初溪镇共同体应对兵灾匪乱的历史的导引和辅助部分,并通过顾益民对其隐匿纪沈二人信息的叙述留白,将林祥福的追寻变成了溪镇共同体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解了林祥福在溪镇的沉默追寻和顾益民的知而不言,才能更深入地把握溪镇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内部协调、宽容、节制与妥协。

与此相应,《文城》的问题意识也有重要变化。相对于此前的个体生命史叙述对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个体生命力、个体作为时代症状等问题的关注,共同体建构问题在《文城》中更为重要,结构性的叙事留白引出的是共同体如何更好地组织起来这种有关历史动力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第七天》是余华小说创作问题意识调整的重要一步,从阴间这样完全虚构的层面尝试把握社会共同体遭遇的问题。在这部作品里,余华更多地呈现了“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的社会焦虑,以及叙事者的焦虑。《文城》将这一问题意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拉开时间距离,在历史叙述中,勾勒那些可以为突破这些焦虑以及相关难题提供启发的经验与路径。

余华在自省时,还提出了自我治疗的议题。他曾引用易卜生的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哪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然后指出,“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他也曾分析“血腥和暴力”在自己作品中逐渐减少的趋势,提到幼时目睹批斗、武斗、群架、行刑的经历造成的重要影响,以及自己通过减少对血腥与暴力的叙述,使自己避免了严重的精神危机。[11]既然余华的自省是与其历史叙事融合在一起的,他的自我治疗的尝试,自然也是对于历史叙事的自我治疗,是面对历史痛点的一种构想。《文城》对溪镇共同体的理想型叙述,可以看作一次这样的尝试。叛变、内奸、防微杜渐的决绝、有意无意的误判、对同志的暴力等常见的叙述套话没有出现,在有着众多留白的历史叙述中凸显的是替代性的共同体建构与组织。对暴力的叙述仍然是《文城》的重要特点,但主要是溪镇共同体面对匪乱的斗争。对于溪镇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理想型叙事,没有面对那些引发内部斗争过度伤害的更多元的动因,就像那些设定了诸多前提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理想模型那样,离真实世界还颇有距离,不过,这并不妨碍理想型叙事提出重要的问题和思路。而且,三种不同类型的灰度和妥协状况的并置,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思索妥协与斗争的辩证法的空间。

结构性留白的叙事创新,由此可以看作通过叙事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结构性留白的提示是明晰的,又是节制的,它留给读者自己选择,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些结构性留白包含的开放性问题,是对读者发出的共同思考的邀请,期待的是对历史叙事的自我治疗感兴趣、关注历史痛点的读者。[12]结构性留白中的沉默追寻、知而不言,是社会政治场域抉择时刻常见的情况,人们对特定问题未必没有自己的看法,但保持沉默,这其实也是对更多答案和可能性保持开放。与此相应,这种新颖、开放的结构性留白是一种“叙述的美德”[13]。它改变了试图为历史打下钢印的线性思考方式,用结构性留白把重大问题的历史叙述转变成开放性的提问。将叙事留白提升为叙事的框架性要素,使之成为以历史叙事进行“治疗”的修辞手段,拓展了留白这一中国古代小说技法的功能,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文体创新。

无论从问题意识,还是表达这种问题意识的文体创新来说,《文城》都是余华对自我的一次重要超越,也是对三十余年来常见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叙述方式和问题意识的重要超越。

注释:

[1] 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36页。以下引用《文城》之处,只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

[2] 参见黄卫伟主编:《以客户为中心:华为公司业务管理纲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352页。

[3] 陈永良是否知道林祥福找的就是溪镇的纪小美和沈祖强?陈永良搬家到齐家村前夕,两人曾挑灯夜话,林祥福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阿强与小美回来的消息,曾经“很快传遍溪镇”(317),陈永良那时刚到溪镇两年(153),可能听闻过纪沈两人,但因为溪镇是一个两万人的大镇(104),未必有印象。陈永良分析,由于百里之内人人皆知林祥福,“你所说的小美和阿强,想必也会知道”,他“迟疑之后”说,“他们不会回来溪镇了”(153)。这一措辞,省略了“即使他们是这里人”,意味着陈永良可能也怀疑小美和阿强是溪镇人,但根据小说的叙述,当晚陈永良的平静讨论,意味着他不知道或者没有记起纪小美和沈祖强。

[4] 参见赵世瑜:《新江南史: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以洞庭东山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唐传奇〈柳毅传〉的历史人类学解读》,《民俗研究》2021年第1期。

[5] 马克斯·韦伯:《中世纪商业合伙史》,陶永新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132、100页。

[6] 参见赵世瑜:《唐传奇〈柳毅传〉的历史人类学解读》;陈序经:《疍民的研究》,《民国丛书》第3编第18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苏州渔歌引自宋如林修、石蕴玉纂:《苏州府志》卷一四七《杂记三》,清道光四年刻本,第26页。

[7]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8] 参见何吉贤、张翔、周展安:《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重述“20世纪中国”三人谈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5月4日。

[9] 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页。

[10]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第213页。在那些试图凭借地方史和家族史控诉民族国家历史,给近现代中国历史作简单的整体性判断的作品中,这种自省意识是缺席的。

[11] 同上,第15、1—10页。

[12] 这种结构性留白是双重留白,一重是小说故事线索的部分省略,另一重是叙事留白所要强调的部分,对应的是被省略掉的既往历史叙事的重要环节。

[13]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第63页。


本文来源:张翔,《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