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的双层叙事结构与悲剧艺术特征探析

摘 要: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采用了典型的双层叙事结构,第一层为外部故事,第二层为内部叙事。小说借助双层叙事结构真实、客观地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底层人民的个人悲剧。“福贵”的生存灾难和亲人的逐一死亡都充满着悲剧性,也凸显了生命在苦难中的承受力。本文通过剖析《活着》的双层叙事结构,从悲剧的冲突性、叙事的温情性、题材的民间性三方面对小说的悲剧艺术特征进行探析。

关键词:双层叙事结构 悲剧 苦难 生命

 

双层叙事划分理论最初是由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的,他指出文学作品的叙事可进行双层划分:第一层为外部故事,重在呈现整体作品;第二层为内部叙事,重在分享内部故事。因此,双层叙事结构可分为内外叙事的视角,外部视角重在解释内部视角的叙述,而内部视角重在强化故事的真实性,推动情节发展。余华在《活着》中以平行的方式呈现双层叙事结构,打破了单一叙述视角的传统。其中第一叙述层是以下乡采风的县文化馆创作员的“我”来听“福贵”所讲述的故事,主要作用在于引出福贵老人所分享的故事,这时的“我”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倾听者。第二叙述层才是“福贵”的讲述,他是故事的亲历者与讲述者。这种双层叙事结构,使读者可以从第三视角重新进行文本解读,细细品味小说中的悲剧艺术。

一、《活着》的双层叙事结构探析

(一)“我”之第一叙述层

处在第一叙述层的“我”,是下乡采风的县文化馆创作员。这里的“我”作为一个倾听者的角色,静静地倾听着“福贵”老人所讲述的每个故事,偶尔发表一下评论或由衷的感叹,主要作用在于引导“福贵”老人的故事叙述。“我”成为福贵老人眼中知心的倾听者,让福贵老人可以尽吐心声。余华在《活着》里对“我”的叙述进行了巧妙的安排。小说中“我”的出现,起到了舒缓故事时间,为读者留有思考想象的空间,切身体会福贵老人内心的悲痛,并为下一个叙事高潮的到来进行铺垫的作用。“我”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员、采风者,主要工作职责在于记录民俗、民风、民歌等民间活动。“我”的虔诚倾听得到了福贵老人的认同。特别是在福贵老人讲述了他的七位亲人逐一离去的悲惨故事后,“我”所产生的独特情感体验见证了福贵老人故事叙述的真实性,从而使叙述故事更具有真情实感。余华在《活着》里并未过多地运用悲痛、哀伤等词汇,但是读者通过“我”的引导,在福贵老人平静地娓娓道来时,为福贵老人的真实生活深深感到震撼。这恰恰印证了“真悲无声”这一展现极致情感的最佳方式,暗涌都在尺水微澜之下,真是巧妙至极。

(二)“福贵”之第二叙述层

“福贵”身处第二叙述层,是故事的真正叙述者,也是小说的叙述主体。福贵老人在采风者的引导下,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父亲因为受不住他赌博输掉全部家产的打击,思虑过度从粪坑上摔下去而死;母亲、女儿凤霞和妻子家珍受疾病侵袭而逐一死去;儿子有庆由于给县长夫人献血,不小心血被抽空而死;女婿二喜意外受伤被水泥板夹死;孙子苦根又因为贪吃豆子被活活撑死。七个亲人,逐一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与他相伴。福贵老人的讲述看似平静,波澜不惊,实则难掩内心的沉重悲痛。余华巧妙安排了“我”与福贵的时空转换,“我”以串场的形式出现,使过去与现在自然过渡,让读者能够投入福贵老人的讲述中,与叙述者共同经历一生的跌宕起伏,把理性思考与情感体验相结合。相比第一叙述层,在第二叙述层中,余华借福贵老人之口,赋予《活着》丰富的文本内涵,使“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中心思想更加凸显。这种叙述体现了“简练的艺术”,也是米兰·昆德拉所倡导的“永远直接地走向事情的中心”的艺术。“福贵”身处的第二叙述层,在第一叙述者的倾听、引导和见证之下,在读者的头脑中描绘了真实的故事画面,在过去与现在的融合空间中,获得切身的情感体验,也使情节发展富有节奏。

二、《活着》的悲剧艺术特征

“悲剧”一词源于古希腊,属于文学艺术中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悲剧是一种灾难,是苦难的象征。余华采用双层叙述结构,向读者展示了福贵充满悲剧的一生。福贵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任性的纨绔子弟到贫穷落魄的孤独老人,他目睹了亲人一个个悲惨离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选择坚强、乐观地活着。

(一)悲剧的冲突性

死亡与活着的悲剧冲突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余华用环环相扣的死亡事件,烘托了活着的平淡努力。余华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几个历史时期作为小说背景,讲述了福贵老人一个又一个亲人的死去。福贵在亲人都离他而去之后,与老牛相伴,坚强地耕作与生活。在小说中,死亡就像被无常的命运之链串联了起来,余华用亲人一连串的死亡与福贵孤独地活着作对比,使福贵的“活着”变得无所畏惧,用超然的态度面对“死亡”。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使故事在压抑的悲情中一步步展开,凸显了福贵勇于面对苦难的顽强生命意志。福贵经历过家庭的变故和无数的生命苦难,依旧坚强地活着,这是万千家庭的缩影。余华通过死亡与活着的悲剧性冲突,为福贵的一生赋予了悲情色彩,但是小说悲情而不消沉,努力让读者领略到,与死亡的无常相比,活着本身是平凡而伟大、幸福而自由的。

(二)叙事的温情性

不同于先锋时期以“冷漠叙事”“暴力叙事”为主要叙事方式,余华在《活着》中采用的是“温情叙事”的叙事方式。余华用温情的叙事态度,刻画了一幅幅有温度的场面,彰显了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妻子家珍贤惠善良,把得来不易的一小袋米分给了队长;儿子有庆天真慈悲,哀求父亲别把小羊卖给宰羊人,最后为了给县长夫人献血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福贵在自己枕头下藏了十块钱,说这是留给收尸人的;送走身边的亲人后,福贵买了一头将要被屠杀的老牛与自己相依为命……余华用温情的笔触,把心地善良、质朴无华的农民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描写了七位亲人的死亡,但是没有血腥暴力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温情、凄凉的叙事方式,让读者体会到其中的无奈,品味其中的惋惜、伤感。身处第一叙事层的采风人,作为听众静静倾听着第二叙事层福贵的娓娓道来,心情也跟随着福贵的经历而跌宕起伏,不忍感叹福贵充满苦难的悲剧命运,也为福贵面对生存灾难和生活困境时乐观的态度感到敬畏。

(三)题材的民间性

《活着》中呈现的世界,不同于余华其他小说中出现的过于抽象、荒诞的世界,更贴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世界。余华设置的第一叙述层,由一位下乡采风者到乡村、民间收集民歌、民俗写起,继而写到“讲荤故事”“唱酸歌”“乡土牧歌”等活动,这些都是民间故事不可或缺的元素。第二叙述层中,福贵在有钱时只顾吃喝嫖赌,剩妻子一人承担家庭的责任;在福贵败光自己分得的家产后,父亲无奈把所剩的家当变卖为他抵债;在饥荒时,他挖野菜、翻红薯地,甚至为了一块红薯而大打出手;后来,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凤霞难产而死……这些看似平淡的情节,却是当时农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种民间叙事的方式,让读者更直观、真切地走进“民间”,体会民间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无常。

三、结语

余华在《活着》中采用的双层叙事结构,既展现了温情的叙事风格和民间真实的生活,又升华了小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哲学内涵。他用质朴的语言,借助身处第一叙述层采风者的倾听,引导出第二叙述层福贵老人的经历,凸显了生命在苦难中的惊人承受力。小说中死亡与活着的悲剧性冲突,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承担苦难、抵抗悲剧的方法,即活着就要用淡泊超然的心态拥抱世界,拥抱无常,理性对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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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陈嘉 董欣,《名作欣赏》,2019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