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潜与反思中前行——2007年度文学批评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就一直饱受诟病,但我们看到,文学批评却并不是如许多媒体所抱怨的那样正一步步走向堕落,相反,“转型”中的当代文学批评虽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那种荣耀与地位,但在理性沉潜与自我反思中它前行的脚步却是越来越坚定。无论是对文学现场的参与和介入能力,还是对理论热点与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亦或对于当代作家作品的阐析能力,今天的文学批评都有了令人欣喜的提高。这一点,在200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自主性的追求:文学批评品格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
        随着整个社会人文环境与人文氛围的变化,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如何顺应新形势的发展,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捍卫文学批评的品格,是中国当代批评界近些年来一直在思考与反思的问题。在2007年的中国评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现状及自身局限的反思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许玉庆的论文《终结?错位?原创》(《文艺评论》2007、6)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终结说”、理论错位、原创性缺失等几个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与分析。毕光明的《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7、5)则对中国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批评的得失进行了认真的剖析,辩证地总结了“纯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局限。金健人的《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浙江大学学报》2007、1)则从文学研究远离文学本身的现象入手,讨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困窘。不仅如此,在对文学批评现状进行整体总结和反思的同时,许多批评家还把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考察深入到了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的层面,力求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文学批评的本质内涵与现代品格。这方面,南帆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8)、温儒敏的《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07、7)可为代表。南帆的论文对于文学批评中本质主义思维的传统、内涵及其局限进行了认真的辩析,并从与文化研究关系的对比中,指出了文学批评超越自身的可能性。温儒敏的论文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种以西方汉学家研究视角和成果作为对中国文学判断依据的“汉学心态”的尖锐反思,他的意见足以引起我们对当下文学研究中一种错误偏向的警醒。与温儒敏的文章相呼应,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栾梅健以及南京大学的王彬彬等学者也都在《文艺报》、《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了一系论文,对李欧梵、王德威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在中国不正常“走红”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此外,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中,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也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在今天,当代文学能否写史以及当代文学是否有“经典”和大师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的分歧。事实上,对比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是一个摆在批评界面前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有没有经典是无需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近60的历史没有经典是根本无法支撑的。上海丰企阀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制造蝶阀减压阀球阀安全阀止回阀闸阀截止阀等系列阀门产品,质量稳定,服务周到。问题是批评家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部作品的经典性?在许多批评家,身体力行地以“年选”等  方式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实践的同时,关于经典以及经典标准的讨论也在逐步推进。徐兆寿的《论伟大文学的标准》(《小说评论》2007、4)和李建军《经典的律则》(《小说评论》2007、5)都算得上是此方面引人注目的文章,虽然他们的观点有其自身的偏颇,但他们对于“经典”的呼唤以及对于经典的现代性内涵的探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2007年中国批评界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反思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都开辟了“重回八十年代”以及“新时期文学反思”的专门栏目,许多批评家都从不同层面开始了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经验的总结。李扬的《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1)从方法论和指导思想上明确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思路。周晓风的《新时期文学的未完成性》(《文艺争鸣》2007、6)从“未完成性”角度提出了关于“新时期文学”时间跨度的新认识,某种意义上推进了文学界对于所谓“新时期”“后新时期”等概念的讨论。王琳的《新时期文学的知识分子神话是如何“炼”成的》(《文艺争鸣》2007、12)从独特的视角反思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知识分子神话,并从认识论角度呈现了重新评价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可能性。罗义华的《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理论误区与经典问题》(《文艺争鸣》2007、6)对学术界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诸多理论误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梳理,其关于经典问题的思考也很有启发性。杨庆祥的《“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6)全面回顾了80年代“主体性”问题讨论的意义,并对“主体论”之于中国新时期文学建构的复杂性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较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贺桂梅的《“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2)也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她全面讨论了中国“文学性”问题的由来,对其“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尤见功力。而陈晓明的《遗忘与召回: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当代作家评论》2007、6)则更是一篇全面讨论现代传统与当代文学关系的重头文章,当代作家之于现代传统的问题,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资源的挖掘,又更是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路径的一种反思,对于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在中国都因为缺乏“学术性”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轻视。但实际上,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基础,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是作家和读者之间桥梁。近年来,批评界对于文学批评自主性品格的认识日趋深化,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理解也更为成熟。在2007年的文学批评中,这方面的思考更是值得重视。张炯的《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观念与方法问题》(《文艺争鸣》2007、12)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与认识水平上对当代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突破提供了新视野。程光炜的《历史阐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7)、《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5)两篇论文较系统地揭示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分歧与问题,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而昌切的《再审当代文学》(《文艺研究》2007、5)、乔焕江《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现实观》(《文艺评论》2007、1)以及吴俊的《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文艺争鸣》2007、2)也多从不同层面切入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代表了批评界对于“当代文学学科”问题认识的新收获。

(原载于《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