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民:余华小传


余华小传

孙伟民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创作中,余华并不是最先开始先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却后来居上,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其作品的经典化。相比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余华并不能称得上为高产作家,但他却是一位极有个人创作特色的作家。历来,批评家和读者对余华的作品褒贬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作品的价值。 

 

余华祖籍山东高唐县,196043日生于浙江杭州,1962年,余华的全家随父亲迁至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余华的父母皆为医护人员,因此余华的童年与医院紧密相连。在《医院里的童年》一文中,余华说:“我全部的童年都在医院里,我感到医院养育和教导了我……”在《最初的岁月》里,余华也写到:“我从小是在医院里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余华读小学以后,余华的家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余华的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后来的日子,我几乎是在哭泣声中成长……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哭声,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到后来让我感到那已经不是哭声,尤其是黎明来临时,哭泣者的声音显得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在炎热的夏季,余华甚至走进太平间,在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下来,“我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童年时期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让余华早就对死亡没有了一般孩子的害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余华的生死意识,进而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创作。

19739月,余华进入海盐中学读初中。此时正值“文革”后期,在“文革”期间的所见所闻对余华将来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他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相互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余华说这些大字报是他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在《活着》《兄弟》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对“文革”的记忆与思考。

1977年,余华高考落榜后,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后经父母安排,在19783月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做牙医。卫生院临街,“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两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了没有了前途。”余华羡慕县文化馆工作的自由,梦想到县文化馆工作。19848月,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做了五年牙医的余华被正式调入海盐县文化馆工作。

余华在童年时期便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早在1973年暑假,海盐县图书馆重新开放,余华的父亲为余华和他的哥哥办理了借书证。自那个时候起,余华便开始阅读小说。因为特殊年代的关系,能读的作品比较有限,余华“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此时,余华也阅读了《搜神记》《笑林广记》等中国传统的志怪小说和笔记小说。少年时代的余华虽偶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莫泊桑的小说,但如余华所言多是没有首尾的不完整的作品。余华后来表示:“大约是在二十岁的时候,我的阅读经历才真正开始,当时我喜爱文学,而且准备写作,就去阅读很多文学著作……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毫无阅读经验的人。”

1980年,余华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此时正值“中国对文学解禁的时代”,随着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余华开始大量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余华写到:“我一下子面对了浩若烟海的文学,我要面对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我失去了阅读的秩序,如同在海上看不见陆地的漂流,我的阅读更像是生存中的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因为只有在外国文学里,我才真正了解写作的技巧,然后通过自己的写作去认识文学有着多么丰富的表达,去认识文学的美妙和乐趣。”

在余华的眼里,“任何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读者,写作者必须重视自己读者的身份。正是在阅读很多经典作品时带来的感受,才会不断纠正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错误。”“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断地去阅读经典作品,我们应该相信历史和前人的阅读所留下来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阅读它们不会让我们上当,因为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人类灵魂的漫长旅程……。”余华阅读过众多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的名字罗列下来将会很长。如但丁、莎士比亚、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司汤达、格里耶、巴尔扎克、海涅、尤瑟纳尔、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普鲁斯特、霍桑、海明威、茨威格、舒尔茨、艾萨克·辛格、米兰·昆德拉、克莱恩、布尔加科夫、三岛由纪夫、樋口一叶等。余华并没有因阅读的丰富而手足无措,他反而能够博采众长,将诸多作家的叙述技巧结合其自己的理解转化成满具自身风格和特质的创作,这也正是余华及其作品的意义。

在以上的这些作家中,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可以说是对余华影响最大的两位外国作家。“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来自东西方的两位作家,在19821986年分别让我兴奋不已。”余华最初阅读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那次偶尔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购买双份,一份保存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以至于“后来他的作品集出版时不断重复,但只要一本书中有一个短篇我藏书里没有,购买时我就毫不犹豫。”当时余华对川端康成的喜爱可见一斑。余华痴迷于川端康成对于细部的关注和描述,“川端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叙使我着迷,那个时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变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写出了像《星星》这类作品。”在最初从事写作的三年多时间内,“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少数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

余华自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余华在创作练习阶段(1983年至1986年)发表的作品深受川端康成的影响。这些作品为短篇小说《疯孩子》(后改名为《星星》发表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第一宿舍》《“威尼斯”牙齿店》《鸽子,鸽子》《美丽的珍珠》《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甜甜的葡萄》《男儿有泪不轻弹》《三个女人一个夜晚》《老师》《回忆》等12篇短篇小说。这一时期余华还创作了散文《看海去》和评论《我的“一点点”——关于<星星>及其它》,这些作品没有收录在余华之后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随笔集中。

余华认为“叙述的完整性是不能被破坏的”,“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面临这样的困难,就是将前面的叙述如何继续下去。”1986年春,余华读到卡夫卡的《卡夫卡小说选》。书中《乡村医生》一文使余华“大吃一惊”,“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余华对《乡村医生》的评价如下:“《乡村医生》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余华由此感叹,“谢天谢地,我没有同时读到他们。”“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都极为严谨的作家,而且在叙述上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于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与川端不一样,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写作的方式。”

余华对福克纳也赞誉颇多,“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同时又隐藏不见。”“他精心地写作,反复修改地写作,而他写出来的作品却像是从来就没有过修改……”“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叙述时犯下低级错误的作家,他不会被那些突然来到的漂亮句式,还有艳丽的词语所迷惑……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


 

余华真正地被读者和研究者关注是自1987年始,该年他在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北京文学》和《收获》上接连发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下午》《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等四篇中短篇小说。余华迎来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这一高峰期大约持续到1995年,这期间他完成了他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及部分长篇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收录在中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鲜血梅花》《世事如烟》《颤栗》《黄昏中的男孩》《我胆小如鼠》中。

1991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后改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出版)。1992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长篇小说《活着》。19945月,由余华参与编剧、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活着》在法国上映并于当月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自此余华的小说有了更多的外译。

1993年起,余华喜欢上了古典音乐。余华在随笔中提及到的国外音乐家同样可以罗列一个很长的名单,如肖邦、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曼、亨德尔、李斯特、瓦格纳、施特劳斯、蒙特威尔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希曼诺夫斯基、罗斯特罗波维奇、海顿、马勒、布鲁克纳、巴托克、梅西安、德彪西、弗雷、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等。这些随笔主要收录在他的随笔集《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和《间奏:余华的音乐笔记》中。余华在音乐中感受到的是与文学共通的叙述力量,如余华曾将前苏联钢琴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同美国小说家霍桑的小说《红字》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叙述方式的共通之处,“(《第七交响曲》和《红字》,引者注)仿佛是两面互相凝视的镜子,使一部音乐作品和一部文学作品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就像肖斯塔科维奇有时候会在叙述中放弃音乐一样,纳撒尼尔·霍桑同样也会放弃长篇小说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这两个人都做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和举重若轻地使叙述在软弱中越来越强大。”从余华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余华对音乐和外国文学在叙述技巧的理解可谓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他在文学创作技巧上的探索。

1995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20151月,由韩国导演河正宇将其改拍为电影,并以《许三观》为名在韩国上映。

1996年起,余华的创作主要以随笔为主。他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作家》《读书》《天涯》《大家》《长城》《上海文学》《小说界》《文学报》等文学期刊上前后发表了约70篇随笔。这些随笔大多收录在余华的随笔集《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间奏:余华的音乐笔记》《我能否相信自己》《内心之死》《高潮》《灵魂饭》《说话》中。20109月,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法国首次出版,并于次年在台湾出版。20152月,余华出版首部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在余华的随笔中,我们可以了解余华的文学创作观,如余华在《虚伪的作品》和《我的写作经历》等文章中对“真实”和“真实性”的阐述。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如是说到:“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在《我的写作经历》一文中,余华对真实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引者注)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我感到原有的写作方式已经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寻找更为丰富的,更具有变化的叙述。现在,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形式的革命,我不认为是一场革命,它仅仅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丰富一些而已。”在《飞翔与变形》中,余华指出“只有当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文学中的想象才真正出现。”余华在《文学中的现实》一文中则强调了“洞察力”的重要性,“人们总是喜欢强调想象对于文学的重要,其实洞察也是同样的重要,当想象飞翔的时候,是洞察在把握着它的方向。”

余华在创作中也正视人的欲望,“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河流以流动的方式来展示其欲望,房屋则在静默中显露欲望的存在。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各种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相互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的存在。”

在余华的小说中,土地是重要的叙事资源,比如《祖先》《一个地主之死》《活着》这些小说都是围绕着土地来展开。在余华看来,“我觉得土地是一个充实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个祖父,是我们的老爷子。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它向我敞开胸膛,让我在上面游荡时感到踏实,感到它时刻都在支撑着我。”余华的笔下不乏关于土地的故事,如随笔《土地》中被父亲一拳打死的那个爱吹牛的孩子,还有那个能吹出迷人的笛声的刘继生在十八岁因得黄疸肝炎死去,还有那个大余华几岁的农村孩子带着余华的一次冒险的远足,看到一个陌生老人的下葬……

20058月,余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兄弟》(上)出版,首印20万册;20063月,《兄弟》(下)出版,首印30万册。国内对余华的评价大致可以《兄弟》的发表为分界,之前学界对余华的作品多持肯定态度,但是《兄弟》的出版为余华带来更多的是批评之声。“不管是对小说的出版方式,还是小说的叙事风格、审美形态等方面,很多人纷纷表示质疑,甚至愤怒。”对余华的批评概以《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杜士玮、许明芳、何爱英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6月版)为顶峰。郜元宝曾著文《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和《为<兄弟>辩护到底》等文章对余华的《兄弟》进行“辩护”,但对余华的《兄弟》的批评一直到2006年底复旦大学召开的“余华小说《兄弟》讨论会”以及如张丽军所说的以陈思和为代表的“上海复旦声音”的出现后,对《兄弟》的批评才逐渐转变。

《兄弟》出版七年之后,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于20136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一天内预订量便超过70万册。《第七天》的出版再一次把余华推向了批评的风头浪尖,许多批评家和读者认为《第七天》是“新闻串烧”和“微博汇编”,有拼凑之感。但高玉撰文肯定余华《第七天》的艺术价值:“《第七天》是对当代中国现实真实而客观的反映……《第七天》大量使用社会见闻作为素材,也许恰恰是为了加强小说的现实感和真实性”,并指出“在艺术上,写死亡、血腥和暴力可以说是余华的拿手好戏,经历了《兄弟》新的尝试和偏离后……《第七天》对死亡的书写更加集中,更加裕如和游刃有余。”。洪治纲指出:“《第七天》依然承续了余华某些一以贯之的写作特质,如悲剧与喜剧相交融的叙事方法。它立足于底层平民的深厚伦理,又直指现实秩序的荒诞无序……这种分裂式的叙事策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运用,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作家更少。余华对此却操控自如,且又显得异常简约。”

相比国内此起彼落的批评与非议,国外读者对余华的作品却多持肯定的态度,因此可以说余华是一个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中国作家。20059月,余华获得首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710月,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余华创作研究中心,余华被聘为该中心特聘教授;20144月,余华凭借小说《第七天》荣获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的奖项。余华虽然表示“写作比获奖重要”,但无缘茅盾文学奖等主流文学大奖,不能不说是余华的一大遗憾。因余华与西方人的“经验的最接近”,“共通的部分让西方读者容易感受和接受,独异的本土气质又散发着迷人的异域特色”,从1992年起,余华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他的作品在西欧和东亚、东南亚尤受读者欢迎。19986月,余华凭借小说《活着》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项“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5月,余华的小说集《往事与刑罚》(英文版)获得澳大利亚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颁发的“2002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20038月到20043月,余华应邀在美国三十所高等学府展开巡回演讲;20043月,余华获得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810月,余华的小说《兄弟》获得由法国《国际信使》周刊设立的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1411月,余华获得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

当下对余华及其作品研究是已经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自2006年起每年都有上百篇的学术论文发表,国内已出版的关于余华的著作有:吴义勤所编著的《余华研究资料》,高玉、王晓田所编著的《余华作品版本叙录》,邢建昌、鲁文忠所著的《先锋浪潮中的余华》,徐林正所著的《先锋余华》,王世诚所著的《向死而生:余华》,王达敏所著的《余华论》,洪治纲所著的《余华评传》,刘琳、王侃所编著的《余华文学年谱》等。

生于1960年的余华即将步入花甲之年,但“余华从不重复自己,他总是以极其惊险的方式寻求突破,并且总是能够成功。”余华的创作仍有诸多可能,而读者对余华的创作也有着无限期待,我们期待余华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优秀作品。


注释请参看纸质来源。

本文来源:高玉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余华》(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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