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亚仁长期从事明清小说及历史研究，近年来翻译出版了5部余华作品，是余华在英语世界的首席“代言人”。本访谈基于社会翻译学研究路径，涉及白亚仁介入翻译场的经历，其译者惯习的形塑，翻译余华作品的标准、过程与策略，余华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出版历程及其传播与接受等话题，希望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启示。
关键词：白亚仁；余华；翻译；传播
白亚仁（Allan H.Barr）1954年生于加拿大，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现任美国波摩纳学院（Pomona College）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明清小说及历史研究，是国际知名的《聊斋志异》研究专家，最近出版了中文专著《江南一劫：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白亚仁2000年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迄今翻译出版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Cries in the Drizzle: A Novel , 2007）、《十个词汇里的中国》（China in Ten Words ，2011）、《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2014）、《第七天》（The Seventh Day: A Novel，2015）、《四月三日事件》（The April 3rd Incident: Stories ，2018），均由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还编译了韩寒的随笔杂文集《这一代》（This Generation，2012）。2020年1—4月，笔者与他进行了系列电邮访谈。以下内容由笔者编译,经白亚仁亲自审定。
汪宝荣（以下简称“汪”）：白老师好！您在1983年获得牛津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随即赴美国任教，此后一直研究明清小说及历史。已故英国汉学家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是您的博士生导师。您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他对您选定《聊斋志异》为研究课题有什么影响?
白亚仁（以下简称“白”）：我从杜德桥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治学方法须严谨，要全面掌握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敢于挑战传统假设，并提供新的解释；对被忽视的作者和很少研究的文本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利用史料来阐明文学；等等。他没有特别建议我选择《聊斋志异》为研究课题，但一旦我选定了，他对我就鼓励有加。杜德桥为自己和学生的学术研究确立了高标准；博士毕业后，我仍自觉地按他的高标准、严要求去开展学术研究。
汪：您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聊斋志异》研究专家。据您所知，《聊斋志异》共有多少篇?在迄今出版的近20种英文选译本中，哪一种最有名?美国学者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在2008至2014年间翻译出版了6卷本英文全译本，您如何评价这个译本?您有翻译《聊斋志异》的计划吗?
白：我相信《聊斋志异》大约有494篇。最有名也最受读者欢迎的是翟理思（Herbert A. Giles）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0）和闵福德（John Minford）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2006），但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英译本。翟理思对令他反感的故事内容做了删改；而闵福德偏爱翻译篇幅短的故事，因此很多篇幅较长且有趣的故事他没有翻译。我没有读过宋译本，它由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版，因此影响很小。
我至今没有译过《聊斋志异》，今后也不打算翻译。这是一项大工程，要做好它很难，但我认为这部杰作应该有一个出色的全译本。
汪：直到2000年您才正式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您当初选择翻译的是余华作品，而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您曾自称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队伍中“较为少见的怪物”，并提到研究古典文学的困难，以及您对一些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的不满（白亚仁，2011：31-32）。是这两个因素促使您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吗?
白：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兴趣渐增，中国当代小说的译本却很少。1996年晋升为正教授后，我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做翻译了。我喜欢翻译尚在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为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也让我有机会从事另一种创造性的写作。我当时那样说有开玩笑的意思。事实上，我没有中止研究明清文学，其中的困难和艰辛并没有让我却步。近20年来我积极从事翻译，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做翻译——它给了我一种不同于学术研究的满足感。
汪：在翻译当代文学之前，您是一位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您走的是学术性翻译的路子，不仅尽量忠于原作的内容和精神，而且努力再现原作风格和叙事声音（汪宝荣、崔洁，2019：50-51）。我可以把您称作“学者型译者”吗?
白：我不反对这个标签，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做的不是过于学术性的翻译，因为我的译作没有很长的译者序、大量脚注或其他学术性包装，也不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译作旨在吸引普通读者，以及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西方人。
汪：您曾指出，中国评论家经常用“精确”来描述余华的小说语言，因此“译者要抓住这个特点，以便在传达余华作品的旨趣方面达到最佳效果”（Barr，2012：293）。借用加拿大学者西梅奥尼（Daniel Simeoni）提出的“译者惯习”（translator’shabitus）概念（Simeoni，1998），我认为您的译者惯习突出体现在对译文精确性的追求上，而这显然受到了您治学方法的影响。此外，学者型译者的翻译选材往往受其学者惯习的影响。我想问的是——蒲松龄的文言故事与余华的现代派小说在主题或风格上有何关联，使您如此青睐余华的作品?
白：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很难说我的研究习惯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翻译，但我确实花很多时间修改、微调自己的译文，直到我觉得再也无法改进才作罢。你说的蒲松龄和余华之间的关联，我想主要在于这两位作家的语言都很简洁，叙事风格生动活泼，翻译时都不需要编辑。此外，他们塑造的角色都令人难忘，故事都引人入胜。最后，他们都有幽默感——时而热情，时而尖刻。
汪：2019年11月在浙江大学做讲座时，您提到自己翻译余华作品的目标是“简洁、精确、优美、流畅、生动”。您对这5个标准是等量齐观的吗?对余华作品翻译来说，哪个标准最重要?
白：我认为很难对这些不同的标准赋以绝对值。有时“优美”可能特别重要，而另一种情况下“生动”可能是我最关心的。就余华作品翻译而言，如果一定要我说哪个标准最重要，那么它应该是“简洁”，因为其他4个标准通常都涉及用词简洁（参见杨平，2019）。
汪：您翻译《黄昏里的男孩》时是否就有了这个目标?抑或它是在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您曾细致分析他人英译余华小说的成败得失（Barr，2012）。这是否有助于您提出这套翻译标准?您为什么要自定这么高的标准?这套标准是否适用于评价他人翻译的余华作品?
白：最初翻译余华作品时，我并未有意识地对自己提出这5方面的要求；它们是在我翻译余华作品以及读别人翻译的余华作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通过多年翻译余华作品和修润译文的经验，以及对他人译作的观察，我认识到余华作品翻译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果不给自己定下一个高标准，我就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译作出版后，我总是发现有的地方自己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于是难免有些遗憾，因为要改进为时已晚。同时，由于发现了译文中的这些瑕疵，下次翻译时我会尽量不犯同样的错误。我不认为必须用我的翻译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翻译的余华作品，但人们期待中国文学译者都能提供高质量的译作，我想这是公平的。从中文译成英文颇具挑战，但译者仍应努力使自己的翻译接近很多从欧洲语言译成英文的译者所达到的高水平。
汪：翻译方式及过程因人而异，体现了译者的职业惯习，而译者惯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质量和风格。请说说您的一般翻译过程。
白：我一般会通读原作，以便初步了解作品的结构、语言、主旨及基调。我翻译第一稿相对较慢，因为必要时我会查阅参考资料，以确定自己用英语准确传达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是漫长的修改译稿的过程：在改稿初期，我会频繁地查阅原稿；后来就把原稿放在一边，只读自己的译文，看看它本身是不是很好的英文作品，但如要重新考虑如何翻译某个短语或抓住一段文字的精神，我会再次查阅原稿。
汪：翻译时发现原稿有疑难或歧义之处，您会联系作者吗?译者与作者的沟通很重要吗?
白：是的，遇到问题我就给余华发邮件，有时会直接打电话问他。如果我们碰巧在一起，我会当面向他请教。对译者来说，知道作者如何理解作品中的某个词或短语当然很有帮助。有时问了作者才知道，某个在我看来有点奇怪的词其实是排印错误；不问余华的话，我不一定知道原来是那么回事。
汪：出版社指定的文字编辑在审阅您的译稿时最关心哪些问题?编辑的修改建议对您有帮助吗?
白：我的文字编辑提出的建议往往集中在句子或词汇层面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涉及更大范围内容的问题上。文字编辑一般会指出译稿中的前后不一致、冗余、重复等问题，我觉得这些建议和意见对我很有帮助。我的译文总是得益于文字编辑警惕性很高的审读。
汪：西方商业出版社的编辑对中国当代作品的干预性介入较普遍，他们经常要求作者对原稿做出改动，使其更具可读性和适销性。据报道，编辑曾要求余华删去《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中“鲁迅”一章，理由是美国普通读者几乎不知道鲁迅；后经余华据理力争，这一章在英文版中得以保留（黄咏梅、陈霄，2011）。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白：如果我没有记错，余华的美国编辑芦安•瓦尔特（LuAnn Walther）没有要求他删掉“鲁迅”那一章。她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别的中文词更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同时她可能觉得“鲁迅”这个人名与英文版封面设计有点不太合拍。但余华表示他希望能保留这一章，芦安尊重他的选择，就不再提改动的事了。
汪：《第七天》中文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以《旧约•创世记》开头的几句话为题记，并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什么英文版没有这个题记?
白：我把它删掉了。西方读者对《圣经》开头几行表达的有关“第七天”的概念很熟悉，对他们来说这个题记似乎没有必要。此外，我翻译时依据的底本是余华发给我的书稿电子版，那上面没有这个题记。后来我注意到它出现在中文版中，但我觉得不需要在英文版中予以保留。最近，我读了余华的随笔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才知道，这个题记是出版社编辑加上去的。
汪：是的。但余华紧接着指出：“当然我是同意的，因为对于这些游魂，这七天是一个新世界开始的七天，是没有墓地的死者们的创世纪”（余华，2018：200）。此外，《第七天》中有不少成语和俗语，有关研究表明，您倾向于用归化法翻译成语，以异化法为辅，在处理俗语时则更倾向于异化翻译（汪宝荣、崔洁，2019：52-54）；同时您还用了其他方法，尤其意译法。哪一种策略您用得较多?
白：在如何翻译这些短语的问题上，我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立场。我通常会考虑可选的不同译法，然后选用在特定语境中似乎效果最佳的一种——有时我更倾向于用直译，有时用更地道的英语表达法来翻译似乎更合适。
汪：您曾指出，在1996年至2010年间，余华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出版是一段“曲折的历史”（Barr，2012：300）。我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2000年初，您在没有落实出版社的情况下决定翻译《黄昏里的男孩》，为什么它到2014年初才得以出版?
白：我在2002年就译完了《黄昏里的男孩》，但芦安拿到译稿后认为，这本短篇小说集的销路不会很好，要等余华在美国更出名后再出版，因此这本书在我译完后十多年才得以出版。现在看来，她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汪：1996年，余华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即《往事与刑罚》（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 Eight Stories），由美国汉学家安道（Andrew F. Jones）翻译。这本余华的早期短篇小说集为何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您最初是通过安道联系上余华的吗?
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译中国现代小说系列”（Fiction from Modern China），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任主编。我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我猜测余华的这8篇先锋小说虽然很有趣，但没有多少商业吸引力，因此安道决定把这本书列入该系列出版是合适的。是的，我给安道发邮件，告诉他我想翻译《黄昏里的男孩》，问他要余华的联系方式。他给了我余华的电邮地址，然后我给余华写邮件，相约见面。2001年春，我们在北京初次见面，余华同意我翻译《黄昏里的男孩》。此后，只要我去中国或是他来美国，我们一般都会见面。随着彼此越来越熟悉，我们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
汪：您翻译的另外4部余华作品都是由谁发起的?其中，《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比较特别，余华在做题为“一个作家的中国”的演讲后才决定写这本书。为什么书稿没写成时您就表示乐意翻译呢?
白：余华问我是否愿意翻译《第七天》，我同意了。他同样建议我翻译《在细雨中呼喊》和《四月三日事件》，我也都同意了。出版社从未邀请我翻译余华的书。除了《黄昏里的男孩》由我自己发起翻译，我翻译余华的其他作品都是他和我发起的，然后向出版社提出翻译出版计划。至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2009年3月余华在波摩纳学院做演讲时曾经提及，当时他还没有动手写这本书，但听了他的演讲，感受到他对写这本书的激动心情，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翻译。回中国后，他把书稿一章接一章发给我，内容都很棒，我更加确信这本书一定会成功。
汪：2003年，兰登书屋出版了分别由白睿文（Michael Berry）、安道翻译的《活着》（To Live: A Novel）和《许三观卖血记》（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 A Novel）。此后又接连出版了6本余华的书，其中《兄弟》（Brothers: A Novel）由周成荫、罗鹏（Carlos Rojas）合译，另5本均由您翻译。当年余华是如何联系上兰登书屋的?《兄弟》标志着余华“当代性写作”的开端，是余华自己很看重的一部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议。为什么您没有承担这本小说的翻译?
白：当时余华在美国的代理人是王久安（Joanne Wang）。我相信她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英文译稿寄给了不少美国的出版社，最后，兰登书屋资深编辑芦安•瓦尔特买下了这两本书的美国版权。我想华裔小说家哈金在向芦安推荐余华的书方面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芦安现任兰登书屋旗下克诺夫出版集团（Knopf）副总裁兼经典图书（Vintage Books）和铁锚图书（Anchor Books）总编。我没有见过她，但我们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还通过几回电话。我很佩服她的眼光，也很感谢她所做的一切——她让尽可能多的英语读者读到了余华的书。大概2006年前后，余华曾就翻译《兄弟》一事与我商量，但之前我家里出了状况，所以我没有心思翻译这部大书。
汪：余华说过，对一个作家来说，遇到好译者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固定出版社，而后者的关键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余华，2018：48-50）。为什么找到一个好编辑那么重要?在推动余华作品翻译出版方面，代理人和编辑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白：与一位资深编辑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合作对作者很有帮助，因为他（她）会尽心尽力地为作者提供编辑事务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和指导，同时会监督图书生产过程，确保图书装帧设计美观，并开展有效的行销。有时文学代理人会出面招募译者来翻译其所代理的作家作品，有时主动联系译者的可能是编辑。代理人的作用主要是设法让作者联系上编辑，但一旦签了出版合同，就由编辑负责出版这本书，包括监督出版时间表、安排封面设计、开展图书宣传，等等。
汪：我注意到，余华作品英文版大部分都发行了平装本和精装本，且精装本都比平装本早出。有没有只出了平装本的英文版余华作品?精装本大多由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Books）发行，大约一年后又由铁锚图书公司出平装本。作为克诺夫旗下的两个出版品牌，哪个在美国图书市场更有声望?精装本和平装本的销量一般有何不同?
白：如果出版商预期一本书会卖得不错，通常会先出精装本，以便这本书能得到最大的关注，有时也指望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据我所知，《活着》和《在细雨中呼喊》的英文版只出了平装本。《在细雨中呼喊》没有出精装本，是因为出版商料定其销量不会很大；至于《活着》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万神殿主营精装本，声望可能更大一些；但铁锚出版过很多一流作家作品的平装本，也是一个优秀的出版品牌。精装本会引起评论家更多注意，且因其装帧精美、经久耐用，对图书馆和买书送人的人们更有吸引力，但一般情况下，定价较低的平装本的销量大于精装本。我翻译的余华作品也是如此。
汪：起初余华作品的其他欧洲语版本都要比英文版早好几年出版，但《兄弟》《第七天》《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英文版都紧跟法文版出版，这是为什么?
白：芦安正确推断《兄弟》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会引起美国读者的广泛关注，因此她几乎没有拖延，就安排出版了这两本书。由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很成功，她也就愿意立即出版《第七天》，因为她知道可以利用读者的热情来营销这本书。
汪：在您翻译出版的5部余华作品中，哪一本最成功?哪本书获得了好评但销路不佳?
白：迄今为止，《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获得的评论最多，卖得也最好。余华把个人回忆、观察和见解融入十个词汇中，这种写法既新颖又有效。这本书生动活泼，精彩故事不断，读来不会让人感到沉闷，是一本让西方人透视当代中国的好书。最后，英文版封面上印了十个词汇的汉字，很是抢眼。我翻译的《黄昏里的男孩》获得了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s）杂志的好评，但商业吸引力有限。《在细雨中呼喊》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所喜爱，但普通读者大多觉得它过于凄凉阴暗，不对他们的口味。
汪：与《兄弟》的情形相似，《第七天》在中国也是毁誉参半。这部小说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如何?我注意到，《第七天》英文版有30多篇书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客》（The New Yorker）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都有评论，赞赏余华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与思考。这本书还有哪些方面吸引了美国的评论界和读者?
白：从亚马逊网站上的读者评分来看（当然这是衡量一本书受欢迎程度的一个不科学的指标，但作为一种粗略的依据或许还是有用的），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在美国引起了积极反响。在目前看到的45人次的评分中，49%的读者给它评了五星，27%的读者评了四星。我们可以将其与《许三观卖血记》作比较——后者在亚马逊网站上有29人次的评分，其中51%的读者评了五星，22%的读者评了四星——这说明，看起来这两部小说的认可度大体相当。到目前为止，《第七天》英文版不是一本畅销书，但对一部中国当代严肃小说来说，它的销量是可观的，而且会有更多的人来读它。美国读者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等字眼描述《第七天》。他们发现这部小说的语言很抒情，有一种温情之美，同时喜欢它的幽默基调和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交融。这本书译成英文后效果不错，我想这也是其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现在再看自己当初的翻译，我对它的效果是满意的。
汪：您曾指出，截止2010年，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法国的读者“对余华作品报以热情”，但它在美国的接受“总体上较为沉寂”（Barr，2012：285）。您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因为美国缺乏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说的“翻译文化”（Venuti，2013：158-159）吗?
白：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现在美国有不少翻译中文作品的优秀译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中的专门资助翻译项目和展示翻译成果的机构——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我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主要是读外国翻译作品的美国人不多。主流美国文化相当排斥外国文化，美国人一般只关注本土文化，而且很多美国人到外国旅行的经验很少甚至没有。相比之下，欧洲人更具国际视野。
汪：您曾说：“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翻译家的工作创造的，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出色，原著的国际影响应该就越大。”（白亚仁，2011：36）后来您却认为，有一些因素影响了余华作品在美国的接受，而“翻译质量问题可能是最不重要的”（Barr，2012：285）。我想您丝毫没有贬低翻译质量重要性的意思。那么，好的译文对作品的接受能起什么作用?
白：一本不完美的译作（如《活着》英文版）可能拥有广泛的读者，但好的译作无疑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大，本身成为经典作品的潜力也更大。
汪：近年来您似乎从小说翻译逐渐转向了非虚构作品翻译。什么原因使您的选材兴趣发生了变化?
白：我的选材兴趣不见得就有了变化。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十年里我经常受邀翻译非虚构类作品，最初是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后来是韩寒的博客文章，最近又在翻译艾未未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国当代作家那么多，关于个人生活经历的精彩故事也就很多；这些非虚构作品可以在翻译中得到很生动的再现，西方读者特别感兴趣。但是，今后如有机会，我仍然期待着翻译更多小说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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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汪宝荣、白亚仁，《东方翻译》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