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早期先锋小说的叙述策略

 摘要:余华早期的先锋写作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当代小说演进的主要代表。相较此前的现实主义作品,余华先锋小说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叙述策略的变化上:其一,这些小说的叙述者将主人公们的性格特征进行悬置,不仅没有赋予他们真实的名字,且将他们的话语形式进行了某种程式化处理,致使人物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符指化倾向。其二,这些小说采用对比叙事,作家在关于“暴力”“死亡”的叙事周边,铺垫了关于“非暴力”“非死亡”的叙事,并让它们形成直接比照,以反衬出小说的形而上主题。其三,这些小说继承了前人的象征化思维,但又和他们不完全相同,通过回忆把零碎的人生经验重新组织起来,让精神真实依托象征的修辞,以更逼真的现实内容亮相于文坛,完成了对人类抽象命题的思考。

 关键词:余华小说;20世纪80年代;符指;对比;象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作家们的形式意识日渐自觉随着一批不同于此前叙述模式的小说作品的问世批评家们直言在阅读时已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困难”[1]。余华由现实主义写作转向现代主义写作是这一时期小说转型的典型代表考察余华小说的转折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作主题的变化一是叙述模式的调整相比较而言研究者多关注于前者如樊星把余华小说看作是对“‘的主题”[2]的撰写魏安娜认为余华早期的小说专注于肉体暴力”,是对冷酷麻木的世界唤起”[3];王德威指出余华早期的小说是一种暴力奇观叙事”,是对荒诞也荒凉的故事诉说”[4];倪伟也认为余华小说表达了对暴力和死亡之美的无法遏制的渴求”[5],由此我们很难不将暴力死亡作为理解余华先锋小说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研究者对于叙述模式的关注虽然较少但也并非没有赵毅衡在对余华小说细读的过程中揭示了其非语义化”[6]的特征何鲤则分别从小说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框架中发现了叙事循环”[7]的叙事特征等等。应该说80年代小说发生转折的历史脉络中叙述形式上的变化是非常突出的但我们不难发现相较于小说的先锋主题而言研究者对叙述模式的关注度并不高基于此本文拟从符指对比以及象征三个层面考察余华先锋小说的叙述策略以期找出小说叙述策略与叙述目的之间的关联从而补充余华小说叙述模式研究的不足

 

一、符指人物主体的消解与弥散

 在传统的白话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往往得益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读者是在他的身临其境般的叙述中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人物主体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曹操,《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智深,《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等近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取消了叙述者无所不知的特权却增强了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意识读者是通过人物自身而不是叙述者的转述来认识人物主体的如鲁迅Q正传》中的阿Q、郁达夫银灰色的死中的“Y”、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等等都是这样文学进入当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人们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兴趣似乎一下子高涨了起来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越来越成为评论者热衷的话题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高晓声漏斗户中的陈奂生陆文夫美食家中的朱自冶等等

 余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走上了文坛,《第一宿舍》《鸽子鸽子》《甜甜的葡萄》《星星》《竹女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然而余华在接触了西方文学之后便遇到了写作上的困惑或许是对自己人生经历平淡的不满足或许是对人物形象有了新的理解抑或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作家写作的羡慕等等不管怎样他在接下来的小说写作中修改了叙述策略即不再以人物的性格塑造为目的反而有意识地使他们产生了符指化的倾向

 这种符指化倾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物声音的减弱。《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对十八岁的出门远行的回忆和讲述全文基本上采用叙述者话语其中虽然以直接引语的方式穿插了与汽车司机以及父亲之间的对白但是对话的句子不仅短小而且也都不属于那些能凸显人物性格的标志性话语所以它们不能充分体现人物的精神特征读者尽管也能从中粗略地推测出他们的性格特点但所推测的也仅仅是和其职业年龄等相关的模糊轮廓而已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作者虽然在很短的篇幅中增加了对话内容但是透过发生在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以及老态龙钟的女人之间的对话读者同样很难确定人物主体的性格特征老态龙钟的女人[8]之间的对话为例,“和这个老态龙钟的女人素不相识但是她却将当成她死去的儿子的朋友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大致认为:“虽然与她从不相识但是却在她悲痛之际一直在认真地安抚她的情绪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小说中的应该是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可是推测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测出一个栩栩如生的的形象来而即使如此推测也大部分来自于叙述者话语我本来还想说自己昨天还和她儿子一起看太阳”“她尖利的哭声使我毛骨悚然”“她又用我的手去擦眼泪了她把我的手当成手帕了她那混浊又滚烫的泪水在我手上一塌糊涂地涂了开来”,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物话语大都使用概念化的语言基本没有个性化的语言出现我很悲伤”“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等等人物主体的性格很难从这些语言中准确地推测出来如果说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还间插有一定数量人物主体间的对白那么,《死亡叙述已经没有明确的对话形式全文都是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话语之中虽然间或有直接引语的点缀但是人物话语的声音已经大部分被叙述者的声音所吸收从头至尾我们都无法给出一个粗略的性格轮廓来

 符指化倾向的另一表现是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未能给予人物主体相当的重视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叙述者的似乎非常关心故事的发展不留恋故事中的一众人物无论是那位汽车司机”,还是抢苹果的那五个骑自行车的人抑或是最后出现的很多骑自行车的人乃至的爸爸都没有被给予特殊的审美观照尽管他们在十八岁这一天中有着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唯一例外的是叙述者在开篇给了十八岁的一个特写镜头这年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然而联系下文出现的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可以看出这段脸部描写其实意在凸显第一次出行的乐观情绪以有益于和下文所遭遇的人生体验进行反讽般的比照况且这样的描写虽然写出了主人公的年少之气但更准确地说它也只是传递出了一个十八岁青年所应有的年龄特点这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与十八岁出门远行稍稍不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的叙述者从一开始就将视角聚焦在人物主体的身上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的形象却始终没有被读者所认知读者除了知道在早上醒来一直赖在床上之外别的一无所知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的突然出现给叙述带来了悬念但是叙述者却丝毫不愿在他的身上浪费笔墨在没有给予这个角色更多介绍的情况下就马不停蹄地进行接下来的叙述同样,“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形象差不多已经是死者母亲的全部形象除了从眼泪汪汪”“她更伤心地哭了起来等叙述干预中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因失去儿子而感到无比悲痛的母亲等信息之外读者很难知道得更多。《死亡叙述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的境遇作为叙述者的可能认为对已经十分熟悉没有介绍和描绘的必要因为在叙述者开门见山式的入题之际就已经好像是读者熟知的人物了叙述者的语气虽然和缓有加但是却不向读者介绍的任何信息至于文本当中的几个老太太”“一条大汉”“一个女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等一干人物虽然都在叙述者镜头的取景范围之内但叙述镜头聚焦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打人动作尤其是主人公在开车碾死小女孩之后被她的家人活活打死的那个场面叙述者只关注小女孩家人对此事的激情反映从那幢房屋里窜出”、“一把夺过”“扑过来”“劈了下来”“砍入”[9等动词组合已经将小女孩家人的愤怒逼真地传递了出来而与这种愤怒相比场景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再重要所以也就不是叙述者主要的表现对象了

 由此来看余华小说的人物话语虽然有程度不同的展示但是人物对白的语言过于简单和程式不足以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强力的支撑而小说的叙述者则从头至尾将人物主体的诸多特征进行悬置他们既没有明确的名字也没有被给予格外的审美观照如此一来人物主体的弥散就不可避免这与此前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表现有了很大的不同新世纪以来小说写作虽然再次趋于现实主义但人物符指化的倾向却并没有减弱作家们更加重视人物话语的构建而不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二、对比人生真实的展示与表现

 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写作起源于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倡导,其理论支持是反映论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即如学者所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总是伴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前进而前进”[10人们以此衡量作家作品看重的是它是否反映了现实以及所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诚如李振声所言我们考量一个艺术家反映生活的才能,就既要看他作品所展示的时代幅度是否恢弘容纳的素材是否丰厚又要看他对于自己展示时代融汇生活的艺术能力素质的认识程度”[11余华最初的现实主义写作即是以此为准则的他强调个体经验对写作的重要性强调个人经历的曲折对伟大作品的支配性也就是说他一直认为小说里所呈现的真实应该和作家的人生经历有着某种暗合所以他希望自己能有一番曲折的人生经历以便作为写作的素材至于那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12]他认为并不足以支撑起其宏伟的文学实践然而随着余华人生阅历的逐渐深入他对人生真实的理解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执着于人生体验在文本内外的一致性并对这种暗合式的叙述策略展开了思考,“我感到今天的写作不应该是昨天的方式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13]。

 前文已述小说中的人物主体及其话语出现了弥散的现象这并非人物自身的原因而是由叙述者在文本的叙述当中不愿意和人物交流的缘故造成的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讲从叙述文本形成的角度看任何叙述都是叙述主体选择经验材料加以特殊安排才得以形成叙述者有权力决定叙述文本讲什么如何讲”[14]如果说余华小说中的叙述者不青睐人物主体的话那么又对什么感兴趣呢又会选择什么样的经验材料作为关注的对象呢

 从小说叙述的表层结构看叙述者对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事件非常感兴趣譬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述高潮就是那群抢苹果的人对的一顿暴揍叙述者对挨揍的兴趣十分高涨它几乎是等时地对苹果被抢的整个过程进行了录播包含了挨揍的每一个细节而更为关键的是叙述者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还追踪事件的后续发展时刻保持对的关注被打得遍体鳞伤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由此感到了孤独和害怕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15]。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的关注只限于被揍的全部过程是和相关的事件而不是的性格本身。《死亡叙述的叙述者关注的也是事件过程第一次闯祸侥幸逃脱没有悬念起伏,叙述者基本上平铺直叙而在第二次闯祸之后叙述者几乎用接近一半的篇幅讲述小女孩被碾死之后的事件尤其是被小女孩家人暴打的场面叙述者使用了慢镜头差不多是一点一点地播放着每一个细节有一个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再从将我的肩胛骨砍成了两半”,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最终直到我死了为止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叙述者的兴趣完全在于和相关的事件身上而不是本身

 然而作者因为居于文本之外他没有办法和小说中的受述者展开叙述交流他的话也由此不足为信杰拉德·普林斯认为叙事的真正主题是特定事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16对于读者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故事内容但普林斯所提醒的是叙述者在结构它的叙述时已经凭着它得天独厚的条件对故事的素材进行了选择和加工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关注文本对特定事件的表现”。

 考察这些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叙述者在对暴力的展示之外其实还隐含着对某种超越的期待这可以从小说在展示暴力之前还要给予那么多的前奏和铺垫就能看得出来如果说人们在自己的命运遭际中遇到的暴力死亡是一种非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叙述者还展示了另一种正常的人生现象那就是非暴力非死亡”。十八岁出门远行它表现为十七年来愉快的人生父亲让在十八岁的时候独自出门虽然已经包含了让我吃点苦头好为接下来的人生增加阅历和积攒经验的意思但是在没有遭到暴揍之前很难体验到父亲的这层考虑所以在出门时的心情是欢快的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对于已经长大成熟了的叙述者而言他当然知道刚离开家门的心情但他更关心的成长在这里对人生的一无所知和盲目乐观与那顿暴揍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是反过来这场令人刻骨铭心的暴揍却让阅历了人生完成了父亲对的某种期待于是叙述者的结构安排便具有了深意它对若无其事的叙述实则是为后来被人暴揍进行铺垫而在陷入寒冷和恐惧的时候却又紧接着安排出门时的愉快心情这一正一反一反一正的对比不仅突出了“暴力事件对的冲击之大而且也提醒”,生活的道路并不经常都是一帆风顺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的结构安排也大致如此早上醒来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去给别人充当孝子那种闲散慵懒的人生态度与此后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直接映衬出了的生活遭际的荒诞而更为关键的是它暗示了人类命运偶在性的存在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提示人们不要把它们遗忘在生活的角落里。《死亡叙述的后半部分几乎都是关于遭受死亡的叙事这一结果无疑是始料未及的小说在开篇就写到了主人公第二次碾死人事件并同步追叙了他十多年前在皖南山区的碾死人事件这两次之间的根本差异不仅仅是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是存在着逃逸后虽没有被追责之苦却始终摆脱不了深深的愧疚之情与没有逃逸却被打死之间的不同尤其在第一次碾死人事件的衬托下,“的死亡就更显得荒诞不经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叙述者在对暴力展示的过程中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中不确定因素的某种思考

 显而易见的是余华的先锋小说不再执着于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展示出了表现人类抽象命题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在暴力”、“死亡的周围铺垫着非暴力非死亡”,并让它们形成直接比照正反衬出小说主题的暴力死亡倾向而借助这一叙述结构读者开始注意到人生的道路布满了荆棘注意到个体的命运充满了偶然尤其是注意到人类的死亡往往处在意料之外这是和现实主义写作并不一样的审美诉求如果说现实主义写作强调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意在展示时代风貌的话那么以余华先锋小说为代表的写作则更重视对人类命运的哲思它们追求思考的深邃性期望传递出非同一般的审美效果

 

三、象征小说主题的完成与实现

 余华在一篇创作谈中指出小说应该是象征的存在,“小说传达给我们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动人心之类的价值它应该是象征的存在”[17]。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关于小说与象征的关系即在作者看来象征不只是一种普通的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这里,小说因为凭籍了象征的存在而具有了新的特点第二层意思是关于余华小说的某种提示能够在小说中呈现出这样的审美特质既是他对小说的创作欲求也是对其小说实践的某种阐释

 这样看来小说的叙述者将人物进行悬置绝非随意而为之其意义在于它给读者传递了一个明显的讯号那就是主人公形象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由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交往中产生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典型化是作者关心的首要问题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典型化的形成属于雅柯布森所说的横组合关系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性关联的组合与抽象因此人物的典型化在某种意义上突出的是人的社会性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显然没法在这一层面上成立他们虽然也都是社会上的人但是他们身上的社会性素养并没有引起叙述者的注意恰恰相反叙述者悄悄把每一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要素掩藏起来把他们作为演绎某种人生的哲理之思的媒介他们的位置正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8从这方面看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不再以典型化为旨归而具有了符号化的倾向以雅柯布森的结构主义理论考察符号化的人物在更多意义上是依据相似性进行的纵聚合关系表达是小说获得象征品格的前提之一有学者说:“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的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19]可谓一语中的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关于在十八岁即将长成的青春叙事然而由于这里面的符指化得非常严重读者很难在他身上看出完整的性格倒不如说作者之所以牺牲的性格塑造是因为他不想把这个成长历程当作是的奇特之旅而是希望把它看作是像一样年龄的青年的成长故事进而把它看作是所有青年人在其关键人生节点的失败叙事的确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八岁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叙事或者成功或者失败我们无法逐一而论作者的思想也没有聚焦在这里但是他谈到了未来谈到了现代个体在面向未来时的情感体验小说最后让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恐惧”,这既是主人公的个体经验但也不局限于此而是包含了对每一位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人生体验的某种象征。《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同样如此小说虽然讲的是的一次尴尬经历但从作者的意图看这绝非是关于作为特殊个体的的叙事而是将其推广到了所有人的范围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次经历虽然只是某一个人人生当中的一次偶然经历但谁又能说这种偶然不是另一种普遍呢有学者说人都是一种偶然存在的个体与他者的存在并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当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偶在加以关注时其实也就是关注偶在的本体性也就是说人之于人的偶在性即一种个性化存在或现象性存在是人与人与世界共在的一种关系。”[20由此来看这篇小说余华的用意显然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某一个人的偶然命运而是意在向读者传递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质即那个充满了偶在性却又内含普遍的人的本质存在。《死亡叙述中的象征意味也体现得很明显它借助主人公对死亡的追叙表达的是对人生不确定的另类阐释人的生命本是客观的自然过程所谓的生与死也不过位于其开端和结束时的两个端点但是古今中外的哲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却已延续至今尤其是对死亡的言说更是各执一词并不相同。《死亡叙述虽然延续了关于死亡的话题但作者的叙述焦点却并非死亡本身而是个体的死亡方式他要追问的是生命个体与其生命结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对于主人公而言他可能不会想到他自己的死亡时间甚至更不会像哲人们所说的那样会有时间去思考死亡是什么的论题然而他的生命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倏忽而逝这也是一种偶在是一种存在于我们周围却无法触摸得到的偶在,《死亡叙述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它揭示了被日常生活所掩饰的人类生命的某种本质

 如果说人物的符指化倾向拓展了小说的象征意义那么关于暴力”“死亡的毫无遮掩的书写则提升了小说的象征强度这是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中虽然我们有很多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触及到了暴力死亡”,但是它们却几乎一致性地都选择了回避的处理方式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讲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21事实上,“死亡对每一位个体而言都不是轻松的话题作为兼有精神和肉体的人类我们其实一直都在通过建造各种神化工程”[22]来掩藏对死亡的恐惧余华的小说显然给了读者直面死亡的机会他在拽掉了环绕于暴力死亡周围的种种意义存在之后以正面特写的镜头将它们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来读者在感到了由暴力美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之余还领略到了人生怎么会如此恐怖的惊诧之美这怎能不让人感到震撼

 当然象征化并非余华先锋小说所独有此前小说如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郑万隆黄烟》《空山》、王安忆小鲍庄均有浓郁的象征意蕴从叙述策略的视角看这些作品的象征化来自于时空的虚化读者虽然在文本中能够看到清晰的故事情节但是却很难看出故事所发生的真实空间爸爸爸中的鸡公寨”,《小鲍庄中的滔天洪水”,等等正是借助于时空的虚拟化处理这些小说具备了超越时空的象征意蕴余华先锋小说在象征化的处理上则与此明显不同由于他要追求的目标是真实是人类命运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又恰恰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所以他不得不另辟蹊径即通过回忆把零碎的人生经验重新组织起来让精神真实依托象征的修辞以更逼真的现实内容亮相于文坛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这既是对此前小说象征化思维的继承也是对它的发展

 

四、结语

 进入余华的小说叙事之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充满符号化的主人公形象以及各种精挑细选之后充满暴力的叙述之流依靠这些独特的叙述策略他最终完成了对精神真实的文学阐释当然人物的符指化和叙述的单一化已经让其备受责难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些叙述策略应该是拓展而不是萎缩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审美原则自从程光炜先生提出“‘八十年代文学”[23的倡议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再次成为热点重返并非重新评价而是暗含了对此一时代文学进行历史化梳理的期冀重读余华早期的先锋小说即是在历史化梳理的框架下研究作家作品的一次尝试这其实意味着,始终让小说的价值根植于它的历史土壤当中而不让它受到历史之外声音的影响这是我们重返历史的宗旨也是重读余华小说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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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赵黎波,《江淮论坛》,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