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加法——从余华的随笔出发看他的小说创作

内容提要:余华的随笔自成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小说的绝佳视角。首先,随笔中的文学观念在变与常的张力结构中建构了自身的逻辑体系,昭示出小说创作的潜在脉络。其次,随笔本身富含的文化信息在记忆、历史及哲学范畴上与小说创作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关系,实现了意义的加增。最后,随笔内在的加法思维为余华在“强攻现实”阶段克服自身创作症结,重建小说写作的总体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余华;随笔;小说;文学观;加法思维;总体性。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余华无疑是一名十分具有辨识度的作家,这与他小说独特的叙事笔调有关。早在本世纪之初,评论家张清华就已经指出余华创作小说的轴心在于做“文学的减法”,这确实是洞幽烛微之见。今天回过头去看余华的创作历程,无论是其先锋文学时期的冷酷暴力叙事,亦或是转型之后的温情现实主义写作,还是所谓新世纪以来的“强攻现实”的阶段,余华总是具备了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即能够把宏阔的社会历史内容高度凝练为一种抽象化的哲理形式,以一种提纯简化后的隐喻式写作来介入到对现实的描摹当中去。值得欣赏的是,大部分情况下,余华在文本形式上所做的“减法”并没有指向内容的消耗和价值的减损,相反却通过自身节制笔触所负荷的鲜活经验来召唤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命题,在看似简单的躯壳之下隐藏了丰富的未尽之思,这是余华小说独具魅力并在海外畅销的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读解余华小说中的潜在文本却需要充分的艺术感受力,虚伪形式、平面叙述、抽象法则等让读者面对的是一个在迷雾中的文学现场,想要真正从中提炼出余华小说的先锋精神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令人心生敬畏。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可供观察的视角,那就是与余华的小说共同成长起来的还有他持之以恒的随笔创作。就时间而言,余华随笔创作集中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这几乎与其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是重合的,很难想象两者之间不会产生微妙的互动。如果说余华的小说一直在做“文学的减法”,存在一种去璞存真的形式意味;那么他的随笔创作则成为一种反向的“加法”,一方面随笔中作者文学观念的表达昭示出小说创作的内在肌理,构成了读者解读小说的理念先导,另一方面,随笔作为一种独立文本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也与小说抽象的隐喻叙事构成潜在的“互文”关系。这两者共同丰富了随笔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揭示出余华口中所谓先锋小说的“支架”背后潜伏的血肉灵魂,故而可称之为“文学的加法”,这种随笔中蕴含的加法思维对余华的小说创作具有珍贵的启示意义。

 

一、变与常:余华随笔中的文学观

余华已经出版的随笔集主要包括《我能否相信自己》《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文学或者音乐》,其中有一些篇章是相互重复的。相较于余华走上写作道路三十多年来本就不算庞大的小说体量来说,他的随笔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查阅刘琳、王侃编著的《余华文学年谱》,1989年在《上海文论》上发表的《虚伪的作品》一文是本书中最早出现的有关余华发表随笔的记录。①这在余华的《我的写作经历》一文中也可得到侧面印证,余华在这片文章当中唯一一处提到的随笔写作便是这一篇文章,可见余华本人对其的重视。②其实早在1989年之前,余华已经从事写作训练多年并且发表了众多的小说,他完全有可能在八九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系统的随笔写作,只不过因为《虚伪的作品》一文太过重要而被放在了一个首要突出的位置所以相对忽略了之前的文章。这一想法在洪治纲编的《余华研究资料》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7所收余华创作目录索引中余华最早的随笔是1985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我的“一点点”》。③如此看来,余华的随笔写作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绵延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成规模的系列,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令人疑惑的是,现今学界中关于余华的研究大多没有将重心放置在余华的随笔创作上,专门研究余华随笔的文章更是为数不多,是为何故呢?我猜想这或许与余华对“变”的刻意追逐有关。

在读者的固有印象中,余华一直是一位锐意求新的作家,变化是他本人长久以来奉行的创作法则:“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④上面这段文字写于1993年,其中有一处关键信息历来被人忽视而需要加以分析,那就是余华认为严格遵循自己创作理论的作家是可怕的。细细咀嚼之下,我发现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说法。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说,作家的理论总是在自身固有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总结升华而来,反过来说,理论也能有效地指导作家的创作,并且能为读者解读其作品提供线索。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在建构自身的理论时总还是存有实话的真诚动机,即要使观念符合自身创作的实际,余华自然不会例外,然而他却独独剑走偏锋主张不去遵行自己的理论。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余华的创作理论在总体上失去了对其自身的创作进行批评阐释的及时性与有效性。换言之,在余华看来,用自己随笔中总结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他后来作品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其实并不遵行自己的理论去创作,这也就直接引出了余华对于“看法”的偏见。在1997年的一篇题为《我能否相信自己》的随笔中,余华坦言自己曾经被一句话深深吸引:“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⑤在这里,余华表达了自身对于“看法”的怀疑,认为“事实”和“命运”都要比“看法”宽广得多。这句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的话被众多研究余华的论著引用来说明余华的文学观,而我以为正是余华对于“看法”的偏见以及对于轻易发表“看法”这种行为的嘲弄构成了他的随笔遇冷的原因。正如同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余华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好处与方便,那就是余华写了大量关于文学的随笔,这给余华本身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很明显的是,余华是一个经常与自己的意图分裂的作家,他的话常常提供的是反证,而不是自省和推进,这种就不能作为正面解读的依据。⑥这就是说余华一方面确实发表了很多的文学看法,但他自身又在宣称自己的看法是不可信的,在无形中解构了自身的随笔写作行为,这样一来他对“看法”的怀疑不能使他的文学理论形成一个稳定的价值系统,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意义增值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过程当中,评论家难以从他的随笔之中汲取完全真实可靠的信息,再加上余华本人对这些“看法”的轻视,所以他的随笔自然也就无法得到重视。揆诸余华的写作历程,他确实发表了太多的“看法”,有对零度叙事的探讨,对非线性时间处理的钟爱,有对音乐介入写作的描述,有并置错位结构的发明,有歪曲理论的提出等等,其中孰真孰假,哪些重要哪些次要,分别适用于哪一部分作品,确实甚难甄别。从逻辑意义上来说,当一个人的“看法”太多,变动太过迅速的时候也就等于没有“看法”了。这就是“变”这一核心价值观之于余华的真正意义,即不单是表面上的作品风格的变化,更多的是余华对自身的定位以及其文学理念的不断改变,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稳定、开放化的价值观。

如果说“变”的价值诉求完全统摄了余华的随笔创作,稍纵即逝的感念覆盖了余华的所有写作心理动机,那么那些文学“看法”似乎就真的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因为它们顶多只是某一个时刻的自我意识表露,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价值。然而余华在嘲弄之余,又不能完全漠视自己的随笔写作,他在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后记”中承认随笔写作的十年没有让他感到虚度年华,甚至认为这能够让他寻找文学和艺术里的神秘力量。这神秘力量的存在说明余华源源不断的写作随笔的过程中必然同时存在一种恒常价值的指引,这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总是某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结合过程,那么这随笔中的“常”究竟是什么呢?前文谈到了余华的随笔《我能否相信自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充分表明了“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但是如若有人据此而判定可以摈弃“看法”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余华一方面怀疑“看法”,另一方面又承认“要做到真正的没有看法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也并不认为“看法”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看法将是沉默,写作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看法”因为无奇不有,不断变化,所以并不是用统一绝对的概念、术语、范畴所能够描述的,但是余华又无法将其弃绝,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将“看法”置换为“事实”,因为在“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另一面,是“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余华实际已经将“看法”等同于“事实”,在他看来“事实”本身即包含着“看法”,“看法”即是“事实”,因而余华每一次对文学观念的描述都不再是局部抽象的术语、概念、范畴的提炼,而是具有充分介入现实的具体性,是与现实生活水乳交融的“事实”,而“事实”并不要求那种统一的价值论判断,因为“事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当下性,它本身就是扎根于当下的现实中的,是随着现实而不断变化的,作为“事实”的“看法”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所以说余华多元变动的文学观念背后并不是没有统一的维系,这种维系就是随着时间不断绵延的“事实”⑦,这就使他的随笔观念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总结其前期实验小说时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我认为这种真实即是余华自我精神体验中的“事实”,而对于“事实”的探求不仅是余华写作的原因,也是余华孜孜不倦地探索文学技艺的原点,也即余华随笔文学观的“常”之所在。

以对精神“事实”的探求这一常线为经,以不稳定的,开放式的文学观念为纬,余华的随笔写作在“变”与“常”的张力结构中编织了一张自我融通的逻辑网络。厘清余华随笔中文学观念的变与常,我们也就同时获得了对于余华小说更为明晰的理解,每一次文学观念的变革都有可能导致小说风格的转化,而追求“事实”是余华文学观念中唯一的“不变”,是永驻的价值取向,这就成为了维系余华小说文本恒常价值的理论基点。与随笔观念对应,余华的小说其实也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游离彷徨,这是他小说创作的内在线索,在余华的作品分期,前后关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大家已经很熟悉,而它的根源其实在于余华随笔中将变与常互相打通的文学观。

 

二、意义的加增:记忆、历史及哲理

阅读余华的随笔,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很多在小说作品中隐喻沉潜,但因为太过抽象而并不显明的内容得以敞开。这是因为,余华一贯以来擅长用减法的思维来写小说,他在极简化的叙述背后实际嵌入了繁复的民族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多时候是达到了超越的层面的,读者能够体验到局部,但很难领略全部的风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评价余华的小说有一种似懂非懂,欲说还休的审美意味。引入余华的随笔来进行对读,可以补充小说中叙述的裂痕,将纯粹抽象的形而上经验不断具体化,以达到理解的明晰与丰满,而同时小说“内容的形式化”也是对随笔的高度概括与凝练以至升华,两种文体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互文”的关系。关于“互文性”概念,创始人克里斯蒂娃将其解释为“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⑧,其核心意义指的是“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指涉之关系”。从这个意思上来说,随笔与小说之间的隐秘互动,是一种双向关联的结构,每一方都能因为对方的烛照而开拓出自身内部难以挖掘的内涵,因而是对双方意义的增殖。下面我仅就其中的一方面,即余华随笔对小说的映照拓展作用来谈谈一些看法。

余华的随笔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自身的成长记忆的,这些作品主要集中于随笔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和《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这部分的随笔偏向于生活化的风格,更多的是勾勒出余华独特的人生道路,让我们看到一个在小说之外不断思考的作家形象。《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我的第一份工作》《回忆十七年前》《我为何写作》等篇章能够让我们探知一位作家的成长经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余华早前的作品为何如此迷恋暴力,因为这本就是他原初生活的一部分。而关于九十年代的转型,研究者有各种各样的学理解读,而余华只是谐谑地写到这只是因为一段记忆回来了,长期描写暴力使得自己常常在夜晚梦中被追杀,为了避免精神失常,只能停止描写血腥暴力⑨。余华这种说法固然有夸张之嫌,但对众声喧哗的学界却有一定匡正作用,即不可将研究者的观念强行套用在解释作家上面,至少那种单方面认为余华告别先锋是因为他想主动地向传统现实写作回归的解读是不牢靠的。至少余华自己认为并没有一种主观的写作动机推动自己的转型,而且之后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写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写法也是大相径庭的,里面其实依然葆有丰富的先锋精神,因而研究的着力点不应该发生质的转变,还是应该高度关注其对先锋的探索,将转型后的余华纳入到现实主义的谱系当中实在是大大的误读。余华的这种个人回忆性的随笔材料就是能够如同此般为其作品解读提供一个事实参照。除了这些纯粹关涉个人经历的随笔,余华的随笔记忆当中还有一部分也涉及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历史。张清华曾说:“余华对历史的叙述也同样是运用了‘减法’的。这减法的核心就是对历史的复杂枝叶与‘广阔生活’的背景的剪除,通过对历史的叙事简化,使其‘由历史抽象至哲学’。”⑩如果说余华小说隐去了具体的时间,事件,地点,人物等等的话,那么余华的随笔则会使已经虚化的背景再度浮出水面并呈现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貌。在《我的第一份工作》《一个记忆回来了》等作品中余华涉及到了那段被出卖的历史,那个“强盗”畅行无阻的过去,大量亲身经历的描述可以作为《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作品的注脚来解读,其中对于欺骗、荒诞、良知、遗忘等的书写正构成了当代民族历史进程中真实而又残酷的心理感受。而《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七天日记》等则是对中国逐渐步入后现代的真实历史情状的写真,其中对于分裂、破碎、差距、失语等的刻画正是我们在《兄弟》《第七天》中隐约感受到的具有“当代性”的时代痼疾。总言之,对于余华的小说来说,因着其高度抽象的法则,常常是人言人殊,如何把握基本的准线,如何读取历史的内容,大量的回忆材料或可提供一个反观的视角。

当然这些只是事实层面上的“互文”作用,仍然还潴留于浅表。与余华对事实的回忆相比,我更关心余华本人对“记忆”这一概念的论述。在余华的观念里,记忆与时间结成了牢固的契约关系。“当我们把这个过去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种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简言之,余华眼中的记忆是对时间的排列,而时间没有固定的顺序关系,那么记忆也不过是随意性很强的规律。由此出发,我注意到了余华的另外两个随笔,第一个是《关于时间的感受》,在这个小短文中余华谈到了自己小时候对公元2000年的展望显得十分漫长,而在接近2000年的节点对童年的回忆却是如此短暂,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时间对我们的迫害,同样的距离,展望时是那么漫长,回忆时却如此短暂。”第二个文本是《关于回忆和回忆录》,在这一个文本中余华似乎十分欣赏马尔克斯的回忆录《为讲故事的生活》,原因在于马尔克斯的回忆能够使得自己的一生变得模糊起来。当我们将这两个文本与《在细雨中呼喊》这样的小说放在一起时,就能够得到一些独特的看法。说到《在细雨中呼喊》,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部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小说,所以往往有人尝试从小说中具体的时间或记忆的角度去解读,但因为小说中的时间常是破碎的,延宕的,非线性的,所以这种尝试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其实我们不妨从上面两篇随笔的观念中去提取一些有效信息。首先,余华认为同样的时间跨度下未来漫长,而回忆短暂。这里的短暂明显带有价值判断,说明相比于未来,人们总是更乐于面对过去,因为未来总是充满不可知与挑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对未来的恐惧才会转为回忆的温馨。其次,马尔克斯的例子说明记忆之所以拥有价值,那是因为记忆是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在这两处都不是从时间或回忆这一本体出发来论述的,而是着眼于对时间或回忆的感受,最终指向的是主体的价值判断。揆诸于《在细雨中呼喊》,叙述者孙光林的回忆时断时续,破碎无序,然而根据随笔来看,模糊恰恰正是回忆的价值所在,所以余华创作这一部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要读者去进入一个具体的回忆空间,去探索一个记忆的迷宫,而是从主体对时间的感受出发,要在整体上肯定回忆的价值。我们看到,在拥有儿童视角的叙述者孙光林的讲述之中,这个世界充满了血腥、暴力与普遍的罪恶,各种丑行泛滥恣肆,然而孙光林的叙述却显得十分的平静甚至还透露出了温暖怀念的味道,这正是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而成为了孙光林的回忆,而根据随笔的看法,人们总是乐于面对回忆,回忆意味着重新选择与排序,回忆意味着获得了新的过去,所以即使是痛苦的回忆也依然是短暂且动人的。因此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实际是在总体上建构了一种正向的回忆哲学,是从抽象的层面去高扬回忆的主体价值,带有强烈思辨的性质,而并不落实到具体的时间与事件。

我举这样一个笼统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余华的随笔中常常出现这样带有哲理意味的论述,它本身即可构成读者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方法与原则,将这些建立在哲学思考之上的看法与余华的小说对读,即可形成一种深层面的“互文”关系,有时可以深化我们对小说形而上内涵的理解,有时甚至还可以开拓出小说新的哲理意蕴。这种例子非常多,譬如《一年到头》中余华论述的周而复始的人生显然能和《活着》相联系,随笔中所提到的“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地复习”可以用来概括福贵这一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他不断复习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只有活着本身才是目的。《哀悼日》中“最权威的声音到头来成为了最大的谣言中心”可以影射《夏季台风》,真理与权威往往是最值得怀疑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关于历史与现实双重差距的论述可以解释《兄弟》上下两部情节的设置以及两兄弟形象的建构,导引出关于人生永恒生存困境的认识。正是因为余华随笔中源源不断涌现的沉潜思考与哲学睿智,有的学者甚至已经将余华比作一位哲学家。13这当然会引来质疑,因为余华毕竟还没有建立自己完善的哲学体系,而且有时候余华的哲学思考也还是不自觉的。但要是说随笔中哲学式的思维、逻辑、方法、视角等构成了余华创作小说的前预判或者说潜在无意识,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

 

三、重建总体性:创作症结,随笔思维与小说可能

从余华小说创作的每一个阶段来说,他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简约朴拙,余华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为特殊的因为“表面”而出色的作家。从先锋时期以“虚伪的形式”来表现暴力奇观,以达到对世界荒诞性的指认,到九十年代用节制的笔调写下人性中的温情,再到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对现实发起强攻,余华一路走来的足迹是如此的鲜明。这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余华写作小说的思维,即一种层层剥茧式的减法思维,余华总是擅长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将所有无关的负累砍去,删汰冗杂,只留下其中最核心抽象的部分,因而能够获得个性鲜明、容易辨识的特质,这其实是他将自己习惯的减法思维发挥到极致的效果。但与此同时,过于沉浸于减法的思维而不思改变,也恰恰为余华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再写出具有灵魂深度的作品织就了一张束缚想象力的罗网,它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余华小说曾经赖以维系的总体性正在慢慢地丢失,这是余华创作最大的症结所在。

《兄弟》甫一面世,批评声如同海啸一般席卷而来,沉寂多年以后的《第七天》依然没能换回评论家的心,江郎才尽的呼声不绝于耳。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并不赞同评论界所谓《兄弟》当中关于偷窥屁股,处美人大赛的描写是不道德的叙述,《第七天》中的“新闻串烧”是一种矫揉造作故意贴近社会现实的姿态,我从来不认为这些东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写作《兄弟》与《第七天》的余华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强攻现实”的阶段,即要正面地描摹现实社会的本质,这在余华的自述中可以得到印证,他本人声称写作《兄弟》的最大收获在于“它让我获得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14。余华的话提醒我他之前的小说从未真正介入过具体的现实,仔细思之,其言不假,余华之前的小说确实都被抽去了现实的背景。先锋时期的创作以“虚伪的形式”挖掘人性内在的精神现实,没有具体的生活逻辑,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依然缺乏现实景。《在细雨中呼喊》是关于残酷的童年与青春,孙荡小镇不过是一个虚化的空间所在,不见社会生活牵连其中。《活着》事涉一个永恒的生存寓言,波澜壮阔的历史被简略带过。也就是说到了《兄弟》时,才是余华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想要正面表现社会现实。换言之,余华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题材畛域,他需要从抽象的人性、寓言的存在当中拔身而出介入到活生生的中国当代之中,他需要改变那种自己业已习惯地将历史的社会性构成还原于个体处境的写法,转向更多地表达社会共同体的需求与情感。这既是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破碎的现实状况提出的创作需求,同时也是余华个人不断膨胀的文学野心,在这一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整合现实社会的内容材料,关注社会热点事件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余华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还是用自己一贯最为擅长的减法思维来处理“强攻现实”的题材。固然,减法在表现抽象的生存法则时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功用,能够一笔描摹生活的本质,但在处理纷繁庞杂的社会现实素材时,减法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余华在《兄弟》与《第七天》中确实写到了很多的社会现实,但是这些社会现实都是死的,是一种杂乱无序的堆积,它们的结构是松散的,它们之间没有发生一种有机的关联而烘托出一种总体性。这恰恰是因为余华没有能力完整地表现社会关系的深度与广度,他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删掉了很多社会因素互相发生勾连的环节,忽略对很多现实表象的深层动因的探求,减去了不同的细节与以及思想内部组合、提炼、整合、共振的过程,从而无法体现出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就像一个完整的肉身失去了筋骨腠理,只剩下一堆模糊的血肉,而不见躯干。这使得余华的作品深陷平面化、符号化的泥潭,缺少一种恢宏感与立体感。在先锋文学的背景下这些是作为余华的创作标识而被加以肯定的,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减法思维下的哲学抽象就是一种对总体性的表达,但沿袭到如今却已成了创作的藩篱,这是因为纯粹的减法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庞杂的社会现实了,总体性不再是抽象的理念概括,不再如同早期那般能用暴力,血腥,真实,人性的温情等词语揣摩提炼,用精简的方式去面对离散的现实只能是徒劳无功,总体性意味着破碎的世界本身,它更多的是一种具象的有机叠合,它需要在生龙活虎、喧嚣纷乱的现实经验中聚拢拼接而来。阅读《兄弟》与《第七天》,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病态混乱,这非常好,但是除了破碎的、分裂的后现代乱像之外却似乎一无所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宋钢,李光头,杨飞等人除了一些浅表的性格外难见灵魂内在的丰富性。这个时代的总体性在哪里,时代弊病背后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余华是不想解答也无力解答的。

对于总体性,余华曾经多次在随笔中提到,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中,余华十分赞赏莫言的作品《欢乐》,这是因为“人们在《欢乐》里所寻找的不是—谁是我的母亲;而是—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15可见他非常看重人类共同体的普遍经验。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也曾说:“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16这就是在说小说要通过象征来隐喻一种世界的总体性的结构方式。这些都可见余华本人对总体性的关注。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强攻现实”失败之后,余华如何再重建小说的总体性呢?我认为或许还是可以从余华的随笔中去寻找一些灵感。在系统地阅读余华的随笔之后,我发现余华在随笔写作的过程中恰恰体现了一种与小说截然相反的思维建构,小说中着力要减去或者说弱化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历史关联等元素,正是余华在随笔当中所要追求的东西,我们看到在《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等随笔集中,很多原本掩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具体的时间,故事,情节,人物都得以敞亮浮现出来,而在小说中这些恰恰都是需要规避的内容。虽然余华的随笔依然带有小说写作时油滑的腔调,表达上也十分节制,时不时仍会抛出一些叙述的圈套,但这只能说明随笔与小说在写法上共享着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却已经大相径庭了。对此,余华本人也有过说明:“现实生活、写小说和写随笔的生活,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的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随笔与小说无法兼顾,我要保护思维的稳定,不能互相冲突。”17我认为正是在与小说的对照中,余华的随笔思维是一个需要被单独提出并加以重视的现象。从运思模式上来看,如果说小说实现的是一种文学的减法,那么随笔则导向一种加法的思维。这种加法思维是一种赋值型的结构,即不断地围绕论题中心铺陈事实及观点,同时注重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论述关系,将不同部分之间的裂隙缝补缀合,加以统筹,持续地实现意义的增殖,最后烘托出一个明晰的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加并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的整合,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随笔在记忆、历史与哲理等多个层面实现了自身的意义生产,这种生产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且条理细备的,这就是为什么余华的随笔总是显得那么洋洋洒洒却又主题鲜明的原因,事实上这也正是加法思维的优势,它能够在不失系统化结构组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整合各部分事实材料,实现各种文化信息的资源共享,从而在纷乱与无序中建构出一个我们时代的有内在规律的总体性。这种赋值型的加法思维十分适合整饬一个已经破碎化的社会现实,正是书写今天这个时代的不二法门。

对于余华如何走出江郎才尽的困局,我认为他的随笔写作恰恰已经从思维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只是他自己可能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在走上小说写作道路的三十年来,余华一直在重复地做文学的减法,这固然有着扬长避短的需要,并且已经使余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他曝得大名。但我认为今天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在同时催促着余华走出舒适的温水效应,而近在眼前的方法就是尝试学习运用随笔的思维来作为小说写作的探幽之门,将文学的减法转换为文学的加法,因为或许唯有如此,才有机会导向新的小说可能,才能在纷乱的现实中重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性。

 

参考文献:

①刘琳,王侃编著:《余华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②参见余华:《我的写作经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③洪治纲:《余华评传》,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

④余华:《〈河边的错误〉中文版(1993)跋》,《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⑤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⑥刘旭:《余华论·后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08页。

⑪⑯余华:《虚伪的作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第174页,第176页。

[]蒂费娜.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⑨参见余华:《一个记忆回来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⑩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余华:《关于时间的感受》,《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高玉:《余华:一位哲学家》,《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余华、张英:《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南方周末》200598日。

余华:《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徐林正:《先锋余华》,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109页。

 

本文来源:王海晗,《百家评论》,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