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我和马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说,如果他或者我生气了,我们的友谊就不会保持到今天。马原身上始终保持一个优点,就是幼稚。我刚才听他啰嗦半天,为自己的书辩护,我想马原真是,65岁了,还是没变。那些批评你的人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你搭理他们干吗?你的房子还没盖好,你过几天回去,房子一盖,什么事跟你都没关系了。

 

我认真把这本书读完了,读了三天。其实我可以一口气读完,我现在老花眼,读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这本书虽然有300多页,但给我的感觉只有200页,很快读完。几天前马原到北京了给我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的新书很好看。好多年前,马原在北京漂泊的时候,没事干会到我家来,那时我送给他一本《活着》,他看完以后给我打电话说写得真好看。这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的评价,我们不会说其他的话。

 

我读完这本书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中人写出来的书,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书。至于里面有一些什么细节或者故事你们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些人拿这个来批评马原。其实文学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艺了,什么样主题什么样题材都被写过了,我们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会发现安娜的故事,渥伦斯基的故事,列文的故事里也有我们自己的感受。当然也有读者陌生的故事,每部小说里都有读者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读者陌生的故事,我们先不谈这些。

 

我谈谈我所了解的马原。

 

八十年代末我们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马原经常过来。那时候陈晓明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当时觉得那地方很远,现在北京大了,感觉不远了。我和格非转五六次公交车去看他,他就在宿舍里用电炉炒鸡块给我们吃,一大盘,晓明很会做菜。不过他很牛,不搞礼尚往来那一套,从来不到鲁迅文学院来看我。马原经常来鲁迅文学院,当时莫言和我住一个房间,有一个学期他回家盖房子去了,他也不在,马原就在那住了几夜。我们通宵聊天,充满热情谈文学,没谈其他的话题。我们到晓明那里,也是只谈文学,除了文学没有别的话题,那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我记得晓明当时还写诗,问他发表在哪里,他很得意说,发表在研究生院女同学们的笔记本上。

 

那时候马原工作单位还在西藏,有一段时间马原离开西藏回到沈阳,马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但是他做事基本上是半途而废。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我们请过去。这是我认识史铁生以来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我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震云身体比我和莫言强壮,他背着铁生上火车,我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铁生走了,他比震云更强壮。记得我们还在那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我们是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原,马原再帮我们拉来两个踢得好的,我们让铁生当守门员,铁生坐在轮椅里,我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铁生踢坏。(马原补充说:就是一个篮筐下面,铁生一个轮椅就已经把它围住了。)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他们不敢往我们的球门踢,他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我们围着他们的球门踢。那时候确实很好玩,晚上去偷黄瓜,当时辽宁文学院周边全是农田。我记得走道里摆着一个大水缸,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面洗一下给铁生送过去,铁生咬一口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黄瓜。我说这黄瓜从摘下来到你嘴里不到十分钟。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在沈阳待了一些日子后,马原去海南了。马原一直在漂泊,他当年选择去西藏,其实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漂泊的道路,总是在途中。他一直安定不下来,他在北京也漂过一段时间,在北京漂着的时候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他原来在拉萨群艺馆工作,马原这个人心高气傲,他个子也高,平时看别人都比他矮,他瞧不起别人,跟群艺馆馆长关系很不好,他这种性格,拉萨市委书记都不放在眼里,群艺馆馆长算什么,所以经常吵架。有一天他们群艺馆馆长发火了,说马原你别再来上班。马原如获至宝,说:你说的不让我上班。从此以后马原再也不上班了,但是工资照样拿。然后他就到北京来了,工资还有,但他不上班了,他抓住了那个馆长的把柄,不是他不想上班,是那个馆长不让他上班。

 

后来他又去了海南,去了很长时间。他在海南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刚才晓明说的,要拍一个叫《中国文学梦》的纪录片。那时候我已经回嘉兴了,有一次刚好程永新和格非从上海过来玩,住在我家里,我们三个人正下着围棋,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傻了,马原带着一个摄制组来了。问他是怎么找过来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马原大概是听说我们在嘉兴,直接上了火车,就找过来了,好像《中国文学梦》是在我家开机的。(马原说:前一段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那本书就是关于我拍的《中国文学梦》的活动,拍了两三年,这个片子开机就在余华家里。)

 

片子在我嘉兴的那个家开机了,马原就把我们三个人先拍了,然后满世界跑去拍其他作家。当时巴老巴金虽然还没有常住华东医院,但是已经年老体弱,要不是因为李小林,他根本拍不到巴老,他拿着那个大灯烤了巴老好几个小时。等到他的片子历尽艰辛,钱花完了也剪完了,可是放不了,为什么放不了?电视台的清晰度不断升格,他用的磁带的清晰度已经过时了。(马原:原来有4-3的带,大宽带,等我拍完了,那个带变了,制式又变了。)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当时为了让《收获》上《焦点访谈》,这样可以增加发行量,我们去忽悠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人,最后他们同意了,给《收获》做一个《焦点访谈》。找来找去谁来做这个节目,王利芬。王利芬那时候在新闻评论部,她是谢冕的博士,是新闻评论部唯一懂文学的。王利芬很关心马原,问他这些年不写东西在做什么?马原说在拍一部《中国文学梦》。王利芬说:你做这个片子干吗?马原说:我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情。王利芬说了一句很好的话,她说:你要是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你就多写几篇小说吧。

 

他后来还是漂泊,漂到上海去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说实话,晓明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合情合理,没有人感到惊讶。马原当中文系主任我觉得就是他这本《黄棠一家》前面的书名——荒唐。一个漂泊不定的人做了中文系主任,也好,我以为他从此会安定下来,在上海安家落户了。那时他还请我去同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到了同济的招待所,吃了午饭,我们哥俩就在房间里面,坐在两张床上开始聊天,好几年没见了。我忘了问演讲题目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演讲题目是什么,聊的差不多该去吃晚饭了,吃完晚饭就去会场。人很多,马原自己不上去,就在下面坐着,让他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在上面主持活动,等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才想起能说什么啊。往后面看一看,有标题在。其实马原也不知道我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他根本不关心这些破事,他就是陪着我,跟我聊天,陪我吃饭。没过多久,他有自知之明,辞掉中文系主任了,他知道这事情胜任不了。

 

他在同济的时候我到上海我们必会见面。有一次我和苏童去他家,他在同济刚分了一套房子,他很骄傲自己的装修,他把所有直角的墙全部弄成圆的,还说他拥有知识产权,给我们展示他的成就。我们说马原还真是喜欢折腾,把墙的直角都弄成圆角,这也有好处,撞上不会划破皮。

 

当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原是上海人时,他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生病的事情,是他在同济的一个朋友黄昌勇,当时在同济做宣传部长。黄昌勇找到我,说你能不能给马原打一个电话,我说发生什么了,他说马原跑了。我说怎么跑了,被通缉跑了?他说生病跑了,肺里有一个肿瘤,非常严重的病,马原不愿意住院治疗,从上海跑到海南去了,他很危险,你能不能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说服他,让他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病。我想了想,我说我知道你们关系挺好,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电话打过去屁用没有,第一他不一定会接听,即便他接听了,不仅不会回来,还会说你以后生了病也到我这里来。我说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让他去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几年以后,听说他漂到云南去了,前天他和马大湾(马原的儿子)到我家来,给我看他在云南盖的那些房子,盛情邀请我去。我心里想,希望这是你最后的住处了,别再漂了。

 

这些年来马原的生活跌宕起伏,漂泊不定,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老朋友见面时,经常会提到马原,马原在哪里?一桌子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说晓明在哪里,谁都知道晓明在北大,知道的更多一点的人会说,他昨天刚从上海讲课回来。说到马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么多年来我听到很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不知道折腾什么。还有人讽刺马原,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读完马原这本新书的感受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是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所以我为什么说读完这本书,感觉就是一个江湖中人写的。解放前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刚才晓明谈了不少马原过去的作品,《虚构》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像是一个举人写的,《黄棠一家》则像是一个江湖写的。我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或者举人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如果从社会安定角度看的话,举人多江湖少肯定更好。


 (本文是作者在马原新书《黄棠一家》首发式上的发言)

本文来源:《当代》,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