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经历

我是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当时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川端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叙使我着迷,那个时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变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写出了像《星星》这类作品。这类作品发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学杂志上,我一直认为这一阶段是我阅读和写作的自我训练期,这些作品我一直没有收入到自己的集子中去。

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去发现和把握那些微妙的变化。这种叙述上的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写作中尝尽了甜头,因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丰厚的关键。但是川端的影响也给我带来了麻烦,这十分内心化的写作,使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越来越闭塞。这时候,也就是1986年,我读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我心想: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够极为严谨的作家,而在叙述上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于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与川端不一样,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写作的方式。

这一阶段我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一系列作品,在当时,很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了新的文学形式,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先锋文学。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我在中国被一些看法认为是学习西方文学的先锋派作家,而当我的作品被介绍到西方时,他们的反应却是我与文学流派无关。所以,我想谈谈先锋文学。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后产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在1989年,我写过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题目来自于毕加索的一句话:“艺术家应该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为了表达我心目中的真实,我感到原有的写作方式已经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寻找更为丰富的,更具有变化的叙述。现在,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形式的革命,我不认为是一场革命,它仅仅只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丰富一些而已。

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写作出现了变化,从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它们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有关这样的变化,批评家们已经议论得很多了,但是都和我的写作无关。应该说是叙述指引我写下了这样的作品,我写着写着突然发现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是令我惊喜的发现,而且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的。在此之前我不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粗暴地认为人物都市作者意图的符号,当我发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我成为一个感同身受的记录者,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因为我时常能够听到人物自身的发言,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比我要让他们说的更加确切和美妙。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

就像我喜欢自己九十年代的作品那样,我仍然喜欢自己在八十年代所写下的作品,因为它们对于我是同样的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还将不断地写下去,在我今后的作品中,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会更有意义,我所说的意义是写出拥有灵魂和希望的作品。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