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文本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姜智芹
姜智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位点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副文本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重要概念，近年来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就翻译的文学作品而言，副文本指围绕译本而存在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材料，进一步细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前者包括封面、勒口、扉页、副标题、题词、前言、后记、译者注、致谢、附录、封面和封底上的宣传语等，后者涵盖相关的访谈、对话、书评、营销广告等，后来有西方学者将图书馆藏书的分类关键词和内容概要也纳入进来[1]。副文本提供了译作的背景知识，成为构成新的文化空间的材料，是翻译作品进入异域文学空间的门户，为目标语读者接受译本创造一个新的语境，并为他们的阅读提供一种导引。副文本参与译本意义的生成，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帮助在异域构建作家的新形象，同时也投射出异国的文学形象，甚至成为构筑异国形象的重要途径。
很多翻译副文本都是作家、译者、编辑匠心独运撰写和编选出来的，尽管这些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但其中不乏零金碎玉、吉光片羽，成为考察作家作品海外传播的新材料、新视野。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作家，其作品被翻译成诸多语言在世界范围内阅读，学术界虽然已有一些学者探讨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但从翻译副文本视角进行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本文正是要在这方面做出尝试和努力。
一、余华英译作品副文本的生成
本文重点以余华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单行本和中短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共9部，按英译本的出版先后分别是：《往事与刑罚》（The Past and the Punish ments: Eight Stories, 1996）、《活着》（To Live: a Novel, 2003）、《许三观卖血记》（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 a Novel, 2003）、《在细雨中呼喊》（Criesin the Drizzle: a Novel, 2007）、《兄弟》（Brothers: a Novel, 2009）、《十个词汇里的中国》（China in Ten Words, 2011）、《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 2014）、《第七天》（The Seventh Day: a Novel, 2015）、《四月三日事件》（The April 3rd Incident: Stories, 2018）。除余华的纸本英文图书外，我们还将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和亚马逊英文图书销售网站amazon.com为副文本信息检索来源，将译者、英文编辑、图书馆馆员、网站编辑等统合起来考察，探究余华英译作品副文本的生成。
余华上述9部作品的英译本除《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和《第七天》外，都有译者前言或后记。译者作为催生英文本出版的关键人物，是余华小说最细致、最深刻的读者，他们写下的译者序（Translator’s Preface）、译者的话（Translator’s Note）、译后记（Translator’s Postscript, Translator’s Afterword）是余华作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接受的重要导引，内容包括作家声誉、创作语境、情节概要、精到点评等，有助于读者进入异域文学的氛围当中。另外，余华的绝大多数英译本都有作家及译者简介，通常放在正文后面，客观介绍作家的文学地位和译者的学术成就，增加翻译文本的象征资本。余华英译本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封面、扉页或是文末，一般都标注有余华的重要小说或已经出版的英文本，使得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形成一个互动链。这些作品名字彼此联结，互相映衬，将余华的创作连成一个整体，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除自身携带的副文本外，余华英译作品的另一类副文本是图书馆、数据库编目所选取的关键词、内容概要及样章展示。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Worldcat上的关键词大同小异，除了“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翻译成英语”（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等共同词语外，“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20世纪”（20th Century）、“历史”（History）、“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风俗习惯”（Manners and Customs）、“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Social Life and Customs）、“社会现状”（Social Conditions）、“经济状况”（Economic Conditions）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说明对中国历史、社会、经济、风俗民情的了解是吸引英语读者阅读当代小说的原因之一。这些关键词基本上都是图书馆人员选定的，在勾勒作品核心要义的前提下激发起读者的兴趣。图书馆馆员对关键词的选择是基于对英语读者的深入了解和他们拿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的阅读期待，隐含着英语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和现实需求。
如果说关键词是对余华英译作品的高度浓缩和精练的话，那么内容概要则相对充实了英语读者对余华作品的了解。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Worldcat上的内容概要基本相同，信息多来自纸本图书的封底、勒口。杜克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余华英译本则全部采用了“图书馆目录连接方案”（Syndetic Solutions）编制的内容。如所周知，Syndetic Solutions是ProQuest旗下Bowker公司对纸本图书、电子图书的信息描述，凝练、准确、权威。“图书馆目录连接方案”里的内容与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Worldcat上的内容概要有重叠之处，主要包括对余华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精心组织的情节介绍、夺人眼球的风格归纳，目的是吸引读者阅读该作品。这些内容概要就像风中招展的旗帜，向读者展露出温暖的笑靥，成为联结读者和文本的纽带。
与其他图书馆和Worldcat不同，杜克大学图书馆收藏的9部余华英译作品编目中基本都有阅读样章，多为小说的第一章，个别是作者序言或小说集中的重要篇目。这些样章展露出中国的人情、世情、风情，是向英语读者发出的阅读邀请，起到一种“欲知后事如何，且读全文了解”的引导作用。
亚马逊图书网站上的余华英译作品除了内容概要外，还有星级评价和编辑推荐。余华英译作品在亚马逊上的星级评价较高，绝大多数在4星以上，中短篇小说集《往事与刑罚》则达到了满星5星。星级评价以非常直观的方式表述着英语读者对余华作品的接受和评价，说明余华走进了西方普通读者的视野，而不仅仅局限于汉学界和西方学术圈。
亚马逊图书网站上的“编辑推荐”（Editorial Reviews）内容丰富多彩，多是英语国家的资深作家、知名评论家、权威期刊对余华英译作品的评论。择其要者有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权威书评人莫林·克里根（Maureen Corrigan）以及在美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华裔作家邝丽莎、王屏、哈金、法国华裔作家戴思杰的评论，美国权威评论报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纽约客》（The New Yorker）、《书单》（Booklis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图书馆学刊》（Library Journal）、《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以及加拿大《全国邮报》（The National Post）上的评论摘录等。这些评论摘录的主导倾向是赞赏余华非凡的创作才华、余华作品对现实的深刻揭示、余华艺术风格对文学的独特贡献。尽管出于营销目的，这些评论选取的都是正面颂扬的文字，但至少说明余华的小说在英语世界赢得了创作界、学术界有关人士的好评。名人、名刊效应为域外普通读者打开了接受之门。
在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中，翻译文本处在凸显高亮的位置，而围绕着译本诞生的一系列副文本，即从译者、外方编辑、出版设计到营销再到阅读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文字资料，则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它们助推着翻译作品在异域空间里生发出新的意义，实现价值的追加。余华的英译作品就是在这种副文本的不断累积中走向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在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读者中流转，落地生根，获得文学生命的延伸。
二、副文本与西方对余华作品的偏好解读
通过剖析余华英译作品的各类副文本，我们发现西方人对他作品的解读在既有思维框架和认知定势的支配下，带着某种猎奇心理，将了解中国社会作为目标之一，乃至做出和中国评论者截然不同的解读。英国著名文化研究专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一文中提出解读大众文化时可能会出现三种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the 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商立场（the negotiated position）、对抗立场（the oppositional position），由此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三种相应的信息解读方式为偏好解读（the preferred reading）、协商解读（the negotiated reading）和对抗解读（the oppositional reading）”[2]。偏好解读和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历史认知以及现实需求有关，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余华作品的偏好解读之一是将其作为了解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渠道。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说：“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3]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访谈时说道：“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期待是，希望能从当代作家的作品里发现现在中国新的图景是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在想什么？”[4]北京外国语大学何明星教授对2012-2019年中国图书（中文）世界馆藏影响力的追踪考察印证了葛浩文、顾彬的观点和期待，他用翔实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5]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的解读就是如此。前文谈到英语国家的图书馆、数据库对余华作品的图书编目关键词中频繁出现“社会现状”“经济状况”“社会生活”“20世纪”等就是着眼于此，亚马逊英文网站上的“编辑推荐”有更多名家名刊的评论凸显这一层面的内容。译成英语的小说集《往事与刑罚》封底上印有这样的话：“它向我们呈现了从古典中国到文革中国，再到新时期经济改革中国的发展变化。”[6]亚马逊英文网站上对《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的推介词分别写道：“余华捕捉到了过去几十年动荡岁月里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简单和复杂。”[7]“《兄弟》非常感人……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家庭在中国40年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中的风雨人生……里面有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一切事件。”[8]《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文版封面上写着：“抓住了中国人最本质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你了解中国，本书会让你重新看待中国；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本书会让你看到一个和游历者眼中、新闻报道中不一样的中国。”[9]《第七天》英文版封面直截了当地告诉西方读者：“这部小说道出了当代中国的很多东西。”[10]而该书在亚马逊英文网站上的推介语则说这是“余华对中国当代社会最有力的揭示”[11]，“描述了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万象”[12]。
文学作品特别是写实性的文学作品是读者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重要渠道，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马克思称以狄更斯为首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是“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3]余华作品里描写的中国是当代快速发展的50年，西方普通民众非常想了解作家笔下的中国是怎样的，它和西方媒体、游客眼中的中国有何不同。虽然余华小说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物活动、情节发展提供时代大背景，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以其大容量、长镜头、宽聚焦，提供了比媒体的新闻报道、游客的走马观花更为丰富、全面的时代信息，其生动易读性、审美愉悦性增加了普罗大众的亲近感和接受度。因而，通过阅读余华的作品了解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社会律动、经济脉动和中国人的精神跃动自然就成为西方人的一个选项。余华作品英译本的宣传推介也倾向于迎合西方读者的趣味，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关键词、内容提要、销售推介中凸显余华创作与中国当代社会的紧密关联，甚至将其作为吸引读者的一个焦点。
除了希望通过阅读余华的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外，英语世界还带着一种思维定势和认知惯性来解读余华的作品。很长时间以来，文革是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在文革时期长大成人的余华难免在作品中会有对这段记忆的书写。尽管余华只是将它处理成作品一个时间段的历史背景，但英文副文本中却将它彰显、放大，关键词中多次出现了“文革”“1966-1976”的字样。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面，“文革”并不是其中一个词汇，但亚马逊英文网站上摘选的评论中依然这样强调：“作品中最有力、最生动的部分是余华在文革时期的童年时代。”[14]思维定势和认知惯性固执地左右着西方人对余华作品的阅读与接受，一旦看到文革字样，立即将之放到聚光灯下，以此作为勾起西方读者欲望的筹码甚至噱头。英语世界对中国的既有认知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西方人对余华作品的偏好解读。
猎奇心理是英语世界读者接受余华作品的另一个偏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思维定势决定的。英语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在早期就出现过一种“隐秘”指向，刻意渲染中国人的神秘性。19世纪以描写美国西部闻名的作家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就在其作品中一再将中国人塑造成难以捉摸、神秘莫测的形象。其发表于1874年的《异教徒李顽》中，中国孩子李顽在魔术表演中神秘现身，是小说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此后英美关于“中国城”的小说着意描写异域风情和神秘甚至诡秘的氛围，形成后来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猎奇偏好。英译小说集《往事与刑罚》系余华先锋时期的创作选集，是典型的实验小说，但西方的评论中却有意渲染中国民间的算命法术：“在余华描写暴力的文学世界里，人物与情感是第二位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算命、预言、国家权力的无处不在。”[15]余华的另一部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英译本加上了一个副标题“隐秘中国的故事”（Stories of Hidden China），其封面设计中主标题和副标题分别放进两个圆圈，遮住了男孩的双眼，给人一种隐秘的印象，而实际上收在这个作品集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中国改革初期为生活奔波的男男女女，没有多少神秘、隐秘的成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鲜有奇闻轶事，但英语分类关键词中却赫然使用了“Anecdotes”（奇闻轶事）一词。西方对余华作品的接受在猎奇心理支配下，出现了渲染神秘性甚至制造神秘感的倾向。
西方对余华作品的评论还出现了和中国评论家截然不同的情况。比如余华曾在对话中谈到《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和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接受：“中国的批评家们把《许三观卖血记》说成是一部传统的小说，而西方的批评家们把它称之为是一部现代主义的作品。”[16]因为小说对时间的处理在西方评论者看来是典型现代主义式的。再比如，对于余华的作品哪些最具有批判精神，中西评论界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在先锋时期最具有批判精神，但是西方的批评家却认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才充满批判精神。”[17]东西方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的不同，导致了对余华作品的迥异阐释。这些偏好造成了与中国学术界南枳北橘的解读，不过也拓展了余华作品的阐释空间，使中国文学在向外传播中实现了意义增殖。
三、副文本与余华作品的形象建构
翻译副文本是扩大作家知名度、让其作品到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去闯荡的重要方式。法国批评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将翻译视为“世界文学空间建立和形成的重要驱动力之一”[19]，并提出文学拥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缘”的主张，而翻译能使那些用影响力小的语言创作、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作家作品向“中心”靠拢。翻译和副文本把余华及其作品提升到世界名家名作的高度，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新形象，和其他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作家一道改善了西方汉学界很长时间以来扬中国古典文学、抑中国当代文学的局面。
英译作品的副文本给予余华以积极正面的评价，把他提到世界知名作家的高度。美国著名汉学家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在《往事与刑罚》的封底上评价说：“余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作家。”[19]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对《活着》的介绍中称余华是“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中国畅销书作家”[20]；在对《许三观卖血记》介绍中说这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余华的杰作”[21]。亚马逊网站上对《活着》是这样推介的：“余华是当代中国最深沉的作家，《活着》不仅触及中国和中国人最本质的东西，而且讲出了人作为血肉之躯最核心的东西”；[22]《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摘选的评论则揄扬“余华拥有刻画细节的卓越才能，他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比报纸专栏要丰富得多”[23]。杜克大学图书馆在介绍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时指出：“余华讲故事的天赋、贴近百姓的姿态、难以模仿的才华，使他成为中国最著名、最畅销的作家之一。”[24]这些评价将余华从中国最知名、销量最好的作家之一，提升到享有世界声誉、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作为当代文坛的佼佼者，余华在英语世界获得的认可和赞扬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关注的标志。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是由本国作家在世界文坛上的声誉不断累积起来的，余华讲故事的卓越天赋、刻画细节的非凡才能、对人之本质的深刻洞察使他具备了世界级作家的实力。从副文本来看，余华的实力得到了英语国家的肯定，他在世界上的成功构成中国文学世界影响力的一部分，若是有一批余华这样的作家出现，当代文学将会有更多的作品进入世界经典之列，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也会得到更大提高。
一个作家的声誉最终是由作品奠定的，西方世界对余华个人的赞赏建立在对他作品欣赏的基础上，这从其英译作品的副文本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活着》被视为“一部震撼人心的传奇，充满着生命之美和对死亡的蔑视及对生活的渴望”[25]。《许三观卖血记》被赞为“文学中的精品……许三观不仅反映了一代人的人生际遇，而且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26]；“一部史诗……对残酷和善良的描写都令人难忘”[27]；小说“生动感人……构思精巧，文笔优美”[28]。《兄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杰作”[29]，“诙谐而又犀利……令人爱不释手，是一次有趣的阅读经历”[30]。《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极其生动，深深打动人而又带给人些许不安的小说凤毛麟角，更不要说一部非小说作品能拥有这样的品质，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正是这样难得一见的作品”[31]。《黄昏里的男孩》“验证了短篇小说的力量，证明短篇小说具有表现史诗性主题的能力”[32]，而《四月三日事件》“再一次印证了余华是中国最大胆、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如史诗一般……非常打动人”[33]。“文学精品”“震撼人心”“爱不释手”“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史诗性小说”“史诗性主题”等等这些不吝赞美的词汇密集运用到对余华作品的评价上确实令人备受鼓舞和振奋，西方的赞扬在余华看来“是从文学而不是别的角度来进行的”[34]。西方的读者和评论者曾一度习惯于从政治和区域研究视角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过从余华英译作品的副文本来看，更多是审美层面的评价。这些评价可能不能完全反映余华在英语世界接受与研究的全貌，但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它代表着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的主流看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余华的9部英译作品单行本中，有2部小说集是他先锋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分别是《往事与刑罚》和《四月三日事件》。这2部小说集收录的基本都是余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小说，属于先锋试验作品，追求“怎么写”即有意味的形式的意图极为明显。更耐人寻味的是，《往事与刑罚》（英文版1996年）是余华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而《四月三日事件》（英文版2018年）是他最近翻译成英语出版的小说集，这也从侧面说明从文学角度阅读、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在余华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同时也带动了当代先锋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更新了以往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先锋小说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法的模仿、缺乏原创性的认知倾向。
余华英译作品的副文本建构起跻身世界知名作家行列的中国作家形象，对余华作品的褒扬塑造出当代文学越来越走向世界并获得好评的中国文学形象。如果说个体作家和国家文学是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的话，那么余华这棵茁壮的大树令中国文学的森林更加引世人注目。他的创作从人物到主题，从风格到语言，都赢得了西方人的首肯。
结 语
在国家重视文化软实力、强调在世界上塑造良好中国形象的当下，文学的海外传播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如何增加新的考量要素，挖掘新材料，发现新方法，是今后推进这一研究领域学术更新的重要方向。副文本虽然散落在作品内外，流动在印刷文本、网络文字之间，但它们以正面肯定的主导倾向，建构起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不断赢得赞誉的新形象。本文的考察虽然是以余华为个案，但这一个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点带面，其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对余华英译作品副文本的研究也能够为今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提供某些思考。文学的传播“关涉作者、译者、读者、推广和出版机构等诸多环节”[35]，越来越体现出多方合力的作用，由此我们应重视传播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联动效应。翻译是文学作品走出本土飞向异域文学空间的敲门砖，而如何走进异域空间的大门并在里面扎下根来，则需要考量并做好副文本的每一个环节。文学传播成功与否，副文本举足轻重。
本文来源：《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