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八十年代“文化热”

批评界在对余华的描述中,往往呈现为“两个余华”:20世纪80年代后期暴力化的先锋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温情化的写实余华。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通常是采用历史“断裂”或者“转型”的框架。问题是,“两个余华”的现象是一种历史应然,还是批评家一厢情愿贴上的文学史辨识标签呢?如果这一历史“断裂”真的存在,那么又是如何在余华身上发生的呢?“两个余华”又是如何统一在一位作家身上的呢?事实上,在先锋文学的论述框架内,“两个余华”时而统一时而分裂,《呼喊与细雨》《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在不同批评家笔下面目是模糊和暧昧的。再进一步说,如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巨大断裂的话,先锋文学”及其阐释框架又是如何保持内在完整,几乎轻而易举贯穿“两个时代”的呢?

 

一、“文化热”中的“先锋”

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余华说:“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1)余华又说:“我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和我的生活有关。”(2)余华的虚构是为了更加迅猛地“抵达现实”,只不过余华扩大了作家对写实的认知。余华所说的“我的生活”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但是这一“现实”很多时候被“先锋”的形式外衣给淹没了。

在被称为余华先锋小说宣言的《虚伪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内心的焦灼不安:“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3)余华的创作与现实世界的混乱息息相关。或者说,那些看似形式实验的先锋小说与八十年代的现实是共生的。批评家早就注意到余华小说的暴力倾向,除上面提到三部小说外,在《难逃劫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和《往事与形罚》等被批评家指认为“先锋出击”(洪治纲语)的作品中,处处弥漫着暴力的激情。这种一度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近似偏执狂的倾向,实际上来自作家感到非常混乱的“现实世界”。只不过余华掩饰了对“现实世界”的恐惧,转化为暴力充斥的文本形式。或者说正是这种文本的暴力化缓解了作家的内心紧张。而这一“内心紧张”与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世界”是捆绑在一起的。

那么,在进行“先锋出击”的时候,是什么让余华感到“现实世界”充满紧张和混乱呢?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余华特殊的成长经验,但问题是基于同样的成长经验,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后期迥然不同。现实世界的紧张和混乱并非仅仅是余华个人的幻觉,它在先锋文学中是大量存在的。即便真的是基于余华成长经验的个人幻觉,“一种幻觉只要不被公认为是一种错误,其价值就完全等同于一种实在的价值。”(4)在我看来,这个让一位关注现实的作家感到混乱的“现实世界”,在文化层面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

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余华的创作历程和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对应性关联。1982年中国文化史热开始出现,余华开始写作《第一宿舍》并发表于《西湖》1983年第1期头条。1984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引发了观念更新的时髦话题,全国范围的“文化热”兴起。余华因为去《北京文学》改稿而在家乡引起极大震动,小说《星星》同年发表于该刊第1期头条。1985年国家对外进一步开放,对内进一步搞活”的战略,进一步激活了知识界五花八门的“文化热”。文学“寻根”运动是文学界对“文化热”的迅速回应,但余华却没有在这一运动中找到自己的有效表达方式,他与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起下乡采风,搜集散落于村落的民间文学。也正是此时,民间生活和精神形态进入余华的视野。虽然余华无法跟风写出“寻根小说”,但是民间传说中大量奇特诡异的文化素材成为“先锋出击”的重要资源。

当时积极参与文化论争的甘阳指出:“1985年以来,所谓的‘文化’问题已经明显地一跃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从目前的阵阵‘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来看,有理由推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很可能会蓬勃兴起。”(5)在以后几年里伴随着人学”讨论热,各式各样的文化丛书出版风起云涌。(6)“法律文化”“商业文化”“科学与文化”“哲学与文化”的课题纷纷被提出,呈现出学科间交叉与综合的趋势。在大学校园内,讲座、沙龙、学术讨论会连续不断,一天晚上会同时出现好几场文化主题的学术活动。

驳杂的“文化热”背后是人们价值观念的激烈动荡。西方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本土经济过热带来的社会震荡,让国人开始变得情绪浮躁,一方面空前活跃,一方面异常迷乱。知识界情绪的急遽变化最明显反映在青年身上。1985年青年盛行成才热1986年改为“参政、议政热”,到1988年形式突转,托派(考托福出国)、“舞派”(热衷于跳舞)、“恋派”(沉湎于恋爱),“麻派”(醉心于麻将)开始大行其道,(7)青年代群如此之大的情绪波动和行为反差,凸显了巨大的文化裂痕。据1987年上海十二所高校调查显示,学生最推崇的思想家依次为马克思、鲁迅、孔子、毛泽东、弗洛伊德、尼采,(8)完全属于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的并列和对峙,凸显了青年思想的驳杂纷乱。正如李泽厚所描述的:“与传统的告别,对未来的憧憬,个体的觉醒,观念的开放,纷至沓来的人生感触,性的苦闷,爱的欲求,生的烦恼,丑的现实,个性主义、虚无主义、人道主义……所有这些都混杂成一团,在这批新青年的胸怀中冲撞着激荡着”。(9)面对思想倾斜、价值混乱的文化热,余华一度感到不适应,创作难以为继。

经过写作资源瓶颈期的阵痛,余华在急遽的“文化”分化中终于抓住机会,迅速完成了文学的华丽转身,成为先锋作家群中的一员。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呢?按余华自己的说法,似乎完全是因为卡夫卡。那么,卡夫卡到底给了余华什么呢?余华说:“读了卡夫卡之后,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祖先》等—大批作品,都是一种自由写作的产物。”(10)“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都极为严谨的作家,而在叙述上又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11)在余华自说自话的个人表述中,似乎完全是因为自己阅读中偶然遇到卡夫卡这一历史契机:“在我即将沦为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12)

可是在私底下给编辑的信中,余华则写道:“当然一切都听从你的安排。《劫数》能参加那个盛会,也是非常不错的。反正听你的。”“你是先锋小说的制造者,我是你的商品。”“你是极其了解我的创作的,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来说是定音鼓。”(13)除了程永新,余华曾经一度言必称李陀”。(14)当余华进行先锋出击的时候,也正是这两位分别掌握《收获》和《北京文学》的编者大力提倡先锋实验之时。这期间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与其说卡夫卡“拯救”了余华,不如说通过卡夫卡这一跳板,余华进入了另一个群体性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参照系。

在急遽分化的场域中,“先锋热”与“文化热”在结构上是一致的。文化界在迅速制造一个个轰动事件,生产一个个不甘寂寞的“文化明星”。在逆向思维的轰动效应之下,出现以现代化的名义激烈否定传统的声音。徐星说:“我认为中国文学能不能以崭新的朝气蓬勃的面貌出现,完全在于我们能否做到矫枉过正……是一种致命的庸俗,造成了笼罩整个中国文艺界的庸俗气氛。”(15)这股全面反传统的中西比较风,以1988年《河殇》的热播达到高潮,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成为哀叹黄色文明隔绝机制的最强音。同样是在这一年,余华一边反复念叨着“阴暗的文化背景”“极端主义的小说集”“异端的力量”,(16)一边创作了《难逃劫数》《世事如烟》《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等小说,“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17)

“先锋热”是“文化热”的一个侧面和一种表现方式。对文化较为敏感的余华,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更能深刻感受到隐秘的文化机制的制约。如此氛围中的先锋表述,对应着文化激进主义的选择,只不过余华的激进方式是外在于八十年代历史“现实”的。他在文本上发动的向“传统”冲锋的象征性革命,与那些现实的激进的“文化精英”相比,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文化策略。虽然余华的这种选择在结构上与文化激进主义者有着一致性,但却并非是义无反顾的,其内在矛盾和裂隙在小说文本中暴露无遗。

 

二、匮乏的补偿:小镇与城市

“文化热”背后隐含着文化匮乏,尤其是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时用以应对的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学研究者也清醒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的困境:“强调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可我们本身对文化没有多少研究,这是很可悲的。(18)这种内在的匮乏表现在文学创作上,紧张的现实感由形式的偏激表现出来,激进的形式实验经由看似最通俗的文本体现出来。文学阐释表面上的热闹却凸显了内在逻辑结构简单。先锋小说阐释就是这样被建立在一系列面目可疑的二元论框架上。

在余华的小说中,被解读为后现代“文类颠覆”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怀旧”色彩,尤以《河边的错误》(《钟山》1988年第1期)、《古典爱妻》(《北京文学》1988年第12期)、《鲜血梅花》(《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为代表。仿侦探小说的《河边的错误》;仿才子佳人小说的《古典爱情》;仿武侠小说的《鲜血梅花》。似曾相识的故事情节被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足够的阐释空间。批评家强调戏仿使“小说成为非语义化的凯旋式”,作品被赋予了激进的先锋文学意义。

问题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如果剥离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历史语境,就会出现以阐释框架宰制文本的倾向。事实上,余华不是一个喜欢写历史的作家,他关注的重心一直都是“现实”。所谓颠覆性的文本是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回应:“无论是旧小说还是新小说都已经成为传统。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即我们为何写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所能回答的只能是——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19)余华所谓的现代,是文化热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对于“传统”与“现在”的关系,余华与“文化热”的倡导者之一甘阳有着相近的表述:


我们不是以“过去”的文化和心理结构为尺度来衡量“现在”的文化与心理结构是不是标准地道的中国“传统”,而是以“现在的”文化与心理是否与“过去的”有所不同来衡量一种“传统”是否具有新生力和创造力。(20)

事实上我们真实拥有的只有现在,过去和将来只是现在的两种表现形式。我的所有创作都是针对现在成立的,虽然我叙述的所有事件都作为过去的状态出现,可是叙述进程只能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回忆与预测都是现在的内容,因此现在的实际意义远比常识的理解要来得复杂。(21)


可以看出,余华的说法几乎是甘阳文章的翻版。他们都强调传统是流动的,是一个过程,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固定的实体,从而质疑“过去型”的时间观,拒绝“被过去化”。他们的批判指向的是所谓缺乏现实感的“过去式的思维方式”。稍有不同是,甘阳更加强调传统的落脚点在“未来”,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而余华更愿意注目“现在”,不愿给出一个清晰的未来。

从当时讨论的动机来看,“文化热”的实质在于“借文化谈政治”。(22)因为一些现实问题涉及无法公开进行讨论,于是只好借文化谈政治,以此参与到现代化的建构和想象当中。实际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满的现实图景:读书无用、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社会分配不公、通货膨胀、行贿受贿、贪污浪费、道德沦丧等等。社会改革“副产品”的增加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承受心理。在1988年被寄予厚望的价格改革受挫后,改革的拥护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精神领域的认同危机急遽扩散。“文化热”是思想分化加速的一个表象,其价值观的紊乱是现实危机的典型表征。

在“文化热”讨论中,知识分子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应对危机的策略。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的历史阐释,甘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叙事,李泽厚有关“转换性的创造”传统的论述,不仅仅意味着不同的文化思想动向,同时意味着知识群体的分化。这些论述都与现代化进程关系密切,有很强的社会实践色彩,“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而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23)它们不仅与改革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不存在对抗关系,而且可看作是给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政治寓言。“实际是配合着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文化热’,并不是发生在知识界内部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文化热’”。(24)这种搬运西方现代话语试图完成新启蒙任务的知识逻辑,是与新潮批评家共享的,同样是为现代化改革提供着合法性表述。

“文化热中知识分子的应对策略,在先锋作家身上有着相似的结构性痕迹。不过由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多义性,使得这一表意体系显得更为复杂和暧昧。相比激进的现实文化抗争,先锋小说形式的意识形态显得更为保守和保险,激进的形式实验遮蔽了文本的本来面目。不得不说,先锋作家在文化选择上并不比形式上更激进,这种文化选择的困境会不时地出现在作品中。类通俗化的历史书写更为文本增加了一层保护色。这种历史其实是指向当下的,“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25)“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目的在于解释当下“现实”。对于余华来说,通俗故事的外壳只是自己文本的表意符号,“历史”只不过是作家当代情感经验的一种极端化表达。

这种文本“怀旧”放在“城市改革”的社会结构岩层中脉络更为清楚。随着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城市消费文化逐步形成,精英知识分子集团开始逐渐分化,普通都市文化人对直接审美娱乐的追求成为必然。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多层场域,余华的“怀旧式”先锋书写绕不开“通俗文学热”。有研究者据余华“怀旧式”书写的审美效果,将这些小说称为“现代文人传奇”,并认为“先锋文学的汉语形象的主要倾诉对象或接受者,应是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群体。这里的文人群体是一批具有闲适心境和娱乐要求的普通都市文化人。”(26)这种从文本效果进行的反推,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先锋文学的传播早期主要在批评家、研究者、高校等先锋读者圈子中进行。普通读者的接受有一定的适应期。

在雅俗分化的场域中,余华表达了对“大众经验”的弃绝:“当文学所表达的仅仅是一些大众的经验时,其自身的革命便无法避免。”“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27)这种弃绝更多是一种姿态和策略,无疑是迎合城市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满足。以“先锋小说”为标志的“纯文学”的新浪潮尽管当时还以压制“通俗文学”的状态而存在,但是以消费为圭臬的通俗文学却在用更露骨的方式帮助先锋小说反抗并结束“当代文学”对文坛的统治。(28)“剥离这一过程是由先锋批评家、先锋编辑、先锋读者共同打造的。

 

三、现实经验之外:“寻根”与“先锋”

如果返回余华的小说谱系,会发现“两个余华”有着内在关联。余华的创作一直集中于“小镇”,只不过表现形式发生了转换,或者说,余华进行了“小镇”重写,这种重写又在一条线索明晰的历史链条上。与其说“小镇”有“两个余华”,不如说余华有“两个传统”:汪曾祺和卡夫卡,这两个传统发明了不同的“小镇”经验。

在“先锋冲击”之前,余华的“小镇”故事有鲜明的“温情化”倾向。这些格调清新的写实小说与“伤痕”文学保持着某种距离,呼应了以汪曾祺为代表的另一个文学传统。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活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新鲜的,虽然评价有很大差异,但因为当时真正有害的作品并不是汪曾祺式的“纯文学”,而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作品,因此看起来“另类”的写作“被纳入了主流叙事的许可范围之内”。(29)在《北京文学》的大力推动下,这一文学传统在主流之外迅速生长。余华的“小镇”书写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北京文学》所推重。小说在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温馨氛围中蕴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唯美色彩。1984年先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星星》《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无论是拉小提琴的云云、逃荒的竹女,还是情窦初开的蓝蓝,都显现出自然淳朴的人性之美。文本中弥漫的传统风神和淡淡的感伤情调直追汪曾祺。

余华的“文化告别”与“文化寻根”思潮关系紧密。正是在“文化寻根”思潮影响下,一度被余华推崇的汪曾祺式审美意蕴遭遇了危机。这一文化认同的转向同样出现在贾平凹、铁凝等人的创作中。就在1985年,余华还说:“生活如晴朗的天空,又平静如水。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倒是有的。于是只有写这一点点时,我才觉得顺手,觉得亲切。”(30)但是余华在“85新潮中被甩下了,猛然发现这个让自己兴奋的“一点点”,很快被“文化寻根”宣告是无效的。

经历过“文化热”的李泽厚曾经质问:“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是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31)从个人经验来看,积极提倡寻根的基本都是知青出身。上山下乡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使得他们获得了有效的小说资源。

更重要的是,程光炜已经指出,“文化寻根”是被“国际化”发明的,寻根作家之所以大量复述“偏僻小镇”,是懂得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哪种国际“通货”更有价值。(32)这种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寻根,和汪曾祺式文化书写并不在同样的文化脉络中,之间有着内在的断裂。文学成规的转折使得余华遭遇了写作的危机。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余华来说,没有寻根”作家那样的身份优势。或者说,余华这代作家的代际经验和文化视野和之前作家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这在处理“文革”经验时表现得十分清楚。在“受难”作家(比如“右派”作家)的反复书写中,“文革”经验被暴力化、简单化、漫画化甚至妖魔化。这种情感经验在“受害者”那里是真实的,他们情绪性的反应与自身经验及精神处境密不可分,但是在深层的价值体系、语言体系与“文革”间有着同质性。在知青作家身上,“文革”经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价值判断显得多元和暧昧。

代际间话语资源的断裂,不仅影响“文革”书写,而且影响作家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不同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无法认同知青作家建构的价值系统,又缺乏对西方外部世界的真切了解,这使得他们在表达自身经验和文化时常常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我们确实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一个倒塌的传统的颓园里,甚至在远离颓园的荒野,满不在乎地玩耍、游戏,跟野兽一样。当现代化的呼声响起来,我们这群王朔调侃的‘都是苦出身’的小兽虽踏进了大学的门槛然而这个时代在我们精神生活中造成的内在虚弱,在八十年代的兴奋和激动之后,终于宿命般地显露出来了。(33)


作为对“局外人”被抛感的一种反弹,20世纪60年代作家成长期的“文革”经验被重新激活。他们身上普遍有一种“红小兵”情结。作为一种童年记忆,“文革”的文化符号曾经是他们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大字报背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危机有着深刻印象。作为“文革”的见证者,在喧闹不安的生存场景和充满暴力意味的革命性话语包围下,他们处于一种无序的生长状态。虽有造反的冲动和渴望,但由于年龄尚小无法亲历,只能徘徊在狂热社会浪潮的边缘。面对“文化寻根”的失语状态,想象的革命激情很快被激发出来。王朔笔下的满不在乎,到处调侃的“顽主”形象就是这一文化症候的反映。大院文化背景,“北京市民”的语言方式,让这些“顽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局外人“文化失语症”的尴尬状态。

对于主要生活经验集中在“偏僻小镇”的余华来说,并没有可资炫耀的王朔式的大院文化。面对“文革”经验,自身没有更多的文化资源来抗衡出现内在的失语状态。这种状态下,《一九八六年》用一种让人“震惊”的方式完成了对“文革”的寓言化书写。这种和现实论争“紧贴”的叙述很快面临着一种困境。现实的论争曾经直接影响到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的发表。(34)而对于正想进入“文坛”的余华来说,显然缺乏直面这一困境的心理准备。同时,面对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余华自身身份的制约也成了“城市改革”经验的局外人。余华先锋小说创作主体的近乎残酷的“零度介入”,类似“科学实验”的冷漠态度,与这种“站在餐桌旁”的局外人角色有关。当时兴起的“纪实文学”和“寻根文学”,余华都没有充足的个人资源去书写。无论是“文革”还是“文化热”,余华一直是热潮之外的“当下经验的局外人”,这源于一代人生命经验的夹缝状态,大历史给他们的提供的原型意义的经验非常有限。余华更多是“小镇”经验,作家更为熟悉和了解的,实际上是一种乡村文化人的经验。

那么,余华的“小镇”经验是如何被转化为先锋文学资源的呢?现实情况是,随着城市改革中“文化热”的兴起,文学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文学动力机制,是一次当代中国包括其文学“重新进城”的隆重的历史仪式。某种意义上,“进城”就要斩断与“乡村”的历史血脉,将抛弃前者的沉重负担和不良形象设定为自己“再出发”的起点。在“小镇”和“上海”的强烈对比中,使得余华“意识到正在走向‘消费化’的上海对文学需要什么东西”,(35)居住于都市的批评家的眼光、翻译读本的引领、作家对都市的向往和对小镇的厌弃共同构筑了一幅动人的先锋文学图景。

如果说“寻根”文学迎合了国际的需要,“先锋”则体现了强烈的与“城市”接轨的渴望。知青的“国际化”视野中的“寻根”开始变味。余华的经验不足以支撑。对于余华而言,“先锋”无疑是被“国际化”视野中的“寻根”给“逼”出来的。集体欲望与政治热情,忙于“知识搬运”的文化空间下,余华以自己的“怀旧”之旅将“文化”障碍进行了铲平,侧面为20世纪90年代的出场扫平了道路,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温情化的汪曾祺传统顺利回归。余华的这一逻辑结构和先锋文学是对应的。“温情化”恰恰对应“寻根”的一面,而“暴力化”对应的是“先锋”的一面。

先锋与寻根,如果我们当作文学要素来看待,则是贯穿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谱系。面对余华的先锋冲击,批评家意识到了救赎历史的无望,“以隐喻的无尽转述与历史断裂,永远地阻断了‘寻根’之路,宣告了历史反思的无妄与历史自身的消亡。”“面对这样一个双手颤抖、老迈不堪的历史/父亲,余华不可能有‘寻根派’爱恨交织的情感;也不可能有王朔们的兴高采烈。”(36)在历史性的断裂之后,只留下一片凄凉的荒草。但让批评家始料不及的是,这只是余华的一个侧面。吊诡的是,历史的诡计大大出乎了批评家的预料,正如冯骥才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转变为一个传统文化的辩护者一样,余华对浪漫主义温情的批判,使得这种温情在其后的作品中彻底回归。

或许,无论是寻根还是先锋,都只构成八十年代文学的内在要素,探寻这些要素在不同思潮中演变,才会深入更为隐秘内在的文学史线索。

 

 

参考文献:

1)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读书》1999年第7期。

2)(10)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第16页。

3)(19)(21)(27)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4)[法]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页。

5)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

6)其中最为活跃的三个知识群体及其文化活动,包括金观涛等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陈来:《思想出路的三动向》,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页。

7)杨雄:《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8)其中马克思(占44.98%)、鲁迅(38.75%)、孔子(25.54%)、毛泽东(24.90%)、弗洛伊德(23.36%)、尼采(22.84%)。见王寒松:《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想》,中国青年出

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11)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12)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13)余华致程永新的信,见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第45页、第46页。

14)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50页。

15)据高尔泰说,徐星说完这些话还写下来,要求高尔泰写在自己的文章里。见高尔泰:《当代文学及其部分评论的印象》,《中国》1986年第5期。

16)余华198842日致程永新的信,见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17)莫言:《会唱歌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18)钱理群:《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读书》1986年第1期。

20)甘阳:《说传统》,《读书》19862月号。

22)李泽厚:《关于文化问题的问答》,《电影艺术》1987年第1期。

23)贺桂梅:《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陈平原编:《红楼钟声及其回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24)程光炜:《批评的力量——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小鲍庄〉的关系》,《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25)[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7页。

26)王一川主编:《现代文学中的汉语形象:文学现代性的语言论观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28)(35)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29)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30)余华:《我的一点点》,《北京文学》1985年第5期。

31)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727日。

32)程光炜:《在寻根文学周边》,《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3)郜元宝:《无力的言辞》,《读书》1994年第6期。

34)据余华说,《一九八六年》本来要在《北京文学》1987年第二期发表,但是刚好赶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文学》不敢发了,后来局面转过来以后发表在《收获》1987年第六期。见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36)戴锦华:《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北京文学》1989年第7期。

 

本文来源:《文艺争鸣》,李建周,2020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