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余华长篇小说《活着》

内容提要余华《活着》持久畅销广受欢迎的关键,就是写中国人“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苦难”是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共和国史,虽然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长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关键词很苦;很善良;余华;《活着》

 

重读近百部20世纪中国小说,忍不住在想:这一个世纪的文学,有没有一个总标题?

首先想到鲁迅的《药》,因为几十上百位最出色的中国小说家,几乎都以描写批判拯救苦难中国为己任,都觉得中国社会“病”了,虽然病症病因病源不同。李伯元、刘鹗觉得官场是病源,鲁迅觉得国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觉得反动派是病毒,1980年代作家觉得“文革”是病体,但总之社会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民主、科学、自由、恋爱、革命、实业、科幻、国学等等,都是不同药方。作家希望文学也是一种“药”。

《家》也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书名,中国人的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家里,围绕着“家”的人伦关系,都试图保卫、延续、挑战或叛逆广义狭义的“家”。《家》的近千万销量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广大民众的认可。

2019年中国最畅销图书,非虚构类是《习近平在正定》,虚构类是《活着》。而且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对比,前者销量更高。为什么《活着》能够成为新时期的《家》或者《红岩》呢?

文学总是人学,晚清小说依据“人伦”批判“怪现状”,五四注重“人生”——人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后讲“人民”,强调阶级。当代文学再次回归“人生”,首先是“活着”。1930年代斯诺编的中国小说英译选,书名就叫《活的中国》。

余华出生于1960年,几年之隔,他和“50后”知青作家群明显不同。余华不像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在从事文学前先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乡村苦难记忆。莫言的创作总是铭记儿时饥饿痛苦,张承志始终守望红卫兵理想主义,史铁生是用残缺的生命写作,知青农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灵感源泉。相比之下,余华更接近于职业小说家。如果说与余华齐名的这批作家,好像生命注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么写,余华却有更多技巧、风格的选择,所以他能写几种很不一样的小说。从早年残酷拷打人性暴力的《现实一种》,到中国古代酷刑传统的当代展览《一九八六年》;从同情底层的写实转向——《许三观卖血记》,到将“文革”与“文革后”两个时代对比的《兄弟》。《兄弟》里,“兄是假胸”,“弟是真谛”。善良的哥哥,后来沦落到卖女人假胸的地步,而粗俗暴发的弟弟(“弟弟”)成了新时代发展的“真谛”。

在余华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小说实验中,从影响、销量来看《活着》最为成功。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历史阶段其实也存在于过去几十年的不同小说里,从《小二黑结婚》《财主底儿女们》开始,整个当代文学一直都在讲这六个阶段的中国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好像是一部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将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各种中国故事简明扼要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是呼应,是证明,有些地方是补充,是提问,整体来说很少颠覆,互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现象。

 

小说的叙事者是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风的文青,另一个是向文青讲故事的老农民。文青当然代表了对农民命运的一种观照和感慨,但是他很少打断,很少议论。

老农民的第一人称其实比较难写,又要有点戏剧性,又要有点农民腔。从农民腔角度,余华的语言不如《秦腔》《古炉》。但是余华也尽量避免文艺腔。故事生动,情节紧凑,节奏很快,尤其是细节精彩,读者很快就忘了,或者说原谅了这个福贵的第一人称,到底是不是老农民语言。读者自然而然进入了他的,也是很多中国人的40年人生。

在考察福贵经历的六个历史时期和其他同类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时,本文想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活着》,而不是别人或余华别的小说,至今仍然这样受到民众欢迎?

在解放前,或者说旧社会,福贵是一个地主的败家子。家有百多亩地,而福贵只热衷于嫖和赌,“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后来我更喜欢赌博了,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来的舒坦”①。

作家显然在小心寻找一种农民能够说的文艺腔,比如“撒尿”这个比较农民,“又痛快又紧张”,稍稍有点文艺。

福贵当时很离谱,父亲管教也不听,甚至带了妓女去向他的丈人——一个米行的老板请安,完全是恶作剧。作为地主儿子,福贵既不像“财主底儿女们”那样在时代大潮当中挣扎沉浮,也不如《古船》里的抱朴,受很多迫害还苦读《共产党宣言》。福贵的少爷形象,接近吴组缃《官官的补品》,也是第一人称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恶行。因为是作家比较陌生的一段历史,就像王安忆《长恨歌》写旧上海选美,主要都是依靠第二手材料,依靠左翼文学的公众想象。

最后一次赌博时,年轻的妻子家珍怀着七八个月的儿子,找到青楼赌台,劝老公停手。福贵继续赌,家珍又拉他衣服,又跪下。“我给了她两巴掌,家珍的脑袋像是拨郎鼓那样摇晃了几下。挨了我的打,她还是跪在那里,说:‘你不回去,我就不站起来。’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后来我问她,她那时是不是恨死我了,她摇摇头说:‘没有。’”

女人走后,赌运转了。其实是对手龙二作弊,福贵把全部家产都输掉了。

福贵父亲很生气,但也替儿子认账,把地和房子都卖了,以两大筐的铜钱,叫儿子挑着进城还赌债。卖房时他父亲说:“我还以为会死在这屋子里。”后来他爹死在粪坑旁。丈人看女婿太不像话,把家珍接走了。女儿凤霞留在福贵这里,新出生的男孩就在女家。一个地主人家就此衰败。

到这里为止,余华的旧社会的故事,和吴组缃、萧红、茅盾等左翼文学基本吻合。除了贤妻家珍,这是一个重要的伏笔。

龙二成了地主,福贵反过来向龙二租地,自己学习农耕。因母亲得病,福贵到城里去请大夫,莫名其妙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福贵于是参加了解放战争,不过身在国民党军队阵中。这时福贵认识了老兵老全,还有少年兵春生。抓来的壮丁当然不肯认真打仗,连凶狠的连长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活着》里的内战故事,又可以和十七年文学如吴强《红日》呼应对照。福贵的队伍很快投降了,他战战兢兢,选择拿路费回家,证明解放军确是文明之师。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土改。“离村口不远的地方,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带着个三岁的男孩在割草。我一看到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就认出来了,那是我的凤霞。凤霞拉着有庆的手,有庆走路还磕磕绊绊。”

当然,小儿子不认识爹,没见过。凤霞认识,但是聋哑了,说不出话。“这时有一个女人向我们这里跑来,哇哇叫着我的名字,我认出来是家珍,家珍跑得跌跌撞撞,跑到跟前喊了一声:‘福贵。’就坐在地上大声哭起来,我对家珍说:‘哭什么,哭什么。’这么一说,我也呜呜地哭了。”《活着》无数次写到哭。

土改时福贵已是穷人,结果分到五亩地,就是原先租龙二的五亩地。“龙二是倒大楣了,他做上地主,神气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从前的佃户。他还死不认帐,去吓唬那些佃户,也有不买帐的,他就动手去打人家。龙二也是自找倒楣,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说他是恶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龙二还是不识时务,那张嘴比石头都硬,最后就给毙掉了。”

枪毙那天,龙二还见到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对当代作家来说,怎么写土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难题和考验。《创业史》里地主已经杀完,但有富农蒙混过关,一直给社会主义添乱;张炜《古船》里地主活活被吓死,他儿子靠了《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当地经济的救星;莫言《生死疲劳》里地主死了以后不甘心,变牛、变马、变猪,一直活跃在那片土地上……

相比之下,余华的《活着》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叙事策略:首先强调龙二枪毙活该,这就符合了关于土改的主流政治定论。但是龙二本来不是个地主,就是投机取巧。租地给福贵,也没有特别苛刻。富人被剥夺财产,是否还应处死?让读者存疑。本来地主是福贵,因祸得福,输掉了地主帽子,换来了贫穷新生,世事难料,世事荒诞。

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福贵一家的悲惨经历,都是“世事难料”。但在“世事难料”中,小说又有两个情节规律: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

 

正当梁生宝要带着贫苦农户走向金光大道的时候,大概也是在1950年代中期,福贵一家的生活却出现了实际的困难。为了省钱让儿子读书,福贵跟家珍商量,想把凤霞去送人。在儿女间做选择,牺牲女儿也是农村常态。

小说写将凤霞送人时,女儿的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到了别人家,凤霞要伺候两个老人。这边儿子有庆也不干了,说:“我不上学,我要姐姐。”福贵就打,打得儿子上学以后,屁股都没法坐在椅子上了。

过了几个月,女儿凤霞跑回来了,福贵还是要送她回去。“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里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风飕飕地吹在我脸上,又灌到脖子里去。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

因为女儿走路脚痛了,福贵又揉揉她的脚,最后就背起女儿走。“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把她看了又看,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

这段父女互相摸脸的文字,简单朴素,笔力千斤。余华很能把握平淡和煽情之间的分寸。

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

《活着》就是由几十个这样用故事抒情的细节连贯而成。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可见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活着”从来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家人的事。

小说里写儿子有庆的鞋,可以单独成一短篇。有庆10岁光景,又要割草喂羊,又要赶上学,每天来回几十里,他的鞋底很快穿了。福贵骂他: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孩子不敢哭,以后走路,鞋就套在脖子上,光脚丫跑,到了学校里或者回到家才穿鞋——这样无意当中练就了快跑能力,后来在学校体育课大出风头,再后来又抢着去输血……《活着》就是连环祸福,世事难料。

小说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民公社来了。五亩地归公,乡亲们都吃共产主义食堂。这时候余华其实还没出生,当然还是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来想象“大跃进”。但《活着》这时主要和《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等“新时期主流”同步。但是没有《古船》那么夸张,因为叙事要保持福贵的麻木、无知状态。高晓声写到万亩地、土高炉,有段非常精彩的议论:“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②可是在余华(或者说福贵)这里,只有事实表象,没有政治议论,只有荒诞细节,没有复杂背景。

小说写大家牲口都入社,之后牲口常常挨饿。儿子有庆偷偷割草,半夜去喂他以前养的两只羊。福贵就骂他:“这羊早归了公社,管你屁事。”有庆还找机会去抱抱那两只羊。

公社要建煮钢铁的炉子——余华不用“大炼钢铁”之类的话语,就用农民的语气“煮”,不是煮豆腐,是煮钢铁。村里人找了一个放汽油的桶,还问煮的时候要不要加水。所有事情都是队长指挥,大家听话,都不觉得队长有错。队长听上面的话。小说里没有一点对队长或者上面怀疑的意思,队长做了很多蠢事,但一点都不像坏人。小说描写1950年代,只写现象不找背景,只列细节不寻原因——《活着》的故事很苦,至今可以畅销。

“大跃进”期间,任劳任怨的家珍得了软骨病。“看着家珍瘦得都没肉的脸,我想她嫁给我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这时乡亲们庆祝钢铁煮出来了。“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可见羊棚很重要。但是公社食堂最后一餐,把村里的羊全给宰了吃了。有庆像掉了魂一样。福贵后来就给儿子买了一个羊羔——当然,“大跃进”以后才能买的。有庆就非常高兴,在学校里跑步又跑第一名。

没过多久,饥饿的浪潮来了,小说悄悄地转入第四个历史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自然灾害”里边多少天灾,多少人祸,这不是《活着》要回答的问题。“那一年,稻子还没黄的时候,稻穗青青的刚长出来,就下起了没完没了的雨,下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中间虽说天气晴朗过,没出两天又阴了,又下上了雨。我们是看着水在田里积起来,雨水往上长,稻子就往下垂,到头来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没到了水里。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哭了,都说:‘往后的日了怎么过呀?’”“自然灾害”后等国家救济。“队长去了三次公社,一次县里,他什么都没拿回来,只是带回来几句话:‘大伙放心吧,县长说了,只要他不饿死,大伙也都饿不死。’”

但几个月以后,再节省,存粮都快完了,福贵、家珍就商量要卖羊换米,可是羊已经被有庆喂得肥肥的,像宝贝一样。福贵很艰难地跟儿子说这事,“有庆点点头,有庆是长大了,他比过去懂事多了”。但是有庆有个要求,“爹,你别把它卖给宰羊的好吗?”明知不可能,福贵还是先答应了。

卖羊的路上,父子同行,这又可以成为一个短篇,令人想起《生死场》里王婆卖马——二三十年过去了,农民还是一样,忙着生,忙着死。从煮钢铁、父子卖羊起,《活着》就越来越回归五四的人生主题,“人”首先是要“生”,要“活着”。

换了几十斤小米,不到三个月又吃完了,之后就挖野菜。挖地瓜时,福贵跟王四打架,差点出人命。人为了一个地瓜,能冒着死的风险。山穷水尽时,还是家珍好,已经生病了,但硬撑着进城,从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带回来。但是一煮粥,烟囱冒烟,村民都看见,饿极了的队长也上来要分上一口。

从人民公社到“自然灾害”,农民无穷无尽地受苦,但是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多厄运,少恶行。

 

《活着》的特点不仅是多厄运,少恶行,而且多美德,少英雄。

余华早期写《现实一种》,解剖人性之恶十分残酷。但实际上,余华又是同辈作家当中最擅长写老百姓的善良美德的。福贵的妻子家珍就是一个百分百的好人,传统道德的当代样板,几乎令人相信这样的好人真的可以存在。

小说开始时,她跪求败家子戒赌,被打耳光也不怨恨,既是女人的常态,也是圣人的境界。之后丈夫被抓了壮丁,几年内她独自带大儿女,多少艰辛。后来女儿聋哑被人欺,儿子养羊又归公。一会儿煮钢铁,一会儿挖野菜。就像福贵自己说过的,她本来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后,没有一天好日子,可是从来不抱怨。到“三年自然灾害”,家珍病倒了,但还要去挣工分,到娘家去求救,最后摔倒,起不来了。福贵说:“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种时候也不叫一声苦。”

她还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给儿女做衣服,说:“我是不会穿它们了,可不能跟着我糟蹋了。”衣服没有做成,连针都拿不起了,家珍又说:“我死后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结,我到了阴间解不开,拿一块干净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在《活着》这本小说里,在家珍身上,读者几乎找不到缺点。照理说,这样写人物,不大能够令人信服。余华,或者说福贵,用很多世事难料的细节,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读者期待。

某天有庆学校的校长,她是县长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师就集中学生在操场上要他们去献血。学生们很踊跃,跑去医院。有庆跑第一,但老师说他不遵守纪律,不让他献血。但是其他同学血型不对,有庆又乖乖地认错,所以就被允许抽血。“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我头晕。’抽血的人对他说:‘抽血都头晕。结果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医生才发现心跳都没了。”

大概是多年后的回述,老汉也没有多少感慨用语,只说他到医院,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个医生,问清了名字,医生说:你有几个儿子?然后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不仅老婆家珍,儿子有庆也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善良至极的人物。

福贵昏过去了,醒来再找医生算账,被人阻止。《活着》一直只述厄运,不查原因,只见苦难,不见恶人,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坑害百姓的符号——县长和县长女人。干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问责了?不会。

原来,福贵怒火朝天找到了县长,发现县长就是当年一起在战壕里的国民党兵小战士春生——于是,本来可能激化的百姓和政府的矛盾(官民冲突)马上又淡化了。

同样的矛盾在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里,点到要害:靠了这些民众支持打下江山,今天不让老百姓吃饭,你们(我们)到底是面对着谁而革命?但余华是不会这样提问题的。

既然是当年共生死的战友,小说马上写他们回忆往事:“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我想起了死去的儿子,我抹着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说:‘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春生叹口气说:‘怎么会是你的儿子?’”

这个潜台词很奇怪,要不是你的儿子,事情就不严重吗?

福贵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

这类细节,一个连一个,多而且惨。叙事节奏推进很快,所以人物性格虽然刻画得不太完美,人们还是很容易被感动。

接下来福贵背着儿子尸体回村,埋在父母坟头。他想瞒家珍,但瞒不了。所以就背着老婆去上坟。回家的路上,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孩子之前不穿鞋子跑步。福贵说:“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有次请余华来岭南大学演讲,特别解释最后这句话。把月光写成“像是洒满了盐”,作家颇费心思,反复推敲。怎么让一个农民在这样极度悲伤的情况下看月亮呢?古今中外,写月光千万种,说是像盐,真是特别——要写出农民心理,又要让作家抒情。

《活着》的情节框架就是一连串世事难料:赌输家产,逃过了土改;壮丁难友,却做了县长;儿子跑步献血,丢了性命;老婆病入膏肓,却突然有了好转。

 

接下来就是聋哑女儿凤霞的故事了。

女儿大了,羡慕人家婚嫁恋爱。队长介绍了一个偏头万二喜。初次上门也不多看凤霞,也不讲其他婚嫁条件,只在福贵家里的屋前屋后转,然后就走了。福贵以为这男人嫌弃他家穷,不料过几天,二喜带了一帮伙计上门,直接帮福贵家修屋顶,刷墙,整家具,还带来了猪头、白酒。

虽说高尚的爱情不应该物质化,但中国故事里也有马缨花拿馍馍表达爱意,芙蓉姐用米豆腐关心男人。像二喜这种话不多说(反正凤霞聋哑)直接就帮女家修房子,也是一种求婚方式,令人感动。

他问:“爹,娘,我什么时候把凤霞娶过去?”

福贵只有一个要求:“凤霞命苦,你娶凤霞那天多叫些人来,热闹热闹,也好叫村里人看看。”

史铁生、路遥写乡土婚俗都是同情或批判,到余华笔下却变得无比浪漫。办事那天,来了很多人,又派烟,又送糖,土里土气,敲锣打鼓。就在乡村农民挣扎活着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小说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文革”和乡下人有什么关系?“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闹越凶,满街都是大字报……连凤霞、二喜他们屋门上都贴了标语,屋里脸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枕头上是“斗争”,床单上是“大风大浪”,男女两人睡在话上面。“话”当然有别的意思,不知道作家是有意还是无心。

村里来了红卫兵,十六七岁,先找地主,大家看着福贵,把他吓得两腿哆嗦。结果队长说了:地主早就毙了,富农前两年也死了。那怎么办?找走资派。走资派是谁?就是队长,就抓队长,村民也不敢救。福贵进城,看到了县长春生被人批斗,挂了牌,任人踢打。有天晚上,春生逃到福贵家,跟福贵说他不想活了。家珍之前不原谅春生,不让他进门——因为儿子为春生女人抽血才死。但这时她也和福贵一起讲了很多要“活着”的理由:“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你的命是爹娘给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问问他们。”“你走南闯北打了那么多仗,你活下来容易吗?”“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春生,你要答应我活着。”

余华坚持用一个不懂政治的农民角度来写“文革”之乱,《活着》的细节远不如《古船》《玫瑰门》那么血腥,反而像王蒙的《蝴蝶》,或韦君宜、茹志鹃一样,借干部落难的机会来缓和干群矛盾、调整官民关系。

答应了福贵这么多“活着”的请求,县长春生不久还是自杀了。小说对“好死不如赖活”的主题有申张也有怀疑。在象征意义上,也意味着干群矛盾、官民关系,即使有“文革”这样的教训,也未必能够修复调和。

对福贵一家来说,世事继续难料。凤霞怀孕了,全家兴奋流泪,但到医院生产时,医生问:要大还是要小?女婿说要保凤霞。结果却是凤霞难产死去。凤霞死去三个月以后,家珍也病死了。

小说写“文革”结束包产到户反而轻描淡写。对老人来说,做社员还可以偷懒,单干了好像更累了。留下的孩子叫苦根,跟他爹二喜形影不离。但是苦根四岁时,二喜工伤,被两大块水泥板夹死。

余下来,就只有福贵带着小外孙,老人、小孩形影不离,还有很多可爱的细节。可是作家写到这里还不停手,某天小孩病了,老人关心,煮了很多新鲜豆子,小孩吃多了,撑死了。

从福贵的父亲、龙二到有庆,再到凤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贵眼看着跟他生命有关系的人七八个先后死去。“八死一生”,老人最后买了一头牛,孤苦伶仃地“活着”。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部小说为什么持久畅销?《活着》到底怎么样简化缩写了当代文学几十部作品中的中国故事?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活着》的情节,第一个特点是多厄运,少恶人。小说的确写了一个家庭经历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包产到户各个历史阶段,他一家人受的苦难,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还要多。但是作家并不特别强调这些苦难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突出的坏人恶行。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所以苦难等同于厄运,好像充满偶然性。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就和社会、政治、历史的背景拉开了距离。

第二个特点是赞美德,无英雄。像家珍、有庆、凤霞,甚至苦根,福贵身边的家人、穷人,全都是道德完美,善良无瑕,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大量动人细节、语言尺寸的把握,叙事节奏一气呵成。他们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所以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至少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苦难”是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也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对苦难的共鸣,使国人几乎忘却了主角地主儿子的身份。对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说里的心灵美形象,好象也不虚假。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共和国史,虽然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持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从艺术上来讲,《活着》是对很多其他小说的成功缩写。“成功”是令人羡慕的,“缩写”又总是令人不满,之后余华也想过更复杂地描写厄运和美德。在长篇《兄弟》里,兄长坚持美德善良,弟弟展现物欲人性,不过细节和语言都不如《活着》这么清洁节制。《第七天》则有点困惑于网络比小说更现实,新闻比文学更荒诞。

余华是一个专业小说家,有比较超然冷静的相对主义视野,又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政治,甚至经济兴趣。期待他还会写出令人吃惊的小说,进一步分析厄运与美德的历史关系,在艺术上超过他的《活着》。

 

注释

余华:《活着》,《收获》1992年第6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


本文来源:许子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