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叙述的破产

    对于自己的新作《兄弟》,余华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说:“有了上部的经验,我知道下部也会引来各种说法。而且完整小说出版,专业评论界马上会有声音。”[1]余华的骄傲溢于言表。然而,完整的《兄弟》出版后,似乎并没有上部面世时那样引起热烈的反响,专业评论界的声音可以说也多少有些沉闷。我想,熟悉余华创作历程的读者,对这种反映应不会有多少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上,《兄弟》下部明显比上部粗糙,完整的《兄弟》版让读者多少有些失望:难道这就是“十年磨一剑”的余华?这就是磨了十年的“兄弟之剑”?
  不去怀念先锋写作时期余华作品的冷峻与残酷、决绝与反叛,也不去渴想《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时期的人性温暖与坚韧之生。至少,在《兄弟》之前,余华的写作是流畅的,即便写残酷,也是不露声色的得心应手,也写得自然而有一种才气。可是在《兄弟》中,尽管作者声称充满信心,写作中没有任何慌张,[2]可恰恰是这种没有慌张的书写让我看到了一种隐藏的危险。《兄弟》中叙述的裂痕随处可见,我这样说毫不夸张。大量的叙述漏洞的存在,使我们在阅读中一次次停顿下来,并暗自思忖:这是怎么回事?余华咋啦?随着叙述漏洞的不断呈现,小说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统统给破坏了。
  当李兰的前夫丢人地死去之后,李兰失去了在阳光下露脸的勇气,只好抱着苍白的儿子李光头去沐浴夜晚的月光。她在月夜教会了儿子什么叫河,什么叫树,什么叫月亮等等,“然后她无限幸福地对自己说:‘夜晚真灿烂啊……’”[3]。如果一个丝厂的职工李兰有权也有这样的情调“灿烂”一次,那么六、七岁的宋钢、李光头兄弟左一个“滑稽”右一个“滑稽”不离口(第28、31、43页),他们是否真懂得次词的含义却让人怀疑。当兄弟俩的毛主席像章被三个中学生抢去,伤心的宋钢一遍遍说着其中一个像章的形状是“一个红脸蛋在大海的浪尖上”(第57页)。七岁的小孩能说“浪尖”,难怪宋钢后来有一阵子热爱上了文学呢。宋凡平制止儿子俩的尖声喊叫的理由是“你们的叫声快把屋顶掀掉了”(第59页),教他们识字前规定的两条纪律之一是“不许做小动作”(第67页),这样的话兄弟俩懂吗?不到八岁的李光头每次摩擦完电线杆后,“无比幸福”地说“真舒服啊”(第46页),并“感慨万千”,“简直是太舒服啦”(第48页)。这种“简直是”、“真”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只是对这样一个儿童来说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其情态。同样的例子,当十一个红袖章把宋凡平蹬来踢去然后瘸着离开时,苏妈“心想他们简直不是人”(第97页),而当围观的人群在李兰清理着丈夫的尸体时纷纷议论着宋凡平如何被活活打死,苏妈竟然走来“高声骂着那些说话的人”,“‘你们这些人啊,简直不是人!’”(第114页)。苏妈能否有勇气当面骂那些人姑且不论(从全小说来看,苏妈并不是一个敢作敢为之人),“简直”这样的语词被随意置于人物之口,而又恰恰不是每个人物都可以说出的,这正是小说的叙述漏洞之所在。在分析这种叙述裂痕之前,不妨再举些例子。
  宋凡平被关进了仓库,李光头对宋钢一次次做的夹生饭“没有脾气了”,“李光头心想宋钢要是屌里尿得出煤油,屁眼里喷得出火,那就太好了”(第78页),“李光头心想要是阳光像肉丝一样可以吃,风像肉汤一样可以喝就好了”(第81页)。一个八岁的孩子,能有如此丰富的联想,确实让人震惊。可就是这个孩子李光头,长大后整日粗话不离口,做出的事甚至荒诞不经。当孙伟成了李光头的“朋友”,“嘴里不断念着毛主席的诗词,他念的时候还加上了‘呀’和‘呢’”时,在李光头听来竟会“觉得动感十足”了(第129页)。十五岁的李光头陪母亲去澡堂碰到了童铁匠,童铁匠伸手指着澡堂对李光头说:“‘去澡堂里偷看多好,屁股多得目不暇接……’”(第148页)一个铁匠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话也是文质彬彬的,真让人感到别扭。尽管李光头也上了几天学,可他能判定宋钢的小说“还没有好到鲁迅巴金那里”(第175页),言外之意,李光头倒是对鲁迅巴金的小说还是有一定的感受和鉴赏能力的,不知道那时候的中学课本选了多少鲁迅巴金的小说?接下来,李光头左一个“知识分子”右一个“知识分子”地叫开了,还担心宋钢为了探望刘作家所买的苹果会让刘作家“知识分子的嘴脸又吃出来了”(第181页)。李光头俨然一副学富五车的派头,却又在向林红求爱的壮举过程中表现得傻瓜一个,真让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还有赵诗人错把女友当林红的滑稽戏。“赵诗人终于看清女朋友的脸了,他惊惶地抱住自己的脑袋,任凭尖叫的女朋友把自己揍得落花流水。当时银幕上放映的是《少林寺》,看电影的群众后来都说同时看了两场《少林寺》,一场是李连杰版,一场是赵诗人版,群众都说赵诗人版更精彩,说赵诗人的女友好比是武林高手,对着赵诗人狂叫狂揍,其武功比电影里的李连杰还要高强。”(第205页)姑且不论这样的环境中赵诗人连自己女朋友都辨认不清,其他群众倒能看得清清楚楚?单说这种叙述的不合历史实际,也可见作者叙述漏洞之大。《少林寺》在当年的问世绝对是一件大事,它吸引并震惊了男女老少,在那样的时刻和环境,谁还会关注“赵诗人版”?谁还会说“赵诗人版更精彩”?虽然文学的夸张是艺术手法,但不符实际的夸张只会让人感到啼笑皆非。最奇怪的是,宋钢卧轨自杀,“列车轮子是从他腰上碾过去,衣服都没有碾破,可是他的身体断成两截了”,然而“身上没有一点血迹”(第457页),真不知道宋钢是人还是鬼?
  好了,例子还很多,也无需一一列举。本文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吹毛求疵,非得“鸡蛋里挑骨头”,而是余华这种写作中的毫不“慌张”显然隐含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记得在《兄弟》上部的《后记》中,余华曾说到“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然后我开始写作这部《兄弟》”。既然没有“漫长叙述的欲望”,又何以要开始《兄弟》这部长篇呢?难道是试验自己写作长篇的能力?在记者的采访中,他自己也表示:“我的前三部长篇加起来还不到50万字,这次《兄弟》一部就51万字,我居然也写了超过50万字的长篇,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自己挺不容易了。”[4]看来余华真的有追求字数之嫌了,而这正带来了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叙述裂痕。《兄弟》中不论孩子、成人,还是铁匠、职工,人物的心理及其语言仿佛都是作者通过叙述者附加给他们的,尽管余华明显采用了无所不知的叙述视角,仍然让读者难以忍受那些突兀的裂痕。长篇小说理应有它威严的长度,但只有长度而没有密度和难度,长篇小说的尊严就要受到损害。谢有顺在《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一文中,谈到的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叙事的说服力”,而许多作家“在叙事推进的细节上,却往往因为漏洞太多而缺乏说服力”[5]。余华的《兄弟》正因其叙述漏洞的过于突兀,摧毁了小说与读者之间的信任联系,同时也宣告了《兄弟》在叙述上的破产。



参考文献
[1] [2] [4] 柳青《余华<兄弟>情深》,《文汇报》,2006年4月3日。
[3] 余华《兄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5] 谢有顺《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