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兄弟》辩护到底

     五个月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对余华《兄弟》(上)有所肯定,遂遭若干朋友的误解和讥诮。他们认为我无视了显然的事实,听起来好像公众对《兄弟》早有定论,大法官的锤子也敲过了,我还煞有介事地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辩护状。

    是否有此定论我不知道,果真有,我也可以保留逆定论而行的权利。何况定论往往并不一定代表真理。

    但《兄弟》(下)出来后,这些朋友已经失掉当初那份捍卫真理的热情了。据说(下)比(上)更差,“简直在胡闹!”他们看我的神情若非幸灾乐祸,也是充满同情: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读完《兄弟》(下),想了想,决定还是要辩护到底,因我确信无论(上)(下),《兄弟》都有值得为之辩护的东西,尽管可能只有一点点,如荒野磷火,然而总不忍听其熄灭。

    “歪七歪八”又如何

    许多人说《兄弟》(上)写歪了“文革”,(下)再把“改革开放”写歪,加起来就是歪七歪八。这是目前针对《兄弟》的主要批评意见。但写歪“文革”又写歪“改革开放”的作品多了去了,何以《兄弟》就成了众矢之的?

    这才是关键。也许,大家觉得别人是努力写“正”,只因力有未逮,结果写歪了,故情有可原。余华则处心积虑要写歪,压根儿就不想写“正”,只一味避难趋易,避重就轻,硬将两个复杂沉重的时代简化,抽象,蒸馏,提炼出“爱”、“恨”、“痛苦”、“残酷”、“荒谬”(“搞笑”)五种元素,紧抓不放,用墨如泼,肆意夸张,反复渲染,重复唠叨,一根筋写下去,从头到尾没一点变化。如此蠢事只有三岁小孩干得出来,却竟然出自著有《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特别是《呼喊与细雨》的“先锋作家”余华之手,岂非“倒退”或“武功全废”。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正”写这两个时代,至今也没有谁发明或规定某个“正”写的方法。实际情况是,我们许多人都有关于“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想象,余华所提供的想象与之不符,于是失望愤怒。但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想象,为何就不能花两秒钟考虑一下别人的想象或许也颇值得一顾呢?文学记录我们各人关于“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想象,只有绝对正确的一条路吗?果如此,除了绝对正确的某一个作家之外,所有其他中国作家不都可以休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