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余华评论(三)

11德国电台

20091016

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已经有60年的历史,就是在这一年,媒体对这一全球最大的书展准备阶段的报道主要为负面新闻。而原因就在于今年的主宾国是中国。

在过去几周内,人们可以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中国艺术家们所经历的来自国家的压制:例如很多极具批判色彩的书籍都被审查部门禁止出版,而这些作者们就被拉入了黑名单。

出版人曼弗雷德·海费德纳(Manfred Heinfeldner)就碰到过两位作家,这两位作家对自己的祖国就有一定的批评,而这次也作为客人参加了这次书展。

余华《兄弟》

余华是中国在国际上最出名的作家,他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在开始写作之前,余华曾经当过五年牙医。1983年开始他出版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20多种文字。余华以他的批判题材出名,写作很有洞察力和吸引力。他的社会批判小说《兄弟》新近正好面世。这次书展余华是中国官方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虹影《上海王》

虹影的作品主要描写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写作风格自由。尽管如此虹影的作品在中国基本上全都出版了。德国知道虹影主要是因为她的长篇小说《K(又名《英国情人》)2004年),这部小说在《明镜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数周之久。在本次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上,这位47岁的女作家的参展作品是《上海王》。这本历史小说向读者们展示了20世纪初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的风情面貌。

 

Buch 作品信息

书名:《兄弟》;作者:余华,Ulrich Kautz译;出版社:法兰克福S.菲舍尔出版社,2009年;篇幅:长篇,764页;定价:24.95欧;书号:ISBN 978-3-10-095803-7

内容简介

《兄弟》这本书介绍了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李光头是一个狡猾的商人,他倒买倒卖破烂,从日本买进垃圾西装,最终发家致富。而他的兄弟宋钢谨慎小心,爱好文艺,时运不济,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格格不入。但是他也想分经济奇迹一杯羹,所以他向乡下女人兜售丰乳霜。小说描述了这两兄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在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淘金的悲喜剧。

作者介绍

余华,生于中国浙江,从事写作前曾当过五年牙医。他的《活着》(1998年出版)和《许三多卖血记》都已经有德语版,其中《活着》已经被张艺谋翻拍成电影。余华现居住在北京。

Buch 作品信息

书名:《上海王》,Claudia Kaiser;作者:虹影;出版社:Aufbau出版社;篇幅:长篇,400页;定价:19.95欧;书号:ISBN 978-3-351-03269-2

内容简介

清朝末期,父母双亡的乡下女孩小月桂被自己的舅舅卖进了一家著名的妓院。尽管她不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却成为了当时让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头目常老大的情人。常老大被谋杀后有两条路摆在小月桂面前:是过清贫的生活还是过富裕奢华,充满权力激荡的人生。虹影描写了一位拥有独立意识的,历史上有名的黑帮老大情妇跌宕起伏的一生。

作者介绍

虹影,1962年生于四川,在重庆的平民窟中长大。在经历了儿童和青年时期极度贫穷之后,虹影18岁时离开了她的家乡北上,在北京开创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片天空。考虑到国内的文化审查,虹影1989年去了英国,但是不久之后就又返回中国。虹影在国际上的名声来自她的长篇小说《上海之死》和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她的长篇小说《上海王》在德国《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数周榜上有名,且名次靠前。

 

 

 

 

 

12hr-online

在线报道

不同的生活道路

余华的《兄弟》

2009811

生活在上海附近小镇的两兄弟:其中一个壮实,狡猾,自信,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另一个善良,温柔,腼腆,却失败了,悲剧地成为了患肺病的帮工。

宋钢和被所有人称为李光头的李光,是余华小说中的主人公。小说开始于60年代中期,故事发生在上海附近的小城刘镇。两个人都是丧父或丧母的孤儿,巧合的是,宋钢的父亲和李光头的母亲相爱,结婚,搬到一起组建了新的家庭。7岁的李光头和年长一岁的宋钢成了兄弟,相处得非常好。宋钢的父亲宋凡平,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中学老师,在小城受人尊敬,他感叹地对两兄弟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兄弟,你们要亲如手足,你们要互相帮助,你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家庭的欢乐持续了一年。父母双方幸福地结婚了,两兄弟平分享受美味的“大白兔”奶糖。当母亲因为头痛住进上海的一家医院时,刘镇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猖獗

反对的群众在城中游行,由教师宋凡平摇动红旗带头走在前面。晚上在人民招待所,宋凡平重复了毛主席的语录,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两个孩子从店主那里得到了额外的肉汤,因为他是群众心目中“刘镇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然而第二天宋凡平就成为了一个过气的革命领导。四处乱跑的孩子发现父亲低着头站在桥上:“他头戴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木牌上写着‘地主宋凡平’五个字”,他们不认识上面的字,但是多少明白画在上面的五个红色的x的意思:阶级敌人的名字被划掉了。后一天的早上,宋凡平以前的学生带着红卫兵来到了老师的住处,他们毁掉了房间,嘲笑、虐待老师。而对老师的折磨才刚开始。以前宋凡平每天早上都步行到学校,现在学校的操场被用作“批斗大会的会场”。宋凡平低头站在那里,不断地有人踢他骂他向他吐口水,批斗大会结束后,他拿着扫帚打扫街道。晚上宋凡平筋疲力尽地回家,然而还要继续关爱地照顾两个孩子,而他们的母亲还毫不知情地在上海养病。

情况进一步恶化

几个星期后宋凡平被残忍暴打,逮捕后关进改变用途后当作监狱的房间,在那里继续遭到虐待。他在信中向妻子保证,希望把她从医院接回来,于是他逃出了“监狱”。但是在火车站他被红卫兵截住,被折磨、暴打致死。他的满是鲜血,受到百般虐待的尸体直接被抛弃在火车站,晚上才被孩子们发现。一个乘客心怀同情,把他的尸体抬到平板车上送回家。第二天孩子们的母亲从上海回来,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怎样。她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将自己的丈夫安葬在故乡,希望他的灵魂在那里能够安息。7年以后,她自己患病去世,孩子们把她葬在父亲身边。兄弟中年长一点的宋钢在母亲的病榻前保证,会好好照顾他的弟弟李光头,这是小说第一部分的尾声。

灾祸和骚动之间

余华在第一部分描绘了文化大革命最糟糕时期的悲伤历史。他以一种疏远的几乎冷静的方式进行讲述,由于他把重点放在两个孩子身上,从而产生了孩子们对父亲的情况的天真无知及残忍事件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当两个孩子看望监狱中的父亲,他们看到父亲的胳膊和手不太对劲,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父亲的手臂脱臼了,手指红肿。父亲向不解的孩子解释,他的胳膊需要休息一下,他的手指因为不用工作变粗了。孩子们这才平静下来。作者余华把这种对灾祸的描述加剧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但是小说中的这一部分让人迷惑的是大量粗野荒诞的笑话和荒唐。这里对于刚满8岁的李光头的青春期性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他红着脸呻吟地摩擦身体的下部,毫无顾忌地同铁匠的工作凳性交。据人所知, 李光头的亲生父亲因为偷窥女人的臀部掉进粪坑淹死了。他的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同样因为好奇,几年后也模仿他的父亲这么做,但是在他马上就要看到刘镇最美的姑娘林红的臀部时,被人抓住,并从厕所里拖了出来。这本书是一部“充满幽默和日常荒诞的黑色喜剧”——至少书的封底是这么写的。当然这是个人的看法问题:某些人可能笑着走进地下室,有些人可能因为书中的细节咯咯地笑起来。人们在书中可以读到余华对于身体的热情以及将身体作为革命期间事件的对立点。尽管事态在恶化,但人们饭后还是会高兴地打嗝、放屁、上厕所(那时候李光头和宋钢饿得前胸贴后背,饿得放出来的屁都是空的”)

李光头的飞黄腾达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两兄弟因为前面提到的城里最美的姑娘林红产生了不和,林红选择了安静的宋钢,而不是冲动的李光头。李光头借助“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机遇,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帝国,最终成为了超级富翁,拥有镀金马桶、私家司机,可以出国旅游,生活放荡。而他的哥哥只是一个工人,和林红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所有的最大奢侈品就是中国生产的”永久牌”自行车。宋钢失业后打短工,臀部受伤,然后在搬水泥时伤到了肺部,此时故事呈现出戏剧性的发展。小说最后四分之一部分演变成了无需严肃对待的笑剧:李光头在刘镇组织了一场持续多天的选美比赛,比赛需要评出中国最美的处女;同时宋钢抱着极大的怀疑为江湖骗子向刘镇几千名女性推销人工处女膜。宋钢和骗子继续合作,兜售可以使胸部变大的丰乳霜。为了提高收入,咳嗽不停、身体虚弱的宋钢在一个诊所给自己做了隆胸手术。此时他的弟弟李光头正和林红迅速卷入了一场婚外情,他说服林红在上海接受处女膜重造手术。头上戴着矿灯的李光头想看到手术结果,而林红说服他假装是宋钢。他们第一次在黑夜害羞而拘谨的发生了关系。当两个人享受着生命中最美好的性关系时,宋钢躺在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表面与实质的反差

余华因为张艺谋导演1994年翻拍的小说《活着》在国内迅速出名,他长达760页的作品向读者呈现了关于人生沉浮命运变迁的主题。小说《兄弟》是放屁、打嗝、性、幽默、暴力、爱情以及小城环境的粗野综合,同时也是一部悲伤的叙事小说,它的背景是40年来多事的中国历史。这部小说涉及了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无法相互沟通、互相帮助的一群人,一部连接了无言和孤独的作品。然而故事的这一层面很难为读者理解,因为它是深藏在废话、荒唐和粗野的语言之下的。

余华写了一本厚厚的小说,但是说服力不足。很遗憾,有的章节让人印象深刻,有些细节经过仔细品味甚至令人惊讶,难以琢磨。例如宋凡平一天之内先是伟大的领袖和旗手:“他的回答里全是毛主席的话,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宋凡平不会说“毛主席说到……是指……或者毛主席……的话很有道理”,而总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老师自己把身份降低为毫无思想的反刍动物;一天以后他就成为了内部敌人,最终被残忍地打死。宋凡平没有意识到,正是作为一名老师,一名教育者,他成为了“文革”参与者和自己学生的攻击对象。但是太多的暴动和骚动使得批评家很难非常严肃地对待这部作品。

 

作者:

余华,1960年出生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成为作家之前从事了5年的牙医。由张艺谋翻拍成电影的作品《活着》(1998)和《许三观卖血记》(2000)均有德译本。《兄弟》是他的第五部小说。余华现居北京。(来源:出版社)

 

 

 

 

13 

这是一部必须禁止的书

Von Tilman Spengler

20091011

流氓、死刑和贪污:作家Tilman Spengler寻找说真话的中国作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正史,一份国家领导人手中正式的历史描述,非常严格地保证无人能未经允许质疑其中的观点,那时就该是为历史作家们和文学敲响警钟的时候了。在拥有众所周知的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想了解社会的形态,那么就要从小说中收集点滴。而小说作为了解事实的渠道自然也不是完全纯洁的。因为与审察官不同,一个作家必须要顾及到读者及作品的可信度,所以一个小说家至少要保证故事的说服力及其与事实的贴合度。

然后来说说李光头,这是生于1960年的作家余华在其小说《兄弟》中塑造的一个“英雄”。李光头和他的兄弟在他们的父亲被共产党定为“大地主”的时候,经历了那代人小时候经历的事情。毋庸多说,他们的父亲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教师,但是处身于一个历史上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热的政治运动之中,没有保住性命,悲惨地被活活打死了。

这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孤儿,毫不夸张的说,他们必须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于是李光头早早的寄希望于两种冲昏理智的动力:性欲和利欲。他通过对一种美妙的女性屁股形状的描绘和倒卖垃圾西服而致富,成了一个超级巨富。当我们处身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年头中,就能理解是社会主义政策造就了百万富翁,使致富成为人人向往的过程。

李光头的兄弟宋钢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圆满,他是一个清白的、暴力环境中顺从的牺牲者。他因此成为中国学者自上世纪以来一直关注的,加以尖酸刻薄评价的人物形象的重生。在小说的结局部分,他也试图经商,开始与流氓联手,销售处女膜和一种据说能让胸部或阴茎变大的药物。但是他仍然只是一个小混混,跟事业有成的李光头根本无法相比。小说结尾,李光头想要把他死去的兄弟的骨灰洒到太空,好让他的兄弟成为一个“外星人”。

小说描写很丰满,充满了对中国历史的小小的漫游。原著非常出色,考尔茨先生的译笔也很棒。至于中国审察部门为什么不禁止活跃的作家余华去法兰克福旅行,我想有关部门不会有人向我解释的。

 

 

 

 

14、“在中国只有学生是保守的”

与作家余华的一次关于文化大革命、领导和资本主义的谈话

地点:北京

宋凡平有一个不可原谅的污点:他的父亲有一小块地,所以他突然成了“地主”,脖子上被挂上木牌,成了阶级敌人,所有人都可以辱骂他,往他身上吐唾沫。然后他被逮捕,遭到严刑折磨,最后在火车站前的大街上被活活打死。他的两个儿子李光——人们也叫他李光头,还有宋钢对此并不理解。两兄弟敬佩自己的父亲,他是个痛苦环境中还能给人带来欢笑的人。就在他被游街的时候身上还披着红旗。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中,通过儿童的视角来描写文化大革命是本书的高潮。这部畅销书作家用直白的,令人感动的,令人震惊的,同时又充满幽默的笔触在700多页的篇幅中描写了刘镇两兄弟从文革1966年开始到9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疯狂发展时期的命运。“这两个时代我都经历过,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在友谊饭店会面时如是说,友谊饭店是一家豪华的旧式宾馆,在他出生的年代是所有外国人来都会住的重要酒店。“差别还是很大的”,他解释说,“文化大革命就像是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但是欧洲人经历了400年这样的生活才等到了生活的转折,我只等到了40年。”那时他还是个小孩,但是他记得,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受到了糟糕的对待。当问到是否小说中有自传体成分的时候,他澄清,亲身经历很少出现在他的小说中:“我观察很多并且倾听别人的经历。”

余华用巴尔扎克式的手法描述了小城刘镇经历的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宋钢,这个外表得体,诚实腼腆,有责任感的人,娶了全镇最漂亮的女人,但是仍然继续在国有金属工厂上班,然后遭遇了下岗,最后跟了一个江湖医生,搬到了乡下住,卖起了性功能药和“丰乳霜”。而他的非亲生兄弟,李光头,是一个自私的,唯利是图的,无耻的,无道德原则的人。他做起了大笔的生意,从一个捡破烂的变成房地产巨头。整个小镇因为他而改变,还有当地的行政领导,直言不讳的表达对李光头的佩服之情,并想从中得到一部分外快。他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一个镀金马桶,一辆白天开的白色奔驰,还有一辆晚上开的黑色宝马。他用钱来买女人——甚至他兄弟的老婆。如果在十年、十五年前,《兄弟》是不能出版的,余华说。“那会儿的中国比现在保守的多,而且因为我不准备对我作品作任何一处的改动,所以出版社肯定会找麻烦的。”他不是指审查,“有批评的声音,但不是政府方面的”。不是的,是许多读者,首当其冲的是年轻读者,他们无法接受这本书的内容和风格。他们给余华扣的帽子是丑化家乡,散播中国负面形象。

事实上许多章节是需要人们习惯的,尤其是西方的读者。所以这部小说是以矮小的李光头在公共厕所偷窥女人的屁股被当场抓获为开始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露骨的场景描写,都展示了人们在公开的暴力面前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身上小城市的淳朴与创新的对比,想要快速致富的无节制的贪婪——总之是通过余华式的手法开篇,混合了黑色幽默和同情的一种艺术手段。

“这些使一些读者激动的赤裸裸的场景并不是像刘镇这样小城镇的特色,而是整个中国的特色”,余华说,“中国很广阔,省份之间存在差异,也有共同之处,这是我想描写的东西。《兄弟》反映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一个国家发展的如此之快,它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自从奥运会还有经济危机以来,人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他说。

只是年轻人不是这样的。“我在参观大学的时候注意到,现在的学生在生活上越来越西化,越来越开放,但是在学生运动过去20年的今天,他们的思想越来越保守。”这不是他们的错,余华认为,而是现在的学者和教师的问题:“我们一直尝试对他们隐藏事实真相,并且想让他们产生一种这样的幻觉:中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这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学者们在经济的繁荣中要么成为了政府发言人,要么成为公司发言人。“他们应该告诉现在的年轻人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余华说。

这也包括1989年的事件——这在中国还是一个被禁的话题。“现在我们只是私下谈这个话题”,他说,但是他很肯定会有一次变革,人们有一天会自由的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就像文化大革命这个话题一样。他这样阐释2009年的中国:“如果一个作家是写一些批判社会的东西,那么他就是一位医生,社会是一位病人。如果医生规定病人应该做什么,那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就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每个人都是病人,没有人是医生。”

 

余华:从牙医到畅销书作家

余华1960年出生于中国东部浙江省杭州市。随后和父母一起搬迁到了海盐县。在中学毕业之后他成为一名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他的小说《活着》(1992)在1994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并且获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该片在中国遭到禁播。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1995)之后,《兄弟》(20052006)在中国迅速成为畅销书,并创下了150万册的销量。

继小说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面市之后,下周本书将与德国的读者见面,由Ulrich Kautz翻译。余华生活在北京,并且有一个新的想法,“写一部关于中国文字的小说,如人民、领导或者生活,描述这些概念在过去的40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余华来到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今年中国是主宾国。《兄弟》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计划“不存在”:这样一部小说在中国没有经过审查就能出版,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15MAZ

Maerkische Allgemeine Zeitung. 梅尔克汇报

2009818

文学:阴和阳

余华在他的新小说中清算了中国文革的暴力 

余华,1960年出生于中国东部的浙江省杭州市,中国著名作家之一。他用黑色幽默讲述了两个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兄弟的故事。下面是记者Tobias Schwartz与作者的谈话。

记者:余先生,您曾经是一名牙医?

余华:我做过五年牙医,从1978年到1983年,那时我还年轻。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这份工作,总是要观察张大的嘴巴。一个张开的大嘴可绝不是一种人们能想象的、吸引人的风景。

记者:那是什么让您转行写作呢?

余华:那家我过去工作的医院,就在镇文化馆的正对面,那里面的人经常不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大街上闲逛和读书。不管怎么说,那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完全公平的,我也想有这样一份工作。但是那时候不允许个人换工作。然后我就开始给文学刊物投稿,写些小散文。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

记者:您是怎么经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呢?

余华: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人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是一段非常残暴的时间,每一派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第二阶段的时候气氛是消沉的。在我们小孩儿看来就是这样,我们那时不需要按时去上学。但是这自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从学校教育中得到什么好处。当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只受到了少得可怜的教育。

记者:但无论如何您还是学习了写作。

余华:稍后我甚至收到了很多评论家对我语言风格的赞赏,他们说我的语言很精炼。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必须感谢那个时代给了我这个优点。现在我的书很畅销,原因也在于我受过的教育水平很低。

记者:您亲自经历过“红色恐怖”吗?

余华:我看到过人们怎样被活活打死。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个同学的父亲,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然后就必须忍受相应的折磨。他身上布满了被殴打后留下的伤疤。

记者:这种折磨是怎么结束的呢?

余华:他自杀了。他死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浑身是血,在劝导我的同学。随后他就跳下了一口井,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我同学第二天哭着来上课。当我在《兄弟》中描写宋钢的父亲的时候,我同学的父亲的样子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过去时常活在恐惧中,害怕我父亲有一天也会经受同样的命运。

记者:您的父亲也是地主吗?

余华:他是外科医生,被别人辱骂,那时候当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就会这样。我那时不敢上学。

记者:《兄弟》讲述了两个在文革期间长大的兄弟的故事。您对这个主题描写得很幽默。

余华:在中国,生活就是一场闹剧,一出羊人剧,一种喜剧的极端形式,但是同时也是一种悲剧。我认为,描写一出悲喜剧比单纯的写一出喜剧或一出悲剧要有用得多。这取决于所有关元素如何交叉在一起。

记者:部分的说它是一种黑色幽默。比如“好”兄弟自杀,然后他的寡妇成了老鸠……

余华:中国人对幽默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知,虽然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很少有这种幽默感。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家认为,我们必须用一种阴沉的声音来表达我们的观点。

记者:事实上人们会想起欧洲的侦探小说。

余华:我虽然读过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作品,但是在写作《兄弟》的时候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过那。当然有很多评论家注意到了我的作品和拉伯雷的作品存在着某种相似的思想。

记者: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是非常截然不同的,可以说他们是阴和阳吗?

余华:是的,两者互为条件。他们代表了两个群体,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李光头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宋钢却有接近女性的特质,一个非常亲切关怀别人的人。

记者:中国的公众对这本书的反响如何?

余华:这是一本极端的书,包含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思想。这种类型的书在中国以前还从未有过。这本小说为中国读者展示了文学能做的一切。

记者:那请问政府是如何反应的?

余华:政府方面没有什么表态,但是奖励和表彰都成功的被阻止了。但是我的书可以面市而且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记者:您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吗?

余华:作为一个作家我只能把某一个人物形象赋予一个特定的道德价值。纳博科夫曾就“亨伯特对洛丽塔的行为是否道德”这一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回答:“那您应该问她,而不是我!”

记者:中国一直在其西藏政策上受到西方的尖锐批评,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余华:这与人们的爱国主义有关,这在中国经常发生。但这是一种只说说而已的,自夸的爱国主义。这会产生显著的效果。比如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导致的对日本人的仇恨。近来有日本女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收集樱花,然后马上就有很激烈的声音说应该把她赶走。

记者:如今西藏被中国的军队所占领!

余华:中国的军队在中国的每个省都有,不只在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所有省份的中国人都是同等对待的。请您想一下64日的事件,就是中国人对抗军队士兵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