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日报》之余华评论(一):风险和劳斯莱斯

《日报》

风险和劳斯莱斯

“中国的资本主义?这不是真的。”

余华,当代中国最畅销的作家,做客都灵博览会,描绘中国新一代富人。就如那些不会游泳却一定要在家里建造私家游泳池的人。

Stefania Vitulli(斯特凡尼亚·维塔洛)

2009516

来自都灵的报道

 

没有一个爱国主义者不是一个对当局政策持有异议的人。没有宣判也就没有执行。他以皮兰德娄晦涩的语句和运气的饼干作为掩护:“今天在中国,所有假的东西都成为真的,所有真的东西都变成假的。”余华博士(医生)是中国最享誉世界的作家之一,十年以来游历世界每一个角落,最近来到意大利图书博览会,向人们介绍他的新作《致富光荣》,题目是邓小平提出的口号,与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相类似,——《造反有理》一书最近由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出版(定价19欧元,438页,由西尔维娅·波茨翻译)——《致富光荣》讲述了天安门事件以后的几十年中,兄弟俩的人生沉浮:李光头靠卖废品起家成为了亿万富翁,性格敏感的宋钢最终自杀身亡。

口袋里装着一罐可口可乐,留着韩式“野小子”的发型,步伐沉着地走过展览会的各个场馆,就好像这些场馆是他安置的一样。余华有礼有节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我是个作家”,就是编写故事的人,而不是政治观点,而且“人民群众是反复无常的”,这就是说,既然群众读我写的东西,那么当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时候,我就会赋予作品道德伦理的价值。只是为了削减(或者说是故意忘却?)一部小说从来不能向同胞们灌输必要的批判思想,以在个人主义思潮来临之前便意识到一个人作为单独个体的存在,重新获得尊重人权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已经被废弃很长时间了。

目前,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费里尼电影式的密码上了,一种经常停靠在灾难边缘的荒诞:李光头个人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那份能使他成为亿万富豪的敏锐观察力,和小镇里有着最美大屁股的女人,在公共厕所偷看给他名声带来的损害。能标识新一代中国富豪身份的物件是镀了金的马桶。如果奥运会有理由存在,那么那些处女,三千名处美人从全国各地纷至迭来,为了赢得一百万人民币奖金和一封好莱坞电影的合同书,竞相脱去衣服,也不是完全荒谬的。余华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参加(不自觉的?)到“被克隆了的”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去,在这个狂欢中有价值的人和熠熠生辉的人混杂在一起:“至少有一次,在一星期之内,我读到了好几篇采访我的文章,而我并没有接受过那些采访,那里却还写着我根本没有说过的蠢话。”他对我们说。“说我喝一瓶50年的红酒,一瓶100年的烈酒。如果我可以独自做到的话,时间上也不允许。”难道他不对此提出抗议吗?“起初我觉得很烦。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现象。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在幕后唱歌的小女孩吗,她曾经由于相貌平平没有能够站在舞台上。如今在中国她已经成了明星。”

似乎他没有意识到,观念的占有和统一,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从我们自身来看,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党员,那么就得停止你们自由。但是对于不从事政治的人来说,就无所谓禁忌。我在我的国家内感到非常自由。现在对您谈论的东西和我在国内谈论的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您参与了天安门事件,亲爱的博士先生,以至于后来纽约时代周刊希望您能写一篇专门的文章——在64那天——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第一次谈一谈、解读一下那段尘封了二十年的历史。“我是在那里第一次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民族。”他回答说,“但是我只是千百万群众中的一员,毫不凸显,我并不是一个领导者。我在事件现场,但是不曾面临丝毫风险,”他稍作停顿,进一步解释道。他对那些虚假的采访稿一笑而过,就好像它们是那些假冒的路易威登包一样。那么资本主义是否也是假的呢?“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存在资本主义。我们有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如我们被灌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样的。”余华向我们解释道,“这种定义方式包含了我们民族的特色在其中——但是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这种定义方式允许人们摒弃任何一种‘主义’它的原本含义。在中国,我自己也不懂得如何区分‘老的社会主义’和‘新的资本主义’。”

余华说,金钱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它不多也不少:“中国的大富豪追捧劳斯莱斯,因为开的车越好,就越显得有身份,就越能被人赏识。但是只有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才是好产品。有钱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自发地只购买本国商品。我们把这叫做‘支持国货’。”

在中国国内真的有爱国主义者攻击余华,每一次他巡回世界参加座谈会或报告会的时候,其中的一些青年人就会死死扣住他言语中的字眼,来批判他:“不用把这个看的过于严重。我相信无房无车的那一部分人群仍然还是占大多数的,只有一亿中国人口(比教育署公布的数字低了百分之十)脱离了贫困线(年收入80欧元)。那些人对我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们刚刚有愿望去奋斗,就马上认识到了现实的艰难:他们一直高呼着口号,总会有出路的。当余华在都灵博览会上介绍他的小说时,也发生了这种事情。马思文,“爱国主义”青年中的一员,29岁,在都灵大学学习法律,他突然站了起来,向余华挑衅道:“您挑一个:您是个作家还是个政客?您为什么要坚持诽谤中国,就像那些国外媒体一样?”余华依然很冷静:“你想要让我说明一个事实。为什么你们这些八零后年轻人能够住在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里。但是你需要学习为他人着想。”

余华说,他很了解“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他作为一位中国著名作家,也有机会被邀请去他们的别墅做客。显而易见地,他喜欢把那些人定义为“没有批判精神的卡夫卡”或者是“中国特色的精神病人”,他说:“有一次我去一个富豪家里做客,他向我展示了他的豪宅和他巨大的私家游泳池。而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不会游泳。那这个游泳池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中国人,所有的富豪都有一个私家游泳池!时间久了,那就会变成一个池塘,可以在里面养些鱼供晚上招待客人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