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为了这个题目,我统计了迄今为止在中文以外的出版情况,32种语言,35个国家。国家比语种多的原因主要是英语,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葡萄牙语有巴西和葡萄牙,阿拉伯语分别在埃及和科威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况,西班牙出版了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印度出版了两种地方语,马拉雅拉姆语和泰米尔语。

 

回顾自己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就是翻译—出版—读者的经历。我注意到国内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境遇时经常只是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当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这是过去,现在是存在硬盘里,然后是读者了,出版后读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赔钱了,就不愿意继续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所以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1994年,法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和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出版《活着》的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烟》的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1995年我去法国参加圣马洛文学节时,在巴黎访问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当时我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这位编辑用奇怪的表情问我: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我知道自己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我又去问那个家庭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他们的回答很谦虚,说他们是很小的出版社,还要出版其他作家的书,不能这么照顾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法国完蛋了。这时候运气来了,法国声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 Sud设立了中国文学丛书,邀请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汉学教授何碧玉(Isabelle Rabut)担任主编,她熟悉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 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此后Actes 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M. R. Masci)和裴尼柯(N. Pesaro),德国的高立希(Ulrich Kautz),美国的安道(Andrew Jones)和白睿文(Michael Berry),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等,都是先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Allan Barr)当年就是通过安道(Andrew Jones)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一直是Actes 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出版社也一直是兰登书屋,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Andrew Jones)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2002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LuAnn),她帮助我在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几年后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去世了。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库布斯基(Kupski)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2010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我的编辑埃莲娜(Elena),晚饭时我把1995年与法国那家最大出版社编辑的对话当成笑话告诉她,结果她捂住嘴瞪圆眼睛,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惊恐,她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编辑。那一刻我确定了Saix Barral是我在西班牙语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他们只出版了我两本书。

 

下面我要说说和读者的交流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提问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外国会遇到,在中国也会遇到。然后一个误解产生了,认为我在国外经常会遇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提问,而在国内不会遇到。其实国内读者提问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不比国外读者少。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到了数学,31等于4;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到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到了物理。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只要是谈论小说本身,我觉得国外读者和国内读者的提问没有什么区别,存在的区别也只是这个读者和那个读者的区别。当我们中国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文学。我曾经说过,假如文学里真的存在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在和国外读者交流时常常会出现轻松的话题,比如会问在中国举办这样的活动和在国外举办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口众多,中途退场的人也比国外来的全部的人要多。还有一个问题我会经常遇到,与读者见面印象最深的是哪次?我说是1995年第一次出国去法国,在圣马洛文学节的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蓬里签名售书,坐在一堆自己的法文版书后面,看着法国读者走过去走过来,其中有人拿起我的书看看放下走了。左等右等终于来了两个法国小男孩,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白纸,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没有见过中国字,问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写两个中国字。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签名,当然我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下了“中国”。


本文来源:余华,《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