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兄弟》的接受及其异质性

 摘要:余华小说兄弟的接受情况复杂国内外专业批评领域争议较大普通读者意见相对趋同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基于文本自身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存的多重时间性叙事手法的极端夸张另一方面受道德观念媒介承载学术立场审美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专业批评歧异与读者评论类同形成对照反映无功利阅读的回归呼唤文学批评视野重视表层阅读的价值

 关键词:余华;《兄弟》;接受异质性多重时间性表层阅读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0)05-0078-08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0.05.011

 余华长篇小说《兄弟》2005年出版后引发广泛争议,尤其在问世早期,国内评论界批判声音如潮,评价毁誉参半。自2008年开始,《兄弟》法、英、德、意等多种语言译本陆续在世界各地出版,欧美多家主流媒体给予赞誉,绝大多数书评都给出肯定性评价,与国内情况反差巨大。梳理《兄弟》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已有成果对《兄弟》接受差异的追因溯源,多从传播语境、期待视野和审美传统等角度展开,常套用布尔迪厄“场域”“资本”“惯习”等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多样化接受的原因,但有两个重要方面尚未引起学界关注:一是小说本身的异质性,这是多样化接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小说风格多样,难以准确定性,社会小说、大众史诗、流浪汉小说、超现实主义、悲剧、悲喜剧,不一而足,“矛盾”交织,异质性文本突破传统,加上叙事手法的极端夸张,带给读者较强的陌生化体验,颠覆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更加复杂。二是“表层阅读”价值的重新定位,尤其是异质性文本的接受放大了这种效应。以“表层阅读”为主的普通读者评论,从专业批评对文本的复杂剖析中脱身出来,回归“无功利阅读”,凸显纯粹直观的审视价值。本文针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专题探讨,对深度解读《兄弟》现象具有启发意义。


一、复杂接受的异质性文本基础

  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的余华,可能早已习惯自己打破常规的作品不断引发争议。但《兄弟》出版初期,国内文坛汹涌的批评声音,仍然出乎作者的意料。余华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没有想到,《兄弟》因为“厕所偷窥”和“处美人大赛”等性描写而引发巨大争议,“中国人在生活上可能已经很开放,但是思想观念还是很保守”。《兄弟》刚出版时,国内部分学者的批评很严厉,“浅显的让人目瞪口呆”[1]89,“恶俗”[2]426-431,“情节失真……根本不值一提”[3],“消费时代的儿子”[4]127-132,等等口诛笔伐,相伴鄙夷和愤怒。直到2007年,陈思和援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民间叙事传统角度为《兄弟》正名,主流评论界才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向,正面评价开始增多。真正的反转则来自国外。2008年,《兄弟》获得首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并开始被陆续翻译到多个国家。国外多家媒体赞誉其为“当代中国的史诗”,“法国读者所知的余华最为伟大的作品”[5],“从写作基调、历史跨度和叙事技巧来看,《兄弟》都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6]。美法德等国主流批评界认为,《兄弟》是“一部有瑕疵的伟大著作”。

 《兄弟》引起的喧嚣争议与凸显的道德批判、多样的接受语境、读者的期待视野、差异的审美传统等因素有关,加上出版商、媒体的推波助澜,情况比较复杂。笔者无意全面解读《兄弟》的争议生成,而是重点关注《兄弟》文本的异质性特征,这是引发争议的最直接、最重要因素。

  “异质性”本是遗传学术语,原指遗传性状因多种不同遗传物质改变而引起的现象,分为基因座、等位基因两种异质性,现包含不同形体、相异资质、特异禀赋、出众才能等多种含义。在20世纪的学术谱系中,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文学理论、政治学界着力挖掘“异质性”概念的解放价值和生产性功能,“异质性意味着自由的空间”[7]385,“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8]48。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强调:“‘异质性’与‘同质性’是相互对应的概念……与‘同质性’基本同义的是‘相似性’,而‘异质性’则被包含在‘陌生性’的概念之中。‘异质性’或‘同质性’始终是相对意义的:一个红色斑点与它的白色背景相对照是‘异质的’,但这两者相对于声音的被给予性而言则又是‘同质的’。”[9]212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指出:“对元语言主体和理论的主体而言,一方面,异质性与第一次符号再现所遗漏的驱力的再现相符合。异质的元素是一种肉体的、生理的和可指称的刺激……另一方面,异质性是客观的、物质的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它也不能任由主体处置或被不同的象征结构所控制。”[10]180综合上述理解,考虑文学接受的具体情况,本文所称的异质性,既表现为文学作品自身的陌生性和多义性,又体现为读者接受差异而放大的区别性和矛盾性。前者基于文学创作的客观事实和结构形态,后者关涉阅读欣赏的主观感受和情感评价。异质性是文本形态与接受状态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挑战和质疑已有思维范式,强调基于移植、互文的文本建构及其再解构,从而凸显意义的多元话语特征和不断生成属性。

 《兄弟》的文本异质性,主要体现为多重时间性、表现手法的极端夸张。美国学者鲁晓鹏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具有多种时间性,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并存,体现在文学、美学、艺术学等文化生产各个领域,时间模式的混乱反映在文本及其接受上[11]13。这种观点非常契合《兄弟》后记余华对写作语境的描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四十年就经历了”[12]631。受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化强烈冲击的双重影响,当代中国多重时间叠加、多元文化并存,文学敏锐感知时代变化,摹写变化也就自然而然。不但如此,《兄弟》将多重时间性推向极致。丹麦学者魏安娜认为,《兄弟》的多重时间性,“无论是在内容还是风格上,它都包含了所有的特征:前现代以及现代和后现代”[13]65。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风格叠加、凸显异质性,是《兄弟》的重要艺术特征。

  余华认为,这部小说“比较写实”,“选择了正面强攻的叙事方法”[14]20-24,主流批评界也都第一时间强调其现实主义特征。《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认为,“这部杂糅家族史诗与粗粝讽刺、包罗万象的社会小说,通过其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监禁的两个继兄弟的命运沉浮,展示了中国四十年的历史变迁”[15]634。《法国世界报》指出,“这本小说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他既有海明威又有司汤达的风格”[16]638。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非常明显。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地点是中国的刘镇,主要人物是宋钢、李光头两个非亲兄弟。余华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描述他们二人在两个时代的命运变迁,用聚光灯手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宋钢代表儒家传统,正派,有担当,讲情义。李光头超然于正统道德规范之外,依本性行事,生命力旺盛,不受世俗道德约束,无视他人目光,在商品经济时代如鱼得水。

  然而,《兄弟》披着现实主义的壳,却藏着现代主义的魂。小说包含超现实、荒诞、异化等现代主义文学的诸多因素。深受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巨匠的影响,余华扎根现代中国社会,被“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12]631之后,创作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意识。小说大量描写屁股、粪便、疯狂、死亡等“丑”的事物,以混乱、非理性、夸张和极端的闹剧形式,呈现“浓缩的四十年”的荒诞意识;宋钢、李光头和林红三位主人公的人性异化、孤独意识,反映出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宋钢事业失败、妻子兄弟背叛,拖着残病之躯、卧轨自杀;在羞愧的捉弄中,林红成为妓院老板;宋钢死后,李光头丧失性能力和生活欲望,生命的原始力量被抽空。美好事物悉数消失,世界走向虚无。余华解构一切传统价值,则宣告后现代主义的来临。诚如加拿大《国家邮报》指出,“余华用后现代的路数,嬉笑并不时杂以猥亵地提醒我们,当今社会上演了一场虚假战胜真实,山寨战胜原版的闹剧”[17]636。

《兄弟》极端夸张的叙事手法,进一步加剧了文本的异质性。对国内读者来说,小说的陌生化主要源于大量使用屁股、粪便、性等中国人不太习惯的所谓“现代主义粗鄙叙事”。就大多数外国读者而言,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故事都相对陌生。小说叙事选择这两个时代,反差巨大,极化色彩明显。“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12]631从小说上部的厕所偷窥事件、宋凡平被群殴至死、孙伟父亲砸钉自杀,到下部宋钢隆胸卖药、人造处女膜供不应求等,余华以极端叙事方式,生动再现时代的迥异性、极致性。《兄弟》闹剧式夸张的叙事手法,对中外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东西。小说的部分故事,承继余华一贯的叙事风格,如对死亡和暴力的书写,但更多的是改变,使用先前鲜见的闹剧笔调,夸张讲述故事。就艺术效果而言,闹剧比一般喜剧更夸张。《兄弟》的闹剧挑战传统、亵渎道德价值,这是最初引发批评家们反感的重要原因。李光头厕所偷窥被抓,扭送游街,遭众人唾骂;“正经人”刘作家和赵诗人等络绎不绝的男人们,在物质匮乏年代,花一碗阳春面的代价,请李光头描述林红的屁股;轰轰烈烈的处美人大赛,以参赛者没有一个是处女落幕……夸张的闹剧手法吸引眼球,却容易被低估和误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切关于世界的追问都不过是‘人’在追问,一切关于世界的追问不过是在追问‘人所看到的世界’而已”[18]131-137,这是毫无意义、为笑而笑的“表演”,读者能否读懂其深层解构性,二者龃龉,很难分辨。

  事实上,《兄弟》叙事远比上述繁复,很难将各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它们以多重融合方式出现。余华曾把小说比作乐章众多的交响乐,西方批评家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相对陌生,这种感受更加明显和复杂。“极端主义的形式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小说是极端社会讽刺、极端漫画、滑稽剧、超现实主义、粗俗性场景描摹、血腥噱头和黑色幽默的畸形混合体。许多中国式民俗和日常生活的象征意义,西方读者难以辨识,小说的风格也难以评价。”小说主题交织、艺术杂糅、手法歧异、镜头跳跃,生成某种独特的审美风景。


二、专业评价歧异与普通读者接受趋同

  按前文对异质性两大维度的界定,小说《兄弟》的复杂接受不仅源于文本自身的异质性,其斑驳杂糅一度让人无所适从,亦表现为读者接受放大的区别性,见之于国内外矛盾复杂的评价。由洞见或偏见构成的这种异质性,对批评界无疑是一种巨大挑战。

  关于《兄弟》的批评与接受,如魏安娜所言,“评论家对这本书的广泛不同的观点,往往似乎植根于解释的先入之见或文学偏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观点”,“这些先入之见是建立在与不同的时间性相关联的文学期望和解释代码上的”[13]72。目前《兄弟》的批评范式,存在传统现实主义、后现代、文化批判等多种分野。在一些批评家们眼中,“《兄弟》情节失真,(宋凡平在上千人面前扣篮、抱李兰)这样的举动在20世纪60年代道德洁癖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3],“整本书在情节上缺少可信度,人物性格比较怪异,细节上也不真”[19]144,“这部作品对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困境没有反思与关怀,没有置身其中的痛感,有的只是叙事者淹没一切的滔滔不绝”[20]。在聚焦《兄弟》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上述评价中,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标准发挥作用,它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小说应以某种方式反映和贴近生活,发挥说服功能,人文批判色彩明显。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书写和文学批评传统,《兄弟》刚推出时,批评家们大多采用这种标准,也就理所当然。少数学者遵循超现实、狂欢化、荒诞、流浪汉等西方文学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标准,其定位和判断便大相径庭。“‘流浪汉小说’和‘真实主义’小说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存在,使得余华在中国大陆备受争议的‘粗鄙修辞’在法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问题……他们也因此更容易穿透表层的粗鄙进入叙事核心。”[21]110-115

 《兄弟》评价标准的多样化,直接引发专业批评领域的“歧异”现象。多样化批评有助于增进作品理解,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加剧文本解读的混乱状态,部分批评甚至成为“强制阐释”或“无效阐释”。因此,陈思和强调,把握这部小说,必须从“我们既有的文学标准和文学传统中摆脱出来”[22]55-64。基于《兄弟》对通常审美标准的颠覆,读者必须挣脱传统文学观念,才能有效接近和真正理解作品。

  绝大部分的专业批评理论及其实践,都忽视了普通读者这个理应关注的接受群体。在“读者—反应”批评观念看来,“如果不考虑读者的参与,就很难讨论文本的意义”[23]186。大量阅读和广泛分析普通读者关于《兄弟》的评论发现,区别于专业批评的矛盾歧异,普通读者对《兄弟》的接受分歧相对较小,虽也存在争议,但大多是作品感受的具体差异,远不及专业批评领域的复杂尖锐。进一步聚焦,从国内外各书评网站的评论看,中外普通读者的意见具有明显的趋同性,这一现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

 为把握普通读者群的《兄弟》接受现状,本文选取国内外重要书评网站的评分、代表性的读者评论,进行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以揭示普通读者的接受特征。

 在各书评网站上,《兄弟》得分:中国豆瓣8.5(总分10),国外英语书评good reads 3.99(总分5),德语书评lovely books 4.0(总分5),法语书评ba-belio 4.15(总分5),意大利语读书社区anobii 4.2(总分5)。与之参照,余华得分最高的作品《活着》:豆瓣 9.4,good reads 4.31,lovely books 4.2,ba-belio 4.15,anobii 4.48①。若总分都以5为计算标准,中外重要书评网站《兄弟》的得分均值为4,国内读者评分稍高于国外,欧美非英语读者的评分稍高于英语读者,但差异较小。《活着》得分普遍更高,中外差异同样很小。

  在书评网站中,点赞较多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普通读者对《兄弟》的基本感受。比如,豆瓣读者“双木天枰”给《兄弟》5星高分,强调“我并不觉得七十元钱就足以给付余华带给我们的这场思想盛宴,如果一部作品没有值得争议的评论供人探讨,那它一定是很寂寞的……如果说《活着》只是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历程来展示生命的韧性,我觉得余华对于《兄弟》的野心,在于要把整个时代的命运都囊括起来表达。这样的野心必然无法完美地得逞,但他就是有这个勇气和才华,从这六十年,两代人,颠覆式的时代变迁下清理出来一条跌跌撞撞的血路,把这个荒诞而现实的世界表现得活灵活现,然后用残酷的悲剧控诉之,用平静的结局,接纳之”。good reads读者SethT.Hahne给《兄弟》4星评价。“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兄弟》。我喜欢它,这是肯定的。故事情节宏大,人物形象难以磨灭。对中国文化过去40年发展的洞见是很有启发性的。相关的情节很感人,既有趣又悲惨,有时甚至两者同时发生。我完全沉浸其中。我想,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简单化了,还是由于设计或翻译而有些生硬;二是余华情绪过山车的极端主义,让人想起了那些自视过高的催人泪下的电影的公式化手法……余的大部分精力都在探索人类愚昧的深处和人类灵魂的阴暗上,只是偶尔在整个过程中揭示了真爱和友情的纯洁。当然,这些时刻由于其堕落的环境而更加璀璨夺目。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余对于人类的看法,但是我猜想他对人类的评价并不高———尽管他似乎愿意为人类的快乐和美丽而感到惊讶。”普通读者们大多肯定《兄弟》带来的丰富阅读体验和思想震撼,并不避讳小说的若干不足。各书评网站对《兄弟》的总体评价是,小说虽然存在某些问题,仍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

 笔者对豆瓣网站约30万字的评论进行词频统计发现,排在前十位的高频形容词及其次数分别为:荒诞(157)、美好(69)、残酷(57)、悲惨(55)、深刻(52)、疯狂(49)、讽刺(48)、浮躁(47)、伟大(46)、夸张(43);对欧美书评网站约10万字的评论进行相同词频统计发现:幽默(56)、美丽(40)、悲惨(25)、讽刺(20)、伟大(16)、过度(15)、痛苦(15)、残酷(13)、怪诞(13)、荒谬(11)。这些高频词汇反映读者对作品重要意义的感知情况,两组词汇都极具感情色彩,表明《兄弟》带给中外读者激烈的而非温和的共同感受。统计数据显示,作品中的大多数故事“悲惨”“残酷”“夸张”,为数不多的夫妻之爱、兄弟情谊叙述和自然景色描写穿插其中,让世界显得“美好”(中国)或“美丽”(西方)。中外读者都感受到小说的“讽刺”性。“伟大”是中外读者评论共同的高频词汇,用于肯定小说和作者余华,形容父亲宋凡平、母亲李兰等作品人物。就阅读感受而言,中外读者大同小异,评论的高频词汇吻合程度较高,没有明显区别。差异主要是,“幽默”排在外国读者评论高频词汇的第1位,排在中国的第30位,虽出现26次,但仅是排名首位“荒唐”157次的1/6,反映中外读者对幽默的不同感受力,另外,中国读者普遍感受到的“浮躁”,在西方读者评论中很少出现。

  从书评网站评分、高频词汇使用统计可见,中外普通读者对《兄弟》的阅读体验高度相似。与相对复杂的专业批评比较,普通读者评论大多表达纯粹的阅读体验和直观的欣赏感受,他们对《兄弟》的评价更多源于个人的阅读喜好和生活经验,不曾架设理论,直接的道德谴责较少,远离出版资本、意识形态、学术立场等因素干扰,普通读者批评相对更纯粹、更具包容性,在认知和定位方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引入大多以直观阅读感受为主的普通读者评论,实际上指涉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批评方法,即贝斯特和马库斯2009年提出的“表层阅读”(Sur-faceReading)理论。


三、表层阅读对文本意义的敞开

 “表层阅读”等非批判性阅读理论,主张重视直观的阅读体验,是对长久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批判性阅读的反拨。“表层阅读”对应阿尔都塞所提出的著名“症候阅读”(SymptomaticReading)理论,后者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认为阐释(interpretation)即杰姆逊《政治无意识》所说的“寻找显表意义背后的潜在意义”,批评家应视文本元素为某些潜在或隐藏之物的象征,探究意义缺席、空白和省略的原因[24]179-187。这种理论赋予专业批评家以某种特殊能力,“因为它宣称能够读出普通读者注意不到的、作者本人又试图压制的意义,赋予接受过理论训练的读者特殊的能动性,让阅读行为变成了一种英勇的行动主义”[25]76-97。近年来“症候阅读”模式受到多个学者的质疑,“症候阅读所假设的表层/深层的二元对立以及它对刺破意识形态幻象的激情,在逻辑、认识论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24]179-187。如,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就认为,目前的批判工具将批评家们塑造成为洞察真相的精英,其他人则是天真的轻信者、恋物者、宰制的不幸受害者[26]243。

        质疑“症候阅读”模式,势必推动表层体验法进入专业文学批评视野。贝斯特和马库斯将“表层阅读”界定为:“文本中明显的、可感知的、可理解的东西;那些既没有被隐藏也没有主动隐藏的东西;从几何意义上说,那些有长度和宽度,却没有厚度,因此也不涵盖深度的东西。表层是‘要求被看着’,而不是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才能看透的东西。”[27]9他们认为,表层阅读包含多种类型,诸如,作为物质的表层,作为文学语言复杂结构的表层,以情感和道德的姿态拥抱的表层,作为批评性描述实践的表层,字面含义的表层,等等;强调表层阅读的重要价值在于,表层本身包含许多重要的东西,这些常被批评家们忽视。“表层阅读力求准确地描述文本,但很容易被视为政治上的寂静主义者,太愿意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想要从这一传统中恢复对沉浸于文本的强调,因为我们理解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关注是一种自由”,“沉浸在文本中使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冷漠和工具性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沐浴在艺术作品的无利害目的之中”[27]13。

 显然,“表层阅读”意在拓宽文学批评的范围和视野。在文学作品的接受研究中,“表层阅读”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人们对某部文学作品萌生阅读兴趣,常以作品的表层价值为基础。正如安妮·德维特所言:“经过进一步的思考,我确信对文本接受的研究确实是一种表层阅读的形式……我希望追求的这种接受史,不是通过挖掘文本的深度,而是通过重建回应的广度来寻找意义;因此,它使得贝斯特和马库斯所呼吁的对文学对象的中立性成为可能。”[28]从这一角度视之,《兄弟》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关注,即便在中国文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欧美国家,《兄弟》也得到较大范围的持续关注和讨论,这种情况较为少见,这一现象值得学界研究。普通读者的评论大多建立在“表层阅读”基础上,对文学对象的批评相对中立,就像babelio网名caro64的读者评论所展示的:

  当我读这本大书时,我吃惊的是作者在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无可否认和可见的快乐:有些人物死了,其他人出现,场景以轻快的节奏流转,我们有时哭,我们常常笑;创新是永久性的,幻想没有边界,滑稽、怪诞和拉伯雷式的粗俗伴着感情和令人心碎的悲剧,还有感伤主义和纯粹的诗歌。我喜欢《活着》,《兄弟》则是真正的最爱。这本书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它延伸到中国的近几年,并讲述了那疯狂发展的传奇几十年,这几十年让中国人民高兴的体验着经济的增长和现代特色,但同时也被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的衍生物所伤害和虐待。

  caro64的评论在该网站获得最多的点赞。如贝斯特和马库斯所言,这类评论以接受和顺从姿态拥抱文本,读者并不着眼于掌握和使用它,挖掘所谓的“真理”。普通读者的文本接受,很少像专业批评常援用“狂欢化理论”“先锋与通俗”“审美与审丑”等理论话语,或是直接的政治审视、深刻的文化批判。读者从直觉式阅读中体验到的快乐并不肤浅和缺少意义。相反,正是这种古老的表层阅读方式,赋予文本阅读以中立可能,让文本不至于淹没在充满先入为主和偏见的批评中,由此反而凸显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

 表层阅读对文学对象中立性的追求,强调回归艺术自由。人们的艺术关注往往从自由、感性出发,在诸多因素的现实制约中,却常常渐行渐远,最终被抛诸脑后。《兄弟》的接受现状为理解“表层阅读”的价值提供了生动范例。在包括“症候阅读”在内的专业批评话语体系中,批评家们常不自觉地站在各种先入为主的道德、政治、文化立场,借助各式文艺理论,对文本进行千差万别甚至自相矛盾的解读,看似离真相越来越近,却可能离文本真谛渐行渐远。相对而言,普通读者的直觉阅读方式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艺术作品的自由关注和感性理解。普通读者更多地沉浸在无功利的文本阅读中,“按照列维纳斯的逻辑,我们从‘直觉’起步、形成‘感觉’的客体,从而‘静观’形成审美,最终达到异域的审美世界,而自由感也将在其中蔓延、衍生,以致无穷”[29]35-40。就文学批评而言,当我们脱身各种复杂的“专业”解读后,在相对纯粹的审美阅读中,可能更易把握《兄弟》的得失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恰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可感形式本身即具本体意义,表层批评未曾注意到这一点。本雅明的理念论批评观,既不是杰姆逊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后者旨在揭示形式蕴含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强调直觉体验的表层阅读批评,更不是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本雅明的理念论批评观聚焦作品的表象形式,揭示其承载的民族和时代的客观性理念“真理”。《兄弟》诞生在中国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不以缓慢而循序渐进的方式演进,而以混乱而剧烈的变化行进,道德崩溃,社会裂变,欲望主宰一切,传统价值消失。作品融多种风格于一体,形式上极端夸张,承载的是时代巨变,正如“巴洛克对语言粗犷风格的追求让语言在表面上足以承载世界的巨变”[30]69。就《兄弟》的这一特色而言,莫言《酒国》、阎连科《受活》等作品具有类似性。刘再复认为:“《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31]50-52在笔者看来,《兄弟》的文本呈现更为复杂,对现代人性堕落的叙述更加全面、彻底。在饱受批评家诟病的拖沓“尾声”中,余华一一交代主角和几乎所有配角的结局:林红从一个容易害羞的纯情少女变成红灯区的林姐,童铁匠由老婆陪同定期嫖娼,“文质彬彬”的赵诗人荣升李光头扫堂腿高薪陪练,“温文尔雅”的刘作家抛弃糟糠之妻而沦为满身铜臭、满眼色情的刘C,余拔牙“晋升”为碰瓷世界各地政治热点的职业“政治家”,李光头成为武功尽失、不理朝政的“昏君”……在余华看似笨拙、实则蕴涵深刻的笔下,结局徐徐展开,人类走向全面堕落,彻底反思和深刻警醒由此开端。从本雅明的观念看,“真理”就在形式中。而这种形式可以通过直观的“表层阅读”加以把握,“表层阅读”具有小说意义敞开功能。

 在文学接受研究中,特别是对异质性文本的接受研究中,“表层阅读”价值尤为突出。强调“表层阅读”的重大意义,有助于反思和丰富现有的文学批评模式。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层阅读”和“症候阅读”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强调“表层阅读”也并不是否认包括“症候阅读”在内的专业批评价值。本文意在强调,面对异质程度不同的具体文本,应该发挥其各自的作用和优势。就此种适应性而言,挖掘长期被忽视的“表层阅读”价值,也就具有独特意义。[32]

 

四、结 语

 文学作品要想获得读者的高度重视,必须创新,这对推动文学发展意义重大。但创新文学的形式和观念,容易引发争议。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铁皮鼓》《洛丽塔》《尤利西斯》《西线无战事》等独具一格的作品,刚问世时均饱受争议,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得以驻留文学圣殿。西方有评论家曾比较《兄弟》与德国诺贝尔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余华的这部作品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可以和《铁皮鼓》在德国的地位相媲美:作品在时代允许的情况下,尽其所能的、嘲笑之能事地讨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①。

《兄弟》的接受过程的确与《铁皮鼓》类似。1959年《铁皮鼓》首版后一部分人赞誉其为“天才时代的令人着迷的讽刺文学”,另一些人贬低其为“抑郁的色情文学”,认为达到荒唐和恶心的程度。维罗妮卡·舒赫特指出:“(《铁皮鼓》)1959年第一次出版后,德国的第一反应是有争议的辩论,沿着道德而不是美学的路线前进。”[33]41-62《铁皮鼓》在早期虽然被斥责为“色情,亵渎,虚无主义”,但后来的研究者却认为,“这些都是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话语,适合第三帝国的黑暗时代和其持久的后果”[34]63。1960年左右,君特·格拉斯被认为是新怪诞文学的奠基人。1999年《铁皮鼓》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被赞誉为“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众多学者视其为战争和战后时期的代表作。

 《铁皮鼓》与《兄弟》接受的不同之处在于,早期阶段,虽然围绕《铁皮鼓》的道德争议很多,但均肯定其突出的文学质量,恰如何塞·约斯滕、克里斯托夫·帕里所言,“尽管评论家们对这部小说是否有品位众说纷纭,但它的整体文学质量却很少受到质疑”[35]20。《兄弟》的情况不同,它不仅在出版初期受到批评界的道德谴责,文学价值也遭受质疑,即使高度评价《兄弟》的评论,也多承认其具有“瑕疵”。在艺术质量上,《兄弟》有些细节的处理确有可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并不能抹杀小说取得的成就和突破。“阅读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主体间关系,也即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并通过这种伦理关系而获得教益,而非仅仅是理解内容、获取知识。”[36]96-108在世界各地引发的持续关注和讨论中,《兄弟》已然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正如歌德指出的,只要有足够的发行和评论界的好评,那部作品就会成为颇具争议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铁皮鼓》获得巨大成功后,格拉斯继续创新文学的形式、材料和主题。作为先锋派文学的标杆作家,余华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原创性,“文学史就是由那些打破旧的期待,为新视野的演进做出贡献的作品所构成的。作品在最初激起道德和美学上的愤怒之后,进入正典并不罕见。只要它们继续激发讨论,它们就会保留在正典中”[35]12,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异质性文本带给批评界和读者以新的挑战,复杂接受进一步加剧异质性,中立态度与自由阅读格外重要。对于专业文学批评来说,需要更加重视“表层阅读”的价值,凸显批评建构与无功利阅读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应该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言,“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3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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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刘中望、费振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