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脱口秀”余华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谜,当余华在黎明时分入眠,在下午或者傍晚时分醒来的时候,他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不是太过暗黑了。他不眠的长夜中,除了星光,咖啡,NBA,还有什么,我始终不清楚,当然也不好问,比如他的写作和阅读,是在什么时候?估计是在后半夜。这种情境大概是保有他自我的神秘感、与世界的一点距离,以及对世界的独特的想象方式的一种原因吧。

1 他变成了一个慈祥的人

现在他迈着他轻快的步子,走入了校园。一个女生跑来对我说,“老师,我刚刚见到余华老师了,他穿得非常‘man’,笑眯眯的,说话特别幽默,我好喜欢啊。”

果然,余华笑眯眯地走来了。自此他进入北师大的校园,由一个永远不上班的作家,变成了一名老师。他真的变了,待人接物的方式变了,变得没有那么刚硬,没那么冷了。他的那张素来以酷为标识的脸,现在已经变得笑容可掬了。

他变成了一个慈祥的人。

可他原来却不是这样子的。最初,在他还属于“驻校作家”的时候,我给他强行分配了两个硕士研究生,让他作为“作家导师”给些指导。他是急赤白脸地骂人的,说自己坚决不带学生。可是仅仅三两年过去,当他真正调入北师大的时候,他又一下子变成了“模范导师”。你现在要是说他的学生半个不字,他马上翻脸不认人。

之前我无法,便常用“模范导师”苏童的正面例子来激励他,因为苏童教授一向是和风细雨,常常给予他的学生以耐心和精细指导的。几个经他历练的学生,大概都已成熟了,变成了崭露头角的90后作家。但那时他总是嗤之以鼻,拿苏童和我一块儿不屑的。如今,他每次见到苏童,三句话便开始谈他的学生,并且说,苏童,原来张清华让我学你,现在该轮到你向我学习了,我现在是模范导师了。

苏童便只有抿着嘴笑了,余华则咧开嘴笑,笑得特别开心,特别像个导师的样子。

2 他说:“幽默一下也不行?”

余华来北师大有个前缘,和莫言一样,他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入了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著名教育家、北师大的老一代学者童庆炳先生在主持这个事儿。童老师那会儿喜欢这些人,便把他们都收入了自己名下。我曾问莫言,你的导师是谁,他说童老师;我问余华,你导师是谁,他说童老师;我问迟子建、刘震云,他们都说童老师。于是我便暗暗佩服,老爷子就是厉害,何以有这样的远见,把这些没办法教的人都一股脑地收进了北师大,收进了自己的帐中。

但余华原先不肯承认他出身北师大,还在会上大声嚷嚷自己是“野鸡班”的,我便制止他说,你自己“谦虚”不要紧,可别代别人也谦虚了。他又说,“我的硕士论文都是童老师帮我写的。”童老师那时还健在,马上严肃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提了点修改意见而已。”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捅了他一下,说,你以后在公开场合,可不能再说这种话,这可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事儿,会让人家抓辫子的。他便说,幽默一下也不行?在别处我还说我是初中毕业呢。我说,你那是要把自己传奇化嘛。

他两杯酒下肚,脸就会红得像关公似的,声音比谁都大,话也就比谁都多。

学生们都喜欢听他“拔牙”的故事,以前他有时会讲一下,教室里会哄堂大笑。但这些年很少有人再说了,自从他的《兄弟》中出现了一个叫做“余拔牙”的人物,反而没有人再提了。直到前不久,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不知道这节故事的年轻人,才搞明白了,他们喜欢的余华老师,原来还干过这行当。

当然,他们更喜欢的是,余华老师在屏幕上,一个标准的“脱口秀”演员的样子,口才真是太好了。

3 他真的不是一般人儿

显然,余华受欢迎的原因是多样的。人可爱也是一个方面,他永远有童心和本色的一面,接地气,好玩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厉害。我早年喜欢他,是因为每读一次就有新收获,几次细读下来才发现,他早期那些繁难的作品都是有原型有来历的,经得起细读的。《世事如烟》读几遍才会有个大概的认识;《往事与刑罚》读了以后会暗暗震惊,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中国作家,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在80年代就写出来的东西呢?

甚至《两个人的历史》,这篇只有两千来字的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微型的长篇,它居然处理了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让人读之有万千感慨。

更不要说《死亡叙述》《难逃劫数》《鲜血梅花》《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那些作品,每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我也都会暗自惊讶,余华真的不是一般人儿,人家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站到了一个作家创造力与思考力的巅峰。

但所谓的“先锋”,并不总是在一个方向,后来的余华在三十五岁以前,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从一个极繁难的作家,摇身变成了一个极平易的作家,创造了两个奇迹。这就像是西班牙的大画家毕加索一样,早年是画出了《古典石膏像写生》那样酷毙写实的东西,后来又画了《格尔尼卡》,以致后期的“纯粹色块”那类作品。如果没有早年的写实作为互文参照,谁也不会承认他的纯粹色块的意义与合法性。

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读大学时,有位前辈学者讲到,赵树理是“用四百个汉字写作的”,意思是,他用了最朴素和最简约的叙事,扩展了文学最大的读者边界。而我由此推及余华,觉得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这样的作品,因为小学生可以读懂它,粗通文墨的老人家也可以读懂它,学了一两年汉语的留学生,也完全可以读懂它,那么它就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了。我遂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并武断地说,你应该也是用四百个汉字写作的作家,所以,你是“人民的作家”了。

后来,余华在美国有个演讲,他忽然打越洋电话过来,问我,你说我是用四百个汉字写作的作家,这事靠谱吗?我说,那我得查一下哦。他说,你快一点,我在这里想说说这个话题,又没有把握。

我立马求助于我的一个学生,她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统计软件,很快得出了结论。统计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居然是有1400多个汉字。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余华,我听出他在电话里略略有些失望,哦,居然有那么多?

我马上说,这也不错了,也几乎创造了奇迹,《许三观卖血记》毫无疑问是你用字量最小的一部小说,但也是艺术上最完美的一部小说。

“毫无疑问,你仍然是人民的作家。”我说。

4 他还是一个大孝子

余华还是个孝子。最近的两三年,在疫情开始之前,他年迈的父亲一度病重,他很悲观地告诉我,他要回杭州待一段时间,陪一陪老父亲。后来,他从上海打电话来,说老父亲已经到了上海的瑞金医院,而且幸运的是,医护人员把他的父亲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巧的是,他们是他的读者。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余华的情绪也从低谷里又爬了上来,他兴奋地讲起他父亲起死回生的过程,我听出来一个真孝子的那种兴奋,他是在为自己感到幸运和自豪,幸运的是通过写作,他获得了那么多忠实的读者,这也反过来惠及了他的父亲;自豪的是,他因为是一个作家,而有了做孝子的不一样的资本。

我终于知道,《文城》这部小说为什么会有“话风大变”的不同了。众多的原因中,一定有一个在冥冥之中起作用,那就是他在将近人生的花甲之年,挽留住了几乎不可能再活回来的父亲,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机会,一次恩惠,他的写作没法不多了一份温暖,一份令人感动的温情。

而且余华常常与我强调他一半的山东血统,他父系一方的血缘,是来自山东高唐。“我的身上一半流着山东的血,一半流着浙江的血”,他很自豪地说。

是的,他就像毕加索——一半可以画得非常具象,一半也可以画得无比抽象一样,可以把作品写得无限繁难,也可以尝试将之写得无限平易;可以写得无比冷酷,也可以无比温情泛滥;他是一个永远的先锋派,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民的作家”。

记得他在2014年春,作为“驻校作家”入驻北师大的时候,他的答谢词中的最后一句是,“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矫情的话,我永远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我想,这就是那个喜欢直来直去的,那个本色得一塌糊涂的余华,内心当中一块铁,一个不会因环境与温度而发生变化的灵魂的硬块。他因此而有着多面性中不变的东西,有着两极之间不断的摆荡,有着属于他的那种迷人的张力与魅力。

他因此而不断地出离,也不断地返回。

作者: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原载于:《新民晚报》2022年1月23日第9版 “星期天夜光杯”

整理上传: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