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故乡”系列之五:余华的《活着》《文城》有没有史诗性?(陈泉)



6月17日上午,嘉兴市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暨“书香海盐 阅享共富”全民阅读启动仪式在海盐县沈荡镇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海盐籍著名作家余华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之后,“文学与故乡”——余华作品品读会举行,来自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嘉兴南湖学院的高校教师、文学博士以及嘉兴五县两区的作家代表参与活动,畅谈余华作品。品读会活动由海盐县委宣传部、海盐县文联、沈荡镇党委联办,周伟达担任主持人。即日起,陆续推出当天品读会发言精选,与读者诸君交流分享。



余华的《活着》《文城》有没有史诗性?

陈泉



作者简介陈泉,男,1982年生,文学博士,嘉兴学院中文系教师。作品发表于《诗选刊》《诗林》《星星》诗刊等刊物。曾获第六届“未名诗歌奖”和第三届“在南方诗歌奖”。入选浙江省第八批“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



大家好,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结合今天的主题作家与故乡,分享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一点阅读感受。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中的南方叙述或者说南方书写总体上是比较抽象,比较暧昧的。这个抽象和暧昧当然是相对于当代文学中的北方书写来说的,当代文学中的北方书写一直是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主题基本上也是比较鲜明的,比如1949年以后就是所谓十七年文学,赵树理笔下的晋东南地区和柳青《创业史》写的渭河平原,书写北方农村从土改到合作化直到人民公社前后的历史风云,核心关注点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而这又是整个二十世纪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基本主题,写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史诗性的。再到1980年代以后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这些作家,多多少少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立意就是要写民族的秘史,从北方的一个村庄的两代人写整个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所以当代文学中的北方书写中北方一直指涉的是中国,一个在由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它往往是史诗性的和宏大叙事的。一直到莫言在2005年写《生死疲劳》也是延续这个主题,莫言写的红高粱是比较抽象的,但是生死疲劳里面的东西是很清晰的,虽然它的写法比较魔幻。

 那么相对来说当代文学中的南方书写好像没有这么清晰的一个脉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十七年文学中,南方作家的存在感不是很强。比如说南方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些历史变迁,我们在十七年文学中读到的是很少的。然后到了80年代,可能是南方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作家更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对现实主义的传统不太感冒,多多少少带点先锋派的气质,比较排斥宏达叙事,所以说到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南方,我们想到的就是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叶兆言的《夜泊秦淮》、余华老师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这批作品。然后就是还有一批作家开始写南方的城市,在当代文学中最瞩目的应该就是写上海和武汉,书写小市民阶层的这些作品。那么近十年最有代表性的南方书写可能就是金宇澄的《繁花》和余华老师的《文城》。所以当代文学中的“南方”究竟指涉的是什么,其实是比较模糊的(特别是当代文学中的“北方”指涉的就是中国),基本上很少有宏大叙事这些元素,那么比如像余华老师的《活着》《文城》包括像《繁花》,有没有史诗性呢,当然是有的,但是和北方书写那个史诗性要写一个民族一百年巨变那种东西不一样,更多是指向一种比较抽象的史诗性,是人在历史中的欲望和暴力、性与爱,道德和信仰,甜蜜和悲伤。这个南方书写不太现实主义、多少带点存在主义的元素,比较抒情又比较琐碎。总体上显得比较比较暧昧,但也许这种暧昧恰恰是南方书写的魅力所在吧。很浮泛的一点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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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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