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余华聊文学

余华(左二)

在朵云书院·黄岩店举办的分享会上聊阅读与写作


2012年秋,作家余华到浙江师范大学讲座。那年我读大四,算个文学青年,得知余华要来,自然想去听一听。

那天傍晚,我吃过晚饭,背着书包朝校图文中心走去。路上,即被排队的盛况吓到——前去听讲的人,从图文中心门口,排到了杏园公寓,队伍大概有1千米长。

看着一望无际的人头,我认定听讲座无望,只能转身离去,此行成为遗憾。


9年以后的2021年6月26日,朵云书院·黄岩店开张,书店方邀请余华,以及评论家潘凯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等人,举办一场题为《你生活在你的阅读中》的分享会。

我得知消息后,便在当日前往书店,并顺利地“混”进会场。感谢记者这一职业带来的便利,这是我的真心话。

会场在书店二楼,一个阶梯小教室里,听众大约不到百人。坐定没多久,嘉宾就进场了。只见余华穿着件深色T恤,圆圆的脸,头发已花白。

我坐在前排,注意到余华的面部表情。他入座后,即用目光扫视我们这群观众,眼神冷峻严肃。莫言曾在一篇散文中回忆余华,说他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双目长放精光”。此言诚不我欺。 

但聊起阅读与写作时候的余华,又是另一个状态,他幽默健谈,时不时爆出一些金句,引得满堂欢笑声。

他讲了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表明现实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可以来到现实,现实也可以来到文学。

 

第一个故事。余华童年时,住在海盐县人民医院的职工宿舍里。夏天晚上,宿舍里很闷热,一觉醒来,凉席上留下了他汗水渗出的体形。有时热得睡不着,他就跑去宿舍南边的太平间,在原本用来停放尸体的水泥板上躺下。他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觉得很凉快,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后半夜,他被家属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知道水泥板“真正的主人”来了,赶紧溜之大吉。

多年以后,他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童年躺在太平间水泥板上的记忆,一下子闪现到眼前。诗歌与文学,仿佛一脚就跨到了现实中。

 

第二个故事。有一年,余华前往法国巴黎,宣传他的小说《兄弟》。在街头闲逛时,他见到无数人密集地来来往往,人们行色匆匆,没有任何互动交谈。此时,他脑海里蹦出一句诗,宋代欧阳修写的“人远天涯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不如人与天涯更近。在异国他乡,在繁华的浪漫之都,最能切中自己内心感受的语言,竟出自千年以前的中国古人。现实的场景,和文学联系起来。


文学和现实如此密切,余华的新作《文城》,写的却是离现实遥远的、发生在清末民初时的一段传奇。

余华说,他们这代作家都有个野心,要写跨越100年的事。即便一本书无法做到,也要在几本书里完成。

1998年前后,余华开始动笔写《文城》,中间因为写《兄弟》而搁置了,找不回感觉。直到写完《第七天》后,他再度回来写《文城》。去年初,疫情来临,他有整块时间在家,就一鼓作气把书写完。

为了更贴近清末民初的时代,余华前期翻阅了大量文史资料。他发现,生死无常在当时显得很普遍,一个人前面还活得好好的,没多久就去世了。“有人说,《文城》的主人公林祥福死得太突然,事实上,生逢乱世,人的死,本就没有逻辑可言。”余华说。 

这部《文城》,加上此前的《活着》《兄弟》,时间线刚好贯穿了整个20世纪。 

《文城》出版后,立刻冲上各大销量榜第一,与此同时,来自读者的批评声也很大。大家说,这部作品很平庸,故事老套,人物单一,余华巅峰不再。外界的批评,余华心里似乎门儿清,对此,他也作了一番“辩解”:“不能以单部作品,来评价小说家的好坏,我的作品还在后头。”

 

现场,另有一事可表。分享会的最后,照例是观众提问,嘉宾作答。有一位戴黑框眼镜、留小胡须的青年举手,起身后并未提问,只是说,他是开书店的,开书店的人都很任性,今天他也要任性一回。接着,他快步从阶梯迈下,走到余华面前。我以为他会做出什么惊人举动,谁知,他只是从包里拿出了三本余华的小说,让作者签名。余华倒也爽快,刷刷刷,把名字签了。

这算哪门子任性?要我说,这位青年若是上去拥抱一下余华,或者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我对你的作品太失望了”,我才由衷地佩服他:真是个性情中人啊!


吴世渊/文  单露娟/摄

本文来源:《台州日报》202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