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中的女性书写
孙伟民
自1982年首篇小说《第一宿舍》的发表，到2021年《文城》的出版，余华已有四十年的创作经验。漫观余华的创作，他在创作上表现出的某些特点可以说贯穿了他以往的创作。仅就人物塑造而言，余华显然更擅长写情欲初醒的孤独少年，一旦涉及到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常可感到余华的无力与局促，这在他中早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余华当然意识到了创作上的这一短板，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余华有意识地凸显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可是，无论是《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冯玉青、《活着》中的陈家珍，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兄弟》中的李兰或林红，或是《第七天》中的鼠妹等，这些女性形象整体还是偏于平面化，不够复杂和立体，其性格特点用一两个形容词便可概括。常有论者说余华不擅长写女性，但余华在其新作《文城》中对这种论断做了有力回击。纪小美这一具有丰富解读空间的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余华在其创作上的一种突破。
《文城》中前后出现的女性形象在数量上非常少，着墨较多的只有纪小美、李美莲、翠萍、林百家等有限的几人，至于顾同思、顾同念姐妹的出场就更少了，对故事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以上几人中，余华只对纪小美的最终命运进行了交代，在我看来，纪小美无疑是《文城》这部小说绝对的女主人公，她也应是余华在其作品中所塑造过的女性形象中最为丰厚的那一个。如果用一句话对纪小美进行概括，我认为她是一个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撕裂的漂泊者。对纪小美进行有效且深刻的解读绝非易事，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文城》的主旨和余华的创作意图的理解。我想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文城》出版后，不像余华此前的几部长篇小说那样引起更为广泛的热议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以善或恶这种简单的道德标准来对纪小美进行评判，这也正是她的特异性之一。在余华看来，将纪小美写成一个坏人是非常容易的事，但将她写得让读者同情和理解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相对困难的写作”。余华从来都无意去重复自己，在面临创作上的困境时，是“走窄门”还是“绕着走”是一个作家走向伟大还是沦为平庸的重要节点。对纪小美的别样书写，意味着余华对“相对困难的写作”的又一次实践。
余华在《文城》对纪小美的书写有着一种没有克制的怜惜与同情，我认为这在余华的创作中还是第一次。在余华以往的创作中，他总是有意保持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他只不过是借自己的文字将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表达了出来，用余华的话说，就是人物自己说话了，但这种叙述策略并没有在《文城》中沿用。余华在《文城》一书中用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补”写了一个“文城 补”，在该部分对纪小美家庭身世与爱欲生死等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书写，可以说，“文城 补”是余华专为纪小美而写的。仅以对纪小美的塑造来说，如果余华在小说前三分之二的篇幅中意在刻画纪小美身上种种的恶之表征，如以偷的方式“卷”走了林祥福近一半的金条、在诞下林百家前后的两次离走等，那余华在“文城 补”这一部分则对纪小美的种种“恶行”进行解释，以期读者对纪小美的人生起伏与内心挣扎有更多的同情与理解。与其说余华是在说服读者，毋宁说他是在说服自己。如此设置在艺术上是否成功另当别论，但无疑将纪小美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为立体与丰厚，其复杂性被最大程度地彰显，这在余华以往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摒却了善恶之念来看《文城》的话，我们可发现这部小说并不是如某些读者所言是一个有关“放鸽子”或“仙人跳”或“典妻”或“骗婚”的简单故事，如此理解显然是错解了纪小美与林祥福、沈祖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削弱了纪小美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特点。
纪小美随丈夫沈祖强离开溪镇而北上非其本人的意愿，而是被强势母亲所笼罩下的丈夫逃离家庭的“即兴”与“惊人”之举。沈祖强如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涓生一样，看似具有反抗精神，实则是缺乏明确的人生方向、精神羸弱不健全的个体。让人可叹的是，沈祖强和纪小美以近乎挥霍的方式在沈店和上海“游手好闲”之后，二人又欲前往北京投奔沈祖强那位“曾在恭亲王的府上做过事”的姨夫。在这一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可发现外面的世界之于纪小美而言是“未知之地”，其内心的惶恐与不安要胜过幸福与欣喜。纪小美是将自己的人生依附于丈夫身上的，她甚至还有过以卖.身的方式来养活丈夫的想法，其纯真与可悲皆在于此。
纪小美与林祥福的结合与别离看似偶然，但又有其必然。处于漂泊无依状态中的纪小美在事实上其实是被丈夫遗弃了的，她有着对安稳生活的最朴素的追求，但作为有夫之妇，被传统伦理道德浸淫的她又无法摆脱对丈夫的精神依附。纪小美与林祥福结合，绝非只是贪图安逸的生活；而纪小美在怀孕后又再次回到林家，为林祥福诞下一女，也绝非只是弥补内心的愧疚。相比沈祖强，务实、本分且柔情的林祥福自然是纪小美更好的选择，他们之间自有真情存在，纪小美也有过动摇。但纪小美无力做自己，她注定要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撕裂。在诞下林百家之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不真正独立与自由的沈祖强和纪小美最终也只能在出走之后再次溃逃回最初逃离的溪镇。
我在阅读《文城》的过程中，每读到有关纪小美的片段，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余华曾建议读者要结合纪小美所处的时代来理解她，从时代背景来看的话，纪小美与祥林嫂有着更多的相近性和可比性。她们都生活于清末民初这个动荡的时期，在她们身上都表现出命运不能被自己掌控的无奈与无力，身心被时代和礼法所撕扯的痛楚与绝望。她们当然都希望能够活出自我，却都没能、也不可能活出自我，这是她们的局限，也是她们的悲哀。另诚如余华所言，像纪小美这样的女性在如今社会也不在少数，这使得《文城》这个以清末民初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于当今也有着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本文来源：《嘉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