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左派杂志》:余华访谈

《左派杂志》

这样一位最忠实于现实的作家,通过一对兄弟的家世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未书写过的中国

2009612

Luisa M. Paternico (路易莎·M·帕特尼克)

 

余华

创造自己命运的人

在十年沉寂之后,余华带着他的新作重返文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部作品分为上下两部,题目为“兄弟”,在意大利分两个时间出版,分别采用了“兄弟”(2008年出版)和“致富光荣”(2009年出版)两个不同的标题,由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出版发行。他是当代中国风格最乖张、最原汁原味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韩语、日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德语、俄语和瑞典语在全世界出版。

余华生于1960年,祖籍杭州,因他的“先锋派叙事文学”在文坛上享有盛名,“先锋小说”,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展兴起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作品着重描写幻想和恶梦,而不利用其他文学技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的文风随着小说《活着》的创作发表,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这部小说以一种悲喜交加的格调叙述情节,而这种格调余华在以后的创作中一直运用,从未摒弃。尽管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是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眷恋从没有停止过,即使背景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紧张最饱受非难的时期:中国从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程。最新一部余华的长篇巨著《兄弟》,从孩童时代起讲述兄弟两人的人生故事,其中经历了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成年阶段,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在中国经济复苏繁荣的时期。在小镇刘镇,李刚,也就是李光头,他的母亲和宋钢的父亲都遭遇丧偶,而后相爱,走到了一起,因此,李光头和宋钢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后者沉静、腼腆,然而前者却顽劣不堪、难以管教。宋钢从小就喜欢读读写写,然而李光头从少年时代就在乡里臭名昭著,因为他成功在公共厕所里看到了美女林红的屁股。纵然性格上相差甚远,这两个人还是共同经历着这个世界,由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可切断的兄弟情义联系在一起,和镇上的坏小子们或玩闹或争执,在双亲离世后一起面对生活。这种和谐随着一个女人的出现而不复存在,林红,同时被兄弟俩爱上,最终选择嫁给了宋钢。从那时起,两位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开始不再有交集:李光头成为了一个毫无顾忌,满脑子只有金钱的富商;然而由于贫困和不稳定的身体状况,宋钢一直游离在苦难的边缘。与两位主人公曲折命运相平行地,作者也勾勒出一幅芸芸众生的全景图,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典型的中国小镇居民。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两位主人公曲折的命运密不可分,作者将其在这样一部悲喜交加的史诗中展现出来。似乎最终再一次强调,在当今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兄弟》里,那些荒诞滑稽的片段与现实掺杂在一起,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和社会上的荒谬的悲剧掺杂在一起;在新的一部作品《致富光荣》里,令人或悲伤或感动的片段对于中国新社会幸福生活的乐观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在新社会里,为了致富,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距离您上一部小说,已经十年过去了,请问您是如何开始想要创作《兄弟》的?

一段时间以前,我就开始构思创作一部作品,但是由于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中途停了下来,而且没有能够顺畅的把它继续下去。

在美国的一天晚上,我和我的编辑、几位记者朋友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作家一起吃晚餐。所有人都对我小时候和当今的中国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想要听我讲一讲奇闻异事。我回到家后,重新开始写作,灵感和文思便滔滔不尽地涌现出来。

上下两部《兄弟》通过记叙两个主人公生活中性能力的变化,描写了两部截然不同而且相互对立的史诗篇章。

是这样的,上部中所描写的中国社会呈现一种虚伪的纯洁,到处充斥着对性爱的禁忌,而这一点适合人的自然属性背道而驰的。在下部小说,故事发展到了当代的中国,读者很快就能注意到主人公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极大的性自由,他们甚至到了改变性别、做性爱生意的地步。富裕起来的李光头通过无节制的性爱来抚平他爱情失利的创伤,腼腆羞涩的林红成了一家妓院的老鸨,可怜的宋钢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不惜去做隆胸手术,沦为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我们来说说李光头吧。尽管生活的种种不幸是他不得不安守本分,但从孩提时代起,他似乎对做生意就有了灵敏的嗅觉,一旦富裕起来,他就对所有的人都十分慷慨大方。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种人民英雄呢?但这样一个英雄为什么对女人如此冷酷如此无情呢?

从所有人都崇拜他,都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这点来看,李光头是一个人民英雄。在当今中国,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占有那个他们从小就心仪的女孩子,但是往往他们会被拒绝,不是因为女孩子们觉得他们只是小丑而已,就是因为嫌钱太少。李光头发财之后,可以拥有一切从前生活贫困时得不到的东西,包括美丽的林红,那个曾经嫌弃他的粗俗而选择他那个温文尔雅的兄弟的女人。

您把林红定义成了典型的当代中国女人,对吗?

林红是这部小说的关键人物,因为是她把过去和现在联系了起来,在她身上两者得到了交汇,展现了一个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经历。林红,在大事面前总是显得那么软弱和被动,不惜一切代价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寻求激情和经济条件的稳定。现在的女人不再像李兰那样(李光头的母亲),丈夫去世之后,七年不洗头发来寄托哀思之情。宋刚死后,林红十分痛苦过,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她便重新振奋精神,开始做起了生意。

余拔牙和您有着相同的姓氏,他是不是一种对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所从事行业的怀念呢?这里有没有一点您自传的痕迹?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余拔牙不是我的化身。如果我决定写我自己的故事,我会把自己塑造成主角的形象,而不是随便一个人物。简单来讲,以前在我的书里从来没有描写过一个牙医,对我而言,这种尝试也是十分可行的,但是没有半点怀念之意在里面。我讨厌这本书。它太无趣了!有什么东西能够有足够的吸引力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呢?如果连一棵树、一条河流都没有,哪里又会有风景?我曾心意已决,想要换工作,但是谈何容易。在那个时代,正是社会上所有人都选好一个职业,然后就呆上一辈子的时代。

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对命运的反思。在开篇,讲到李光头经常写“有其父,必有其子”。在第二部里,讲述了苏妈和她的女儿苏妹的命运,都是单亲妈妈,似乎重申了相同的主题。然后,在结尾部分,一切都变了。您相信您所写的这种命运吗?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确实是如此。社会决定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也是社会决定你去做什么工作,决定你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去期待什么大的改变。如今更多的是像小说结尾展现的那样,每个人都只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但这样的现状也不是每个人都期待的。

您较早之前的小说和后来的小说有明显的风格上的转变和调整。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是不是标志着您的生活里出现了什么变动?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而且他们以前就在医院旁边住着。厕所在房子对面,想上厕所必须从停尸房穿过去。那是个干净又清凉的地方,夏天天气很热,当那里没有陈列尸体的时候,我下午就去那里小睡一会,躺在水泥板子上。我是看着死人长大的,无数个夜晚,我被死者家属的哭声吵醒。同时,我也经常看着我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满身都是血迹,或者看见护士把肉块或是器官丢进垃圾桶里,我不知道具体是些什么东西,还有周围那些嗡嗡乱飞的苍蝇。

它们影响了我一开始的文学创作经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随后恶梦开始了。在八十年代末,白天我写关于残忍死亡的故事,到了晚上,我就梦到警察跟踪我,他们想要抓我,我拼命想要逃跑,想要躲藏起来。每晚如此。直到最后一个恶梦:警察把我抓走了,我被推到一个台子上,被判了死刑,原因是我犯下了多起杀人案件,需要立即枪决。我的头部中弹,感到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和无比的混乱。我惊醒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写犯罪故事了。

直到《兄弟》,残忍的死亡再次出现。那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色警戒”造成的谋害。您在国内因为这些片段遭受过批判吗?

那些年耸人听闻的残暴众所周知,当局政府是没有办法把它藏匿起来的。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情节,有很多也是基于我亲眼所见,因为我知道,人们希望记住历史,而作家人物就是帮助人们记住。一天我读到德国作家海因里希·海涅的一首诗,有一句尤为打动我,“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我脑海中浮现出我童年时代的一个片段,那个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片段,想起了小时候我下午喜欢午睡,就躺在停尸房里那冰冷的大理石板子上。就在那时我领悟到了,当一位作家,不论国籍、不论语言、不论时代,能够激起读者对于已经远去的环境、经历的回忆的时候,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