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与《活着》



余华:我与《活着》


影与灯 2022-10-14 14:00 发表于北京





一个午觉的灵感



Q1:《活着》已经面世将近三十年了,到今天也非常受欢迎,请问老师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个故事的呢,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余华:我一直想写一个中国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关系,但是一直不知道从哪开始。对作家来说,灵感有时候是一个书名引发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个细节、一种直觉,甚至一句话都会引发他写作的欲望。当时也就是中午睡了个午觉,醒来就有了“活着”这个名字,我突然发现这个角度可以写了。假如没有想到“活着”这个书名的话,可能这个小说我不知道会怎么写,甚至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把它写完,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方式。

1992年春节以后,我和妻子住在北京西边一个大概八平米的平房里。那个地方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都有。有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床上得坐两个人,因为椅子只有一把。我写作的书桌后面是一个书柜,书桌紧挨着书柜,书柜下面的柜子放衣服,所以每次要换衣服的时候,得把书桌挪开,要找书的话就挪一下电视机和冰箱。我就在这样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把《活着》的解放前的部分写完了。解放前写的很顺利,我记得大概不到一个月写了有三四万字吧,这对我这样的一个写作速度很慢的人来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触摸写作的开关


Q2:您提到写《活着》的时候也卡住过,我们平时写作的时候也会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再往下写了,那您是怎么接续上述创作的呢?


余华:像《活着》这样一个小说,其实我是跟着福贵的命运走的,我之前没有想得很清晰。我在写长篇时候,不希望想得很清晰,这会缺少一种意外的惊喜。写作还是希望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希望命运能够给我很多的东西,我是一个比较贪婪的人,希望命运给我更多的恩赐,给我更多的灵感。

我解放前写完以后已经不知道解放后怎么写了,因为之前的精力全部放在解放前的部分。那时候我要回浙江了,有一天我把解放后的那个段落前面的一段话写下来,写完以后有东西就突然喷涌而来了。有时候,写作就像一个水龙头,你没有摸到那个开关,它就不会出水,它不是停水,是你没有摸到那个开关。摸开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断地写,写这一段不对,再换一段,再换一段,开关肯定会被你摸到的。

除了不断尝试,找开关也是需要运气的,有时候我感觉我是对的,却可能越走越远了。你得从一开始就没有偏,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偏,才能够找到真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种人生的运气在里面,有些运气是学校教不了的,你们只能自己到社会上去碰到。写作其实很容易被一种感觉给迷惑,尤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觉得前面写出了几句很好的话,舍不得扔掉它,其实你把它放下,我不是说抛弃它,而是把它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适合另外的一部小说的开头,而不是这一部。如果你自己的水龙头储存着比较丰富的水,源源不断,那么随时都可以打开它来。有一天你发现没水了,那就把水龙头关上。当然也不可能一直开着,你要保证下次需要的时候打开它还能出水。


人物与命运的关系


Q3:您说是先有《活着》这个名字,才想到写这本小说。那对您自己来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特别想去表达?


余华: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很值得去写,他们的命运最为坎坷,像战争、瘟疫、饥荒,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我就一直想,如果把一个人物放在那个时代,那这个人物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很值得思考的。

当然,写篇幅稍微长一点的小说,它不是几天能够完成的,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才能够完成,这就像经历人生一样。小说中那些核心的东西,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去发现的。所以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拥有了什么。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人类的思维也是相通的,当你发现大家对你写出来的东西产生共鸣了,那就意味着你写下的是一个普遍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东西。所以《活着》这个小说,我当时越往下写的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好像福贵这个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我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而且坚信不疑,生命要求福贵活下去,所以他就活下去。

至于评论我自己的作品,我觉得你们来说比我自己说可能更合适。我自己说自己,说的不好我自己又不答应,说的太好就成了自吹自擂,所以评价自己的作品不容易的。但《活着》翻译成意大利文以后,意大利有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他写了一篇评论,里边有句话说的真是很好。他说:“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但却教会了我们如何去不死。”这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忍受与怯懦


Q4:您提到:“活着是汉语里边最有力量的词汇之一,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活着给你带来的一切。”忍受和怯懦似乎会经常联系在一起,那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品质的呢?


余华:你要看是如何来理解“怯懦”这一词汇。一个人可不可能在某些时候是勇敢的,某些时候又是怯懦的呢?另外,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他会有恐惧,他会有怯懦,心理素质最好的或许反而可能是那种流氓杀人犯,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少有自责的感觉,什么都无所谓。这样看来怯懦其实也是人的一种美德,就是人要有恐惧感,有敬畏感。它现在看起来好像未必好,但它是我们人类一种重要的好的基因。

不过人是由各种情感组成的,不是只有一种情感。所以人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就能够表现出跟这个场合吻合的一种情感,而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可能表现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情感。可见,人在不同处境中的情感是变化的。



余华眼中的福贵


Q5: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福贵是个很苦难很悲剧的人物。您跟福贵伴随了一年左右,您眼中的福贵是怎么样的呢?


余华:多年之后我也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福贵他确实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我认为他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大多数悲剧人物的悲剧性都是由他们的结局来决定,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他们出场的时候都不是悲剧人物,而是掌握权力的高高在上的人,最终的结局让他们成了一个悲剧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是悲剧人物吗?假如托尔斯泰没有那几页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沿着铁轨一路走过去卧轨自杀的描写,这可能不是一个悲剧,但恰恰是安娜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完成了悲剧人物的结局。再有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她一出场就是悲剧,结局也是悲剧的。所以悲剧人物的共性就在于,在结局的时候,他们是悲观的和绝望的。

但是福贵没有,他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也很乐观。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说,他依然很好地继续活下去,所以我觉得福贵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也肯定不是一个喜剧人物。



我刚开始写《活着》的时候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利。后来写不下去了,把它改成了第一人称,让福贵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很快就写完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我仅仅以为这是一种技巧的选择,从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一个自我的角度。过了些年以后,我开始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因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福贵肯定是很悲惨的一个人,除了苦难以外没有什么了。但是从福贵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充满了一种幸福感,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拥有过一个最好的妻子,两个最好的孩子,虽然他们已经离他而去了,但他拥有过他们。他老了以后,还有一头老牛陪着他,他确实认为他这一生过得很幸福。福贵是一个乐观的人,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他依旧乐观。人生的价值是属于自己感受的,它不属于别人的看法,那福贵确实是无负今日啊。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无负今日!


尊重笔下的人物


Q6:这样一个视角上的转变,对您之后看人看世界的方式以及跟这个世界的连接,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吗?


余华:很大的改变。因为《活着》,我开始知道了当我面对一个新的素材的时候,我不能用过去已经熟练掌握的叙事方式去写这样的作品,得去寻找最符合这个题材、这个作品的一种叙述方式。在《活着》之前的那些作品中,我觉得我就是笔下人物的一个主宰者,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在我早期很多中短篇小说里面,作品中人物基本上都像是符号一样的,我认为他们不需要有生命。《活着》之后,我已经懂得如何尊重我笔下的人物,他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人物是有自己的生命,尤其像是《活着》这样的作品。

我和福贵,伴随了有一年左右。我发现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些地方跟我是吻合的,有些地方又跟我不太一样,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一个作家开始尊重自己笔下人物的时候,那么这个作家他就会尊重别人。我们一直认为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父母、老师、同学、朋友等会对自己产生影响,还有阅读和学习也会产生影响。后来我发现,写作也会产生影响。作家自己笔下的人物,反过来也会影响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是《活着》给我的一个重要启发。



活着”即是“无负今日”


Q7:“活着”是由每一个“现在”和“当下”组成的,在您看来,当下的“无负今日”对生命而言是更有意义的吗?


余华:能够做到无负今日的话,肯定过去做的不错,是吧!梁启超在写“无负今日”的时候,他过去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我也过去做得不错啊,所以我才会在这儿给你们上课,要不我还得在拔牙的。

我一边拔牙的时候一边开始写小说,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南方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的时候,我右手在那写字,是滚烫的;左手因为不动,是冰凉的。就这样写完冬天,然后到了夏天又非常非常的热,而且蚊子很多。那时候我在海盐,就是嘉兴下面一个县里,因为白天还得拔牙,所以只有晚上写作。我当时穿着很厚的牛仔裤,蚊子咬我的时候要突破那个牛仔裤很厚的布料。我下面穿了一个很高的雨鞋,但是身上是光着的,后背背着一个电扇。那是我父亲淘汰下来的,小电扇吹着我的后背,不让蚊子袭击。我左手绑了一块干毛巾,要不然稿纸湿了得重新写。其实我们说无负今日,还得看你过去做得好不好,过去你做好了,你肯定不负今日,过去如果你没做好,那就辜负了我们梁先生的期望啊。

不过幸好还有“现在”,像你说的,活着是由每一个现在和当下组成的,我们能够触摸到的,能够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就是“现在”。甚至我们哪怕在梦境也是“现在”的,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抓住。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它有“过去”,它还有“将来”。“过去”,你可以用来回忆,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让你在生活中、学习中、写作中作出相应的判断。还有一个“将来”,“过去”是已知的,“将来”是未知的。哪怕我的“过去”和“现在”不怎么顺利,我还有时间,我还有“将来”,假如“将来”也像过去一样已知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现在”是最有价值的,这点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现在”。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假如我们此刻生活的“现在”,没有过去和将来的话,这个“现在”是很单薄的,是没有价值的,它就像无根之水一样,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Q8:您说在创作《活着》时叙述方式和人生态度就已经有些变化,福贵也影响了您,那请问这个转变是持续到了今天吗?如果让您重新写《活着》这本书,您觉得会有什么变化?


余华:如果让我重新写,我依然会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这样的一篇小说,可能还是《活着》这个书名,因为这个书名是我至今为止最喜爱的书名,因为这个书名很吉利。所以书名可能还是这个书名,但写出来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毕竟我现在的感觉跟三十年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32岁,现在已经62岁了,我们那个时代对“活着”的理解跟今天这个时代的理解又不太一样。所以一个作家他只能写他所处时代的作品,不是说他要写的题材是哪个时代,而跟他写作的那个时间有关。我在2022年时候的心态,和我在1992年时候的那个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只有我在32岁的时候,我才属于《活着》这本书的,当我到了35岁的时候,我又属于《许三观卖血记》,现在它们两个都不属于我了。

关于我叙事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变化,就像刚才说到的,我后来再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别再以一个主宰者的身份出现。改变当然也需要勇气,尤其是初学写作掌握了一种叙述技巧以后,你们很不愿意抛弃它。抛弃旧的东西是很难的,尤其是自己已经熟练掌握的,但往往旧的东西会阻碍你们往前走。人生也是一样的,不管你们是从事写作、从事研究、还是从事是别的行业,要让自己往前走,有时候不得不把自己最喜爱的、最熟练的东西放下来。

你们在今后的写作中也会在不同时候遇到不同的困难,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们要进步了。记住这一点,当你们在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们觉得一帆风顺,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能是在原地踏步。所以不要害怕困难,遇到困难就意味着命运在向你招手了,让你们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更高的境界。所以要迎难而上,要感谢困难,然后才能无负今日。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影与灯

整理上传: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