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拔牙”与“文化械斗”:从一篇文章和一本文集说起

中国人素来讲究中庸之道阴阳平衡喜欢和谐对称这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注重温和理性、不走极端暴力的为人处世特色,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批评的话语实践中。张伯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指出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二是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三是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虽然说古代和近现代的批评家也存在着从作家的性情、人品和身份角度进行文学批评的现象但不管是以人论诗”, 还是就诗论诗”, 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以及批评家相互间的关系还不至于像21世纪初文学评论界这样,不少批评要么是一味吹捧”, 要么是大力批判。这种缺乏学理性的批评不利于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随着21世纪初国学热的兴起国人们又开始了在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孰优孰劣的辩论中不断纠缠。一旦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跷跷板上找不到平衡点我们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习惯了二元对立的非黑即白思维而缺少一种客观理性的批评思路和方法。这在新世纪文学的某些批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喜欢就捧到天上厌恶的就打入十八层地狱。很多时候文学批评要么是喜庆热烈的文化派对”,要么是充满火药味的文化械斗。当然我们这里且不谈这些肯定或者否定的批评话语是不是发自内心是不是文化人之间的别有用心的文化假面舞会”, 这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了。

而在许多职业或非职业的出名或不出名的网络上或网络下(线上/线下的批评家那里尤其是学界圈子里的文学批评话语不少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作品研讨会的基本主调是赞歌大合唱附带几句商榷的建议。会议论文集几乎是成了文学演唱家们的赞歌集”;但是在另外一些批评家的手里文学批评俨然又是一把文化手术刀”, 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做随意解剖以文化批斗的方式非理性地围剿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某些批评家专门盯着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家的新作出来一部就写文章狠批一部。除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关系的不正常外批评家之间圈子化现象明显阵营对立。因此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某些时候面临着相当严重非理性的、缺失学理性的偏激性甚至是极端性。

写了上面这些话是因为这几天在家里整理新书架翻出了余华先生的作品和有关评论文字有感而发。十多年前一篇作者署名为苍狼的文章《给余华拔牙》收录在杜士玮、许明芳和何爱英主编的《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文集中。读者看标题就知道这是一本充满火药味的文学大批判力作”,齐集了二十一篇所谓批评作家余华作品的文章。其中, “苍狼的批评文章《给余华拔牙》在文集里格外吸引眼球也格外受到编者们的厚爱所以直接被冠以该文集大名。该文先以调侃的语气称余华《兄弟》(的出版2006年中国文坛两大热闹事件之一,使得当年中国文人的冬眠不至于太久尤其那些一贯喜欢做赞扬家的批评家们终于开始集体讨伐余华的《兄弟》了。然后文章竟然断言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已经是江郎才尽”, 《兄弟》(上、下的先后问世是对读者的再一次忽悠。文章还引用余华一句充满诗意的座右铭格言来质疑余华的深刻认为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作家靠《兄弟》这样胡编乱造的小说对社会进行冷嘲热讽实在是毫无悲天悯人的情怀。

《给余华拔牙》的作者认为《兄弟》理应被批评的原因是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存在四颗坏牙:“第一颗是黄牙’, 全篇充斥了粗俗文字恶心至极。特别是《兄弟》() ,性描写泛滥, “几近于地摊文学。第二颗是假牙’, 文革那个严酷的时代几乎全镇的人都向李光头打听林红的屁股过于耸人听闻。李光头从一个小混混发迹成为亿万富翁也简直不可思议。第三颗是杂牙’, 文中充斥着的淫乱、处女膜兜售等情节初看仿佛是对现实的反讽实则杂乱无章庸俗不堪。第四颗是黑牙’, 从情节描写到人物塑造小说中没有一点光明可言充斥着黑暗和寒冷。

其实早在2004苍狼就策划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对莫言、二月河、贾平凹等作家展开批评。回顾21世纪初年中国文学批评界向作家发难、颠覆文坛景观的《十作家批判》《十美女作家批判书》《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30知青作家批判书》等文学专题批评著作不断出版。在这种集体讨伐式的文化械斗文学批评似乎失去了理性的学术思路和方法文学批评变成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或者是不同阵营的批评家之间毫无理性的偏激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文化械斗行为。

其实认真看《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里所收录的文章并不都是对余华及其作品的否定性批判。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先生有次和笔者在一起聊天时就说他被收入该文集的《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和《为〈兄弟〉辩护到底》这两篇文章其实不是批判的意思而是对《兄弟》持比较肯定的意见。估计编者是看到了著名批评家文章的标题还没来得及细看文章就认为郜元宝先生的文章是批判余华《兄弟》的文章而匆忙间收录进了文集。而批评家谢有顺的文章《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更是对余华散文语言个性和文体风格的高度评价。有人曾询问谢有顺他是否知道自己的文章入选此书。谢有顺表示最初只知道文章被收录进书但不知是何书。他已经收到此书但还未来得及翻看。可见两位批评家的文章并不是拔牙之作。在这场文化拔牙的混战之中有的批评家真是躺着也中枪啊!由此可见该文集和苍狼的文章一样不过是一部博人眼球的草率之作。当代文学批评镜像里的荒诞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部文集里的文章共分为给余华拔牙”“虚伪与注水”“欲望与狂欢”“幻梦中的歌吟四辑企图从文本意义、作者写作姿态等角度展开批评。《给余华拔牙》文集封面标明了这样一段话:前牙医、小说家余华写出《兄弟》这样的垃圾却得到如此高度的捧场与欢迎成为超级畅销书好比出现超女现象一样是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因为恶俗、残酷、肮脏成了标准这是十分可怕的灾难性精神症候。蒋泥认为不在于他们写了坏的小说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与道德风气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李敬泽称《兄弟》顶多就是两行泪水:《兄弟》的简单倒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书评人金赫楠则称余华的《兄弟》写作为虚伪的先锋写作”“狼狈的华丽转身”“拙劣的十年磨剑。而蒋泥则干脆称《兄弟》就是一堆文字垃圾:上部让人感觉虚假看完下部简直要骂人。众多评论声中多数文章仅围绕《兄弟》中诸如厕所偷看女人的可能性、李光头与林红之间的乱伦、宋刚之死等细节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展开批评。

针对上述批评《兄弟》的文章同为文学评论家的解玺璋说他看完该书后认为许多文章批判的火力很猛但分析不足。而在他看来没有分析就没有力量。上述批评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批评方式不讲究批评思路与方法批评家们急于表达自己的判断急于和被批评者划清界限由此把批评变成了声讨变成了非此即彼的道德评价。因此这样的批评如过眼云烟留不下一点痕迹文本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被批评者忽略了。对于上述情况作为批评对象的余华本人表示并不在意他说关于《兄弟》自己早已决定不再发表任何意见至于谁谁的批评我并不知情也无兴趣了解。而在此前后余华也曾公开表示写作本来就是个人行为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 “任何批评都不会对我的写作造成影响。我只在乎来自读者的声音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拔牙事件过去了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究竟什么是文学常识?什么是真正的批评?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文学批评正当的思路和方法应该是什么?不管《兄弟》是不是一部写得很好的小说希望评论家能为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发泄自己真误读或者假误读后的情绪俨然是高高在上的给中国文坛看病的文化大师。仅仅从这本文集的封面设计和修辞表达来看确实水平很高真像是一群文化牙医”, 在给前牙医小说家余华先生的《兄弟》进行了一次文化拔牙会诊。可是这次文化拔牙事件似乎并没有在媒体造成太大和太久的影响目前我和一些文学朋友聊起知情者不多。毕竟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肯定不是医生与病人这么一种简单的关系。

实际情况是2005年《兄弟》(出版以来这本被寄予厚望的小说遭遇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在评论界和专业读者的一片苛刻质疑声中《兄弟》在图书市场上却受到了读者的大力追捧一路高歌猛进销售量反而在批评话语中直线飙升。事实证明批评家的拔牙行为反而刺激了读者的阅读胃口。因为读者的阅读是一种权利批评家们用牙医式的诊断姿态和药方断语企图来影响他人阅读在此也许已经是一种文化软暴力了。真正优秀的批评家不需要哗众取宠他们会以客观理性的思维和方法评判作家及其作品;而真正优秀的作家也不一定在乎任何人对自己作品的正面和负面的批评对话和交流是沟通的有效手段。

就像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解玺璋所言自己对这本书并不喜欢但还是出版了。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解释说:“我有不喜欢的权利但没有拒绝出版的权利。我不能因为一己的私见阻碍别人意见的传播。给余华拔牙当然是个比喻但我想它包含的意思应该是批评只是一种诊断和建议。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而作为病人’, 也有权利对你的这种诊断表示怀疑他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另外找人诊断。你怎么能确定你的诊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呢?还要求作家按照人们提的意见改小说就更加荒唐了。即便你说得对他的真有问题长在他的嘴里拔与不拔也应该由本人来决定。我们竟然争论谁能把余华的拔下来简直荒谬透顶。

在当下阅读已进入个人化的时代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读书,每个人都是批评家。因此在个人阅读的时代尤其是自媒体如此繁荣的新时代权威也许是要消失掉的。批评家可以引导人们思考但不要轻易下论断。如果某些批评家想借批名家作品来炒作自己只能是贻笑大方了。当下的批评家和读者要具有常识分清什么是文学创作什么是文学/文化消费的读物。一方面,对某些看重市场消费行情的作家我们不要苛求但也不要给他戴上文学桂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批评著名作家但不要误读、恶意诽谤或者借助权势打压。拔牙事件是批评者将批评文章进行结集出版虽然比在媒体上发声音要强大得多但是打着客观批评的名号来批评余华的暴力”, 却又在行文中充满暴力的语言这种非理性的批评思路和方法对于读者和某些研究者而言其实是从反面肯定了余华。

笔者认为被批评家强行种植四颗坏牙的《兄弟》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里余华高度概括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以及中国人在这两个时代生存的真实而荒诞的生活镜像。文革时代的中国物质和精神是双重贫穷的不管是老实腼腆的宋刚还是精明世故的李光头兄弟俩在物质、精神上是双重贫穷。改革开放时代李光头在物质上虽然脱贫了但在精神上还是贫困户除了金钱、美女、大别墅等物质的东西他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却是一种强烈的孤独、失落和虚无。在所有的亲人离开人世间后失去了昔日亲情的超级富豪李光头其痛苦的灵魂无处安放。当他抱着世界上最后唯一的毫无血缘的亲人存留物——哥哥宋刚的骨灰盒时候想要花费两千万美元搭乘坐俄罗斯联盟号飞船逃离地球时李光头的精神家园里已经是一无所有就像多年前一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是一个穷光蛋。因为李光头发迹的开放时代不过是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时代。

在小说上部主人公李光头在厕所偷窥美女林红的屁股”, 是在禁欲的物质匮乏时代许多人的共同精神食粮。作为欲望的象征符号, “屁股叙事贯穿了《兄弟》上下部。如果说禁欲的时代屁股的欲望只能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蠢蠢欲动那么纵欲的物质时代屁股的欲望已经正大光明登堂入室甚至去参加比赛。作为小说下部的高潮刘镇处美人大赛场景俨然是当下物质主义时期欲望膨胀的时代隐喻也标志着新世纪文学道德叙事的转型。如果批评家将此简单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色情描写诱惑读者甚至是作家自己的孩子则暴露了批评界某些批评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甚至是浅薄。

我觉得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文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其高度概括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40年的中国简言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是物质和精神贫乏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虽然是迈步走在通往小康社会的大路上但是我们赶路人看到的风景不过是物质生活逐渐单向度富裕”, 而精神生活仍旧贫穷的历史镜像。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除了余华的《兄弟》可以高度概括外好像还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的作品。我想多少年之后如果余华的名字还能够一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很可能就是这部饱受争议和批评的《兄弟》而不一定是温情叙事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这些广受海内外读者和批评家欢迎的作品。所以如果仅仅是用封建旧文化里的道德老虎钳”, 或者利用传统道德叙事话语的夹板助力来拔出《兄弟》里所谓的黄假杂黑四种牙我估计不但拔不出前牙医本来就不算坏的好牙倒是有可能让人笑掉原本满嘴的好牙!

其实随着文化语境的改变, 21世纪文学道德叙事也在发生变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叙事不同,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叙事大力彰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是道德叙事的第一次变革。而在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已经发生变质。这种文化土壤人们不再关心真相不再有道德的思考。文学的道德叙事发生了第二次变革:“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余华的《兄弟》出版后因为其表层的道德状况而招致了许多指摘与诟病。然而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则认为这部小说既是现实荒诞生活的写照也是新世纪文学道德叙事的转型力作。《兄弟》中处美人大赛参赛者1358她虽然个子高挑身材火辣但却是一个两岁女孩的母亲肚子上甚至还有妊娠纹。正是这个肯定不是处女的卑鄙者却赢得了以处女为参赛条件的处美人大赛冠军。135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脸无惧地表示:“我精神上仍旧是处女,虽然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整个社会的反响热烈愈加追捧这位心灵上的美人。这个1358号真实而又准确地体现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兄弟》等一批21世纪初年的文学作品所呈现道德叙事的新变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转向。就像贾平凹《废都》里的性描写只是小说的表层叙事所谓色情叙事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和象征。如果批评家看不出这一点硬要给《兄弟》们的作品找出几颗黄牙”, 那么批评家的浅薄也是可想而知了。

至于苍狼先生所言《兄弟》里的假牙”,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和假牙了!要知道一个文学常识:小说是一种虚构叙事,小说中的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对余华和许多作家而言当下的现实生活比小说还荒诞。照相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不能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荒诞性了。余华在自己《虚伪的作品》里说:“我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这样的认识是基于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

因此《给余华拔牙》列举所有刘镇人向李光头打听林红的屁股、李光头的性早熟、宋凡平的英雄形象以及李光头的发迹和县长任期的虚假不真实来质疑小说细节的造假苍狼先生可能是犯了一个文学常识性错误。虽然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但在当下荒诞多变的现实生活里包括余华在内的小说家们也常常感叹小说不可能高于生活大部分小说低于生活能接近生活就算很好了。因为小说家的想象力远远跟不上现实生活的变化如余华所言:“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于经验的局限。这时候我们对真实的理解也就更为接近真实了。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家应有的才华使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房屋、街道这类实在的事物我们无法明白有关世界的语言和结构。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因此荒诞现实主义是《兄弟》也是当代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代文学。

再看批评家列举出《兄弟》里的杂牙黑牙”:李光头父亲偷窥屁股而死、李光头性早熟、刘镇处美大赛的淫乱以及福利厂残疾人种种轶事充满了黑暗和寒冷流氓得势、爱情虚假好人不得好报唯一歌颂的就是金钱。作家失去了信仰沉沦在脏、乱、臭、黑的世界里。整部小说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庸俗不堪都是作家地地道道用来媚俗的杂牙和亵渎灵魂的黑牙”, 也是对女性和残疾人的侮辱和愚弄。按照苍狼对该小说虚构不真实假牙的批评思路与方法这些情节和细节应该是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了。然而略有点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些小说里的杂乱无章却是不断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的真实乱象。如果说作家揭示出生活中的假恶丑就是一种媚俗那么鲁迅先生情何以堪啊?沈从文的笔下那么美丽的民间社会和善良人性在鲁迅的笔下却是那么丑陋!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能说鲁迅是媚俗吗?鲁迅的作品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和愚弄吗?还是鲁迅说得好: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兄弟》里的所谓黄牙”“假牙”“杂牙黑牙”, 其实都是作家打开了我们常年封闭的现实生活真相的面孔”, 撬开现实生活真实的口腔呈现出来的真牙真相。批评家常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作家是良心的代言人。余华不就是这样一个真诚地写出一个国家的痛的优秀作家?因此苍狼批评《兄弟》里的四颗坏牙”, 是不是一种缺乏文学常识的无稽之谈?

当然我们说《兄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并不是说《兄弟》和余华的其他作品不可以批评。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上似乎没有一部经典作品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一部经典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经典无法测量它只是一个修辞。文学批评只要是建立在文学常识的基础上以客观理性的方式而非偏激乃至极端的方式来认真评价不管是对于普通文学作品的批评还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评论批评家都可以开展有效批评。作家看到了有效批评感觉这个批评家理解了他的文学世界”,作家自然会和批评家对话。因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批评家的一样,都是时代的良心和代言人代表个人也代表时代发声。尤其在今天,当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文学领域的时候优秀的批评家一定要注重文学批评的姿态和方法消除主观偏见和作家以及读者朋友们一道走向更新更美的艺术审美。



本文来源:杨荷泉,《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