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生活杂志》之余华访谈:知识分子眼中的国家——中国大作家余华的观点

生活杂志(第三版)

知识分子眼中的国家

中国大作家余华的观点(颇有争议)

我在为人民申辩

你们只是一群有不同见解的人

西方用一种斜视的眼光看待中国。真正的悲剧是带有恶意的不公正和没有任何防备的人民。这才是真正被侵犯了的人权。

200888

Maurizui Regosa (毛里奇奥·赖格什)

毛泽东主席的邮票和红宝书。举起来挥舞的手臂。对人民和大学生的警戒,谁知道有多少哨兵,列队批斗修正主义冒险和党内资产阶级化倾向。这仍然是1966年从天安门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景象,现在人们需要真正看一看,才能理解当代的中国。这也就是余华用他的文章和小说所做的事情,他的新作已在意大利由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叫做《兄弟》:讲述了兄弟俩的故事,以一种或荒诞或悲剧的风格,重新经历了属于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的残酷与荒唐。对余华来说,他显然对这段历史没有留恋之情。他只是把这段历史作为他的和全体中国人民生活中一种基本现象来研究。余华也用同样的理智观察当今的中国。比如说,如果有人请他评论北京奥运会,他一定会条理清晰地回答,基于事实说话,而不是凭借臆想和推理:“当我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没有人会预料到,安保工作会成为奥运会的最大难题。旅游业也没有从奥运会上得到多少利益,相反,遭受了打击。”

生活:奥运会给中国社会还带来了什么其他变化吗?

余华:许多工厂领取了政府补偿金,暂时关闭,导致了许多在北京工作的工人和职员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

生活:您觉得新建的北京体育场怎么样?是否如设计师所说,是古代和现代中国的综合展现?

余华:个人觉得,我没有在新建的体育场内发现一点古代中国的元素。在我眼里它是一座非常具有现代感的建筑,就像其他场馆一样,把它建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里都会很好,或者说,都没什么区别。

生活:在未来您的国家会更加西化,那您觉得现代化进程磨灭了它多少过往的痕迹?

余华:过往是很难被磨灭的,但是它却很有可能被遗忘。过往存在于历史之中,因此也会通过历史记忆重现出来。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会再有机会去亲身经历它。

生活:那个距离现在已经远去的年代,为什么经常能够在您的文学作品中重现呢?为什么这如此重要呢?

我的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个时代度过的。事实上,我可以说我是伴随着革命成长起来的,所以,革命给我的整个生活都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影响,在我的性格、我的思维方式上烙下印记。文化大革命在塑造中国现今形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异曲同工:文革结束三十二年之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成员至今仍然保持着当时的作风,只是很明显地披上了另一件外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全民族的人都去闹革命,而现在全民族的人都投身于发财致富之中……

生活: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余华:文化大革命是我个人过去的经历,但是也是我们国家过去的经历。确切地说,就好比一个人的存在留下了记忆,而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塑造了这个人的形象。就这样,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印记塑造了我们国家未来的道路。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我曾说过,我们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压力之下,忽然有一天,他爆发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外向的人。这有点像跷跷板,一边翘得越高,另一边就越低。

生活:现代化经常给个人权利的维护、要求开放道路。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余华:确实如此,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之前的阶段,现代化使中国人充满了欲望,接着,它又赋予中国人维护、要求个人权利的意识。

生活:中国文化里对于权利的认识是怎样变化的呢?

余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且只有一个声音,然而在现在,人们可以听到来自各方的声音。

生活:在您的作品里,似乎总是表现传统价值的消失,但是也有写到,社会结构的稳定已经没有意义了。是这样吗?

余华:我赞同这类文学,它不是关于一个仅仅在我作品中出现过的诠释,然而,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今天,在中国,这更像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我是一个作家。因此我限制我自己,只记录确实发生了的事情。

生活:有哪些是知识分子在个人权利的肯定方面做出的贡献?

余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着人权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但是我看待问题的方式和你们西方人有所不同:你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寥寥少数的所谓的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身上,但是,以我看来,中国的人权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不公平现象造成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严重影响,比如说,穷人权力保障的缺失。

 

余华

1960年生于杭州,现在已在北京居住多年。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将其改编为电影,大获成功。在意大利,最近翻译出版了《兄弟》(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出版发行,共248页,定价16欧元)

岳敏君

1964年生人(他的画作也出现在小说《兄弟》的封面上),是中国众多在国外获得市场的画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的一幅以天安门为主题的作品被卖到了五千五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