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共和报》:余华专访

共和报

余华专访

著名中国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销售。这部小说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兄弟俩身上有点疯癫而又含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

2009418

Sebastiano Triulzi 塞巴斯蒂安·特留尔齐

 

现在《兄弟》这部作品的第二部正在准备面世了它的题目叫做《致富光荣》,其中作者余华的写作意图更加清晰,趋于明朗,他希望通过描述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巨大失衡,来铺排一部中国人民的英雄史诗。正如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余华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他二十岁,而他的壮年时期恰好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秩序破坏这一阶段相吻合。他正是历经了这些最主要的有极端意义的历史阶段,“从沉重的压迫到无节制的放纵”,“从狂热的革命到狂热的追求财富”,几乎是同一种狂热的两种表现形式,通过小说的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生活在这一历史动荡时期的兄弟俩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生活贫困,另一个却坐拥无限的财富。《兄弟》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的渴望和世界给十九世纪的前辈所带来的顺应实事发展的理念这两者之间的分裂,资本主义并非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物,但是却被赋予拙劣模仿的痕迹,略微带有庸俗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表达出对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接纳:“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思潮认为,一个作家对抗社会、反思社会的方式,和一位医生解剖尸体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是我所信仰的是”,余华说道,“医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只是病人。我曾把自己视为病人,创作了一部小说,当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在我身上增添了某些并发症。”

您用这两个人物代表了许多人共同的经历,描述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市场经济时期所发生的改变。您是否旨在构建一个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言的“全民族式的讽喻”?

“近二十年来,詹姆森先生来中国访问了许多次,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此也有同感。是的,我想过全力构建一种“全民族似的讽喻”,或者更确切的说,反映一种“全民族似的讽喻”,正如在这个社会中四十年来所上演的一样。我们都明白这种勾勒出的讽喻不会那么正式,而是仅仅是关于发生在由我虚构出来的刘镇里的居民身上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有的时候我会主要描写两个主角的生活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有的时候描写十几个人,也有的时候,我会铺排几百人的大场面。”

小说中群众的参与给两位主人公的故事营造出一种反讽的氛围。其中有些场景甚至再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

“在刚开始创作的阶段,我曾想只创作李光头和宋钢两个人的故事,但是后来我感到需要加入更多的人物进来,这样才能更真切地呼吸到社会改革的空气。小说中的群众就是空气,政治氛围和生活的色调一样,起初阴雨,而后转晴。群众是易变的,是不确定的,正如中国一句俗话所说‘墙头草,随风倒’。”

在《兄弟》这部小说中有两重主线:在情节中,在故事发展中,在小人物的行为举止中,在全书主题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请问这样行文的用意何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与你们的中世纪时期,以及现代西方过分开放所造成的压力是相类似的。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前,电视上有节目采访小孩子,问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礼物。一个北京的小孩说他想要一架波音飞机,而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小女孩说她梦想能够有一双运动鞋。这种不平等现象给我们的现实带来冲击,甚至影响我们自己的愿望。”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设置的人物都是社会各类型人物的代表,然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为何在您的作品里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消失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人们持续谈论的只有斗争和冲突,尽管当时还不存在社会阶层的分化。然而现在,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社会层级,但是没有人会提起斗争这个事。这与巴尔扎克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内涵是没有可比性的,而且偶然遇到群体骚动是件更加容易的事情——比如巧遇有人在当地政府门口放了一把火——,诸如这类群众和掌权者之间矛盾冲突的激化表达。社会冲突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相对于反映社会现实的这一类小说通常所表现出来的绝望和失望的主题,《兄弟》似乎更侧重展现的是一种荒诞的喜剧而不是悲剧。为了呈现中国的经济繁荣,需要运用这样一把相反的钥匙么?(反讽的手法)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如今资本主义以一种恣意的方式广泛传播开来,然而社会主义却丧失了它有关公平、平等种种原则,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直持续地被修正着。草和苗混杂在一起,渐渐成为了一种植物,就这样发生了这种奇异的现象。我的小说没有编造中国的社会现状,而是真真切切地反映它。当草和苗重新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时,我将会改变我的叙事手法和风格。”

随着一座座建筑物的坍塌和一个个遇难者的不幸身亡,最近的一系列地震揭露了我们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如布莱希特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一文中写的,“在人们面前贪污腐败,就像在上帝面前施舍怜悯。”

“中国仍没有从地震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这和安奎拉地震给意大利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我从新闻里看到,安奎拉房屋的塌陷原因也和腐败现象联系了起来,这正好和汶川地震时的情况一样。在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的时候,中国这座巨大的生产机器就已经被仇富情绪所笼罩,而由于劳动生产效率增长速度的加快,贪污腐败现象也给这种笼罩氛围推波助澜。如果我想到布莱希特,我就想象他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中国人。”

在您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有一种或颓废,或感伤,或迟钝,或幼稚的情愫在里面。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吗?

“对的,正是如此。电视和网络让我们在真假消息中穿行,每天令我们头昏脑胀。这个时代传达给我们一种生活在虚幻伪装之中的感觉。二十年之前,我在电视里看到贝卢斯科尼,二十年过去了,我又在电视里看见他,他和第一次露面时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我不由得心生疑问:接下来再出场的,是不是还是真的贝卢斯科尼?”

 

作者简介:

余华,中国作家,1960年生人,在意大利出版了《活着》《往事与刑罚》《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