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接受与民族化改造——论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摘要:作为最受韩国读者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首先,余华作品在接受进程中不仅数量较多、重点突出,而且也明显地受到欧美文学界对余华接受的影响和制约;其次,借助文学文本的跨媒介改编,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读者群中的认同度与影响力获得提升的同时,亦渗透了韩国读者自己的民族文化期许,寄寓着他们的民族心理结构。当然,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接受,也存在着诸如难以摆脱西方影响、翻译质量不高等问题,这既是余华在韩国接受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在韩国接受过程中存在的整体性问题。

  关键词:余华;韩国;接受;跨媒介

 

近年来,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和文化互动的深入,两国文学交流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成为二者互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众多被韩国读者接受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一方面,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中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欢迎度。迄今为止,余华大部分小说作品都有韩译版,而且有着很好的销售业绩。针对这一状况,就连余华自己在接受韩国《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都自豪地承认:“在韩国拥有很多读者,如果从人口比例来算的话,比在中国的读者还要多”。[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韩国普通读者对余华的接受热情和认可度。另一方面,在韩国的中国当代作家批评和研究中,余华及其作品也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重要对象。韩国高校中文系但凡讲到中国当代文学,必分析余华的作品,很多韩国学生的硕博论文也多以余华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据粗略统计,至2012 年初,在韩国专门研究余华的硕士论文有21 篇,博士论文有2 篇,其他学术型论文以及文章共有34 篇。这还不包括那些在中国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韩国学者,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是以余华作为自己专门或者重要研究对象的。上述接受现象表明,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接受既带有当代中国文学被接受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在众多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为何能够脱颖而出,探寻其中的原因,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对余华作品的理解,总结当代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的路径与特征,也有助于通过这一中介深化我们对韩国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结构的认知。

通过对余华作品在韩国接受状况的梳理,我认为在大众传媒和自身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约与引导下,韩国读者对余华及其作品的接受呈现出了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余华作品在韩国的传播和接受,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重点也比较突出。所谓数量多,一方面是指余华作品在韩国被翻译的数量整体上比较多。据统计,截止2012 年,仅小说方面,在中国出版的余华作品共有4 部长篇小说、12 部中篇小说和32篇短篇小说,在韩国译介的有4 部长篇、9 部中篇和22 篇短篇小说[2]。值得说明的是,余华2013 年的新作《第七天》,也已有韩文出版。另外,余华的散文随笔也有不少被韩国译介。由此可以说,余华的大部分作品已经进入韩国读者的阅读视野中,被翻译的数量和比例之多,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另一方面,数量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指余华作品在韩国的发行数量也比较多。文学作品的翻译量与发行量并非一直成正比,翻译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少数翻译者对译介作家作品的青睐程度,而发行量则更多地反映了读者阅读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衡量一个作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受欢迎度和认可度,不仅要看其作品被翻译的数量,更重要的指标是他的作品在这个国家的销售量或者发行量。与当代其他中国作家有所区别,余华作品在韩国不仅翻译的数量多,而且重要作品的发行量和销售量也不容小觑。比如,余华的代表性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在韩国出版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但是仍然在韩国的中国小说销售量中占据前两位。而且,他的另外两部作品《人生》(中文名为《活着》)和《在细雨中呼喊》也位居韩国中文小说市场销售的上游。这些可以量化的数据,足以说明余华作品在韩国的受欢迎程度。除了数量多,余华小说在韩国读者群中的传播与接受还呈现出重点突出的特征。如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大部分都已被翻译成为了韩文,但其中比较受读者欢迎的只有《许三观卖血记》和《人生》两部。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普通读者,余华最受欢迎的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尤其是后者。《许三观卖血记》的销量达到了10 万册,而且每年都有新的读者”[3]。《许三观卖血记》曾经在2000 年入选韩国“《中央日报》100 部必读书。这两部作品能够受到韩国读者的格外青睐,不仅因为它们代表着余华小说创作成就,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思想和精神上契合了韩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和阅读期待,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下面有进一步地解析和论述。

其次,韩国读者对余华作品的接受选择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与欧美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相比,韩国出版界和民众通常显得有些滞后,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和作品只有在西方获得大奖或者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它们才能引起韩国读者和传媒的重视。究其原因,正如韩国学者李旭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出版界出版的时候不是自己选择中国作品,而是西方读者认可的作品。”[3]43这一点,韩国民众对余华的接受也不例外。余华作品的韩文版除了《第七天》之外,几乎都是在有了英、法、德等译本后,才在韩国出现。同样是受制于西方的影响,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接受还具有某些特殊性。因为,与中国当代其他作家相比较,余华显得比较特殊,这体现在他在国内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比较高,但是却不太容易被文学评价系统充分肯定。因此,尽管余华在当代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一直未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众所周知,茅盾文学奖当代中国文学在国内的最高成就奖,对于当代中国作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然而,颇有意味的是,与中国国内主流评价不太一致,余华及其作品在西方却获得了高度认可,他的作品不仅被广泛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挪威文、希伯莱文、日文等二十多种文字,而且先后获得了1998 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 年澳大利亚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颁发的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 年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以及2008 年法国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等奖项。对于比较依赖西方认可的韩国出版界而言,余华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自然会成为他们是否译介余华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成为韩国民众是否接受余华的重要参照系。因此,我们会看到韩国一些书店在向读者推介余华时,也较为注重强调他在西方的影响力与认可度。比如,韩国一家名为“YES24”的网上书店,在介绍余华时就格外强调他好几次获得了权威性的世界文学奖,如1998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 获澳大利亚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颁发的悬念句子文学奖,2001 年获法国文学与骑士艺术勋章、美国巴思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等。同样,这也可以解释韩国学者李建雄在介绍了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出版现状时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如果依赖这个排名来看待中国文学和作家的视角,中韩两国读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3]12李建雄认为,在汉语阅读圈比较有名的作家在韩国都不是特别有名,如香港的《亚洲周刊》列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一百强中的作家,很多排名靠前的作家,如阿城的《棋王》(排名20),陈忠实的《白鹿原》(排名38),李锐的《旧址》(排名45),贾平凹的《浮躁》(排名57),在韩国的知名度很低,不为现在的韩国读者所熟悉,也很少作为学者研究题目。莫言的《红高粱》(排名18)、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排名22)和王安忆的《长恨歌》(排名39)虽然在韩国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研究的论文,但是李建雄指出,在韩国知名度最高的大陆严肃文学作家、作品,是排名靠后的余华(《许三观卖血记》(排名96[3]11-12。余华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我以为这与他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密不可分。不仅余华,国际影响力同样能够推动其他中国作家在韩国的接受,比如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也在韩国掀起了译介和研究的小高潮。

其三,将余华作品舞台化和影视化,是韩国民众接受余华及其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影视业高度发达的时代,影视剧已然成为大众娱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文学而言,也成为推动文学传播与接受的重要手段和媒介。近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作家能够被韩国读者认识和接受,其中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他们的作品的跨媒介改编。比如莫言的《红高粱》(1989)、古华《芙蓉镇》(1989)、刘恒《伏羲伏羲》(电影《菊豆》原版小说1990)、李碧华《霸王别姬》(1993)等小说能够在韩国出版甚至热销,与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在韩国播映的带动密不可分。余华及其作品备受韩国读者推崇,也明显受惠于这种跨媒介改编。余华有些小说进入韩国读者视野,首先并不是以翻译出版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依靠影视这一中介得以实现。因此我们会看到,在1997 年韩国PRUNSOOP出版社出版余华小说《活着》之前,1995 5 月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早已在韩国上映。如果说,余华及其小说能够被韩国读者认识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的话,那么,接下来韩国读者中的余华热,同样也离不开其作品的影视剧改编的推动。在韩国读者的接受视域中,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最受欢迎也最畅销的作品,其原因可能有许多方面——如作品本身的魅力,出版和传媒的策划以及韩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等,但是,影视剧和舞台剧的推动力量绝对不容忽视。在《许三观卖血记》韩文本(1999)出版后不久,该小说就于2003 年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搬上舞台,由于其独特的影响力,该剧获得了2004 年第40 届东亚话剧奖最佳作品奖。而将这部小说在韩国的接受推向高潮的,则是2015 年由韩国电影明星兼导演河正宇执导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的上演。这些被改编的话剧和电影,一方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颇富韩国化的改编和民族想象,另一方面,对这部小说在韩国民众中的接受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影片在韩国上映后,从票房来看,《许三观卖血记》最终在韩国动员到95 万观影人次,徘徊在7 分上下的观众和专家评分(据韩国最大门户网站NAVER 和韩国最大的电影网站MAXMOVIE[4]

最后,韩国读者在接受余华作品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对其进行本土化处理。与莫言、阎连科等中国乡土作家相比较,余华作品能够获得西方乃至韩国读者广泛认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韩国读者对余华及其作品的接受没有经历过他们自己文化和心理的过滤。韩国民众在对余华及其作品接受进程中,一方面是一种跨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借助余华小说完成自己的民族想象和文化期许。这种文化和心理过滤,可以从韩国读者对余华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格外热衷中较为明确地表现出来。有韩国学者指出:“韩国读者历来喜爱民间故事,特别喜欢阅读从极为恶劣的环境给人们造成的极限性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各种故事。遇到各种不同的艰难与危机意味着对人的一种考验,余华、苏童都有表现宏伟人生的长篇小说,韩国读者通过他们小说所反映的人生和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与态度,并站在作品人物的位置上深思熟虑自己的人生、人生本真的意义,能够体会到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和气息,进而对当代中国生活产生细致而逼真的感受。”[5]从余华的小说中寻找自我现实生存的价值,进而体悟人生的意义,可以说是韩国读者阅读和接受余华的重要诉求与动力。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探讨生命、苦难和坚韧等人性论题的作品。对于韩国读者而言,“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韩国《东亚日报》(1997 7 3 日)的评价)。对于此,有韩国研究者也持类似看法,例如,安昶炫曾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阅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以此来了解中国历史社会的变化。同学们同情许三观的悲惨人生,亦由《活着》中身负重压的老父联想起自家的父亲。“虽然中韩历史变化的走向不同,但老百姓受到的压力和痛苦是相似的,”安昶炫认为,余华作品中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正是其在韩国受欢迎的原因[6]。正是由于这种接受过程中的本土化渗透,使得韩国读者对余华作品的关注焦点与西方有所差异。西方读者对《活着》和《兄弟》有着较高的关注度,评价也最好,例如,余华的《兄弟》出版以后,法文版被法国主流社会称为“当代中国的史诗”“法国读者所知的余华最为伟大的作品”,英文版也得到《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等众多美国权媒体和一些著名评论家的好评[7]。然而,韩国读者却更钟情于《许三观卖血记》。此外,在接受余华的过程中,韩国读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寄寓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期许和想象。这一点,在河正宇导演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里得到了较为明晰地印证。电影《许三观卖血记》情节与余华小说大体相吻合,但是在具体背景、风土人情以及结尾等方面却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处理,这其中显然体现了导演为迎合韩国观众而进行的民族化想象与改造。例如,小说中许三观人生经历的重要历史背景本是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改造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为了避开这段韩国读者所陌生历史进程,电影一方面将这段历史进行淡化处理,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民族化的改造,将许三观的出生地设定在北朝鲜的平壤,小说中许三观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在电影里被置换成韩国战争时期,此外,电影中出现的医院里甚至贴着宣传韩国民主化运动的标语。这种对故事地点、历史背景乃至某些情节的置换与重构,体现了导演既是让韩国的观众更容易进入到他们熟悉的历史情境中来,又渗透着民族想象的改编目的。正如导演河正宇所言:“战后60 年代的韩国在此前电影作品里表现的机会并不多,多以认为这个时间段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包括当时颓废的状态,美军带来的,或者说残留下的东西,对韩国的混杂性文化构成所产生的影响等等”[1]。在这种民族国家想象之外,电影的某些细节化处理,同时也呈示出导演的民族文化期许。为此,电影将很多意象和称谓进行了民族化改造,例如,小说里的黄酒、炒猪肝变成了电影里的浊米酒、猪血肠。卖油条的许玉兰成了韩国传统卖爆米花的人,许三观在小说文本中曾被嘲讽为“做乌龟”(在中国语境中,也被叫做“戴绿帽子”,指自己的老婆与他人有染),而电影中却称其为“做云雀”,乃至电影结尾处许三观和家人坐享美食的温情大团圆结局等,均是典型韩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呈现。

作为在韩国读者群中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也存在一些困境和问题。问题之一,就是余华的大部分作品尽管已被翻译成韩文,但真正对韩国读者产生影响力的作品却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现实需求,仅表现出对《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浓厚兴趣,导致余华其它一些作品在接受过程中被忽略或者遮蔽。然而,除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外,余华其它一些作品,对于理解这位作家或者说呈现一个完整的余华文学世界也非常重要。比如,先锋时期的余华,他的代表性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不仅在艺术上有着大胆的追求和创新,而且在内涵和哲理上对人生的启示也不亚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但是,它并没有引起韩国读者阅读兴趣和热情。又如,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也同样是一部厚重且具有突破意义作品,它的荒诞故事,平民主义情怀,夸张的想象以及对历史、现实的批评和嘲讽,对于作者来说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样,这部作品尽管引起了韩国专业研究者重视,但是在普通读者中却没有太热烈的反响。这说明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和文化心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他们对余华其它作品的接受。而且,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和期待视野,也让余华的一些作品——哪怕是韩国读者最热衷的作品,在接受时会产生某些变形,有时甚至会削弱余华作品的思想深度。以韩国读者最受欢迎的《许三观卖血记》来说,他们更重视对其中家庭亲情尤其是父亲之情的接受,还表现出对作品中坚韧而乐观生活态度的欣赏,但是这部作品更深层次意义却并不止于此。就像余华在这部作品的韩文版序言里所说的,“这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我知道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现实,‘现实’这个词让我感到自己有些狂妄,所以我觉得还是退而求其次,声称这里面写到了平等。”[8]很显然,作者赋予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并未能在韩国读者中引起的共鸣,而电影《许三观卖血记》结尾处温馨的大团圆结局,甚至可以说是对这种深层意蕴的消解。另一方面,余华及其作品在韩国的接受,还遇到了翻译的问题。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在域外的传播,翻译通常至关重要。中国作家莫言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没有葛浩文的翻译很难想象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余华被韩国读者热情地接受,诚然离不开韩国翻译者的慧眼和辛苦,但是,这些作品翻译的质量如何,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在论及余华小说的韩文翻译时,就敏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认为“中国出版物在韩国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绝对缺乏那些精通于中国文艺方面的专家,尤其是缺少那些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编辑。”[9]余华作品在翻译成韩文过程中的困境,应该不是余华作品在韩国传播所存在的独特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文学在韩国被翻译时的共通性问题,正如韩国学者金顺珍所言:“所有对中国文学作品保持关心的人都知道,某位很有名的中国作家将他的大部分作品交由一位翻译家翻译,但是这位翻译家又让几位朝鲜族翻译家进行翻译。结果虽然表面上这位作家的作品出版了很多,但是没能得到韩国读者的喜爱。”[10]这说明,无论是余华还是当代中国其他作家,他们的作品在韩国传播和接受,仍有需要提升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吴越“. 许三观的韩国之旅[J].齐鲁周刊,2015(6):43.

[2] ()李惠兰.韩国对余华作品的译介与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17-18.

[3] ()河贞美.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接受情况研究:以戴厚英、余华、曹文轩为中心[D].北京:北京大学,2010:40.

[4] 薛颖.中国小说的跨媒介域外传播——从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到韩国电影《许三观》[J].雨花,2016(2):18.

[5] ()金炅南.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接受与展望——以余华、苏童小说为中心[J]. 中国比较文学,2013(1):105.

[6] 彭茜.余华莫言苏童——中国当代文学的韩国版图”[N].国际先驱导报,2014:6-26.

[7] 高方.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作家余华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43.

[8]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3.

[9] ()金炅南.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接受与展望——以余华、苏童小说为中心[J]. 中国比较文学,2013(1):102.

[10] ()金顺珍.有关翻译的几个随想[M]//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翻译家的对话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8.


文章来源:陈黎明,王雪荣,《肇庆学院学报202014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