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余华 |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

张新颖:谈了苏童,就接着谈谈余华吧。

王安忆:我觉得他们小一代作家都蛮可爱的,余华也很可爱。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们中国作协一个十几人的大团去台湾,需要在香港转机,还要进到港岛办手续。我们这帮子人走在香港机场,遇见一个浙江人,矮矮瘦瘦的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显然是到台湾探亲去的,老兵的后代一类的,他很惶惑,左顾右盼,背着行李,逢人就问怎么办签证,应该怎么搭车,然后他就问到余华,他问到余华的时候忽然之间开心地笑了,说了这么句话,说你是去看爸爸的吧。很奇怪,其实我觉得他说这句话真是昏头了,从年龄上讲余华完全不可能有在台的老兵爸爸的。

张新颖:余华年轻啊,年轻得像个孩子似的。

王安忆:余华他会给你什么印象呢,他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

张新颖:你这个说得有意思,我觉得余华年轻,倒是没有把这个年轻和找爸爸联系起来。

王安忆:这个浙江人他直觉的反应就是,你去看你爸爸吧?我就觉得余华始终像一个孩子,处在父子关系中的孩子。他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写得特别有意思,写的是盲肠,以一个孩子的角度叙述,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父亲给他们兄弟讲,盲肠这样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只有当它作乱的时候才能体现作用,然后呢他父亲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飞行员,在飞机上面盲肠发作了,然后他居然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进行了盲肠手术。这两个儿子非常崇拜这个父亲,有一天回到家以后呢,他们看爸爸在那儿呻吟,说肚子痛肚子痛,两个人就说,爸爸你怎么样了?爸爸说,我好像是发盲肠炎,你给我去叫某某叔叔,是医生。他们俩就非常兴奋,并没有去叫这个医生叔叔,而是搬过来一面大镜子,让他们的爸爸表演开盲肠。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爸爸看了镜子以后的反应是哭了,他哭着恳求儿子们去找人来,最后他们的爸爸终于得到救助,把盲肠开掉,安然无恙。他父亲就说了一句话:我的两个儿子,就像盲肠。我觉得余华就是处在这种父子关系里,寻找和认同英雄父亲是他一个母题。余华这个人很有趣。

张新颖:余华表面上有时候会给人一种痞子气的印象,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其实这个人是很认真的。

王安忆:余华曾经在我们作家协会作了一个很短的演讲,听众对他不满意,说他不认真什么的。其实不是不认真,余华可能讲得太深了。那天他就是讲了几个他受影响的西方现代小说。那些东西非常重要,比如他就讲一个女人,头被齐根割断,可是她还是立着,完好如初,只是颈上多了一条红围巾。

张新颖:我看过,这是法国的一个小说。余华还写过一篇短文,专门讲这个小说,就讲这个红围巾。

王安忆:红围巾是很重要的。他讲的五六个小说,全是红围巾这一类东西。红围巾,它是真实和不真实的一个环节,这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有了红围巾,事情就变得可能了。其实所有的神话,都是要有一个不可能到可能的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就无法自圆其说。他那天都是讲这个环节,但是他不是很有准备的人,他讲得不大清楚。下面的人听不懂,就觉得他在瞎讲。

张新颖:他是讲写作当中的体会,那大部分的人是不写作的人。

王安忆:这种场合也不大适合讲这种题目。那天对我倒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聊斋》,很多民间的鬼故事,都要看你这个红围巾怎么处理,你怎么把这个岔口给处理好。

张新颖:那这样讲,有没有可能这就变成一个技术问题?我要写到一个什么东西,正好想到一个红围巾?

王安忆:现代小说是有技术问题的。比如有个日本女作家,写过一个小说《蟹女》,我就觉得她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她写一个精神病患者,对着一个医生讲她的幻觉,这个人的病是一种妄想狂,她总喜欢多,喜欢极其丰饶的景象,她向医生讲述的,都是多的意象:一个是她小时候,战后没什么衣服的,她就和小朋友在车库里用纸剪偶人的衣裙,越剪越多,铺天盖地。再一个印象,元旦时候,他们日本人有一个登山的仪式,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登山,到天亮,回头一看,人是越来越多。还有一个意象,小孩子玩方舟游戏,想象我们造一个方舟,先上来一对小孩子,然后一对狗,一对猫,《圣经》里不是说要一个公一个母,都是一对嘛,又是很多。最后出来的意象,她觉得自己不停地生孩子,生好多孩子,一胎接着一胎。谈话的时候总是中午,医生在吃便当,便当里的肉汁也是很多。就这样她老是给特别丰饶的幻觉吸引,她以精神分裂的幻觉解决了真实和不真实的过程。但也许并不算什么,可贵的是她的幻觉是一个程序井然的世界,有逻辑推理的过程,是有机关的。现代小说都是搞这种鬼,其实我是不喜欢的,就是机关算尽。但如果它有好的东西出来,我也挺佩服。


本文来源:摘自《谈话录》,王安忆/张新颖 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