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余华纵论文学与现实

编者按 辞旧迎新,余华依然是这个时间窗口里浙师大学子们津津乐道的焦点:2006年12月28日,著名作家余华应校长梅新林的邀请,走进该校尖峰论坛畅谈“文学与现实”,引发了一场文学青年的追梦热潮。现场,余华借日本北海道大学创办时一美国教授的发言寄语师大学子:“孩子们,要有野心!”现摘登部分讲演内容如下。

  《钱江晚报》1月4日报道  围绕这个题目,我今天要向大家汇报的是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就是“什么样的现实才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而第二部分,就是当这样的现实产生以后,文学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现实?

  日本文学的精美细部

  先给你们讲4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记得198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日本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的歌女》,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只有20岁,而那又是一部描写少年很微妙的情感的一部作品,非常打动我的心。而且当时的中国文学刚好处在一个伤痕文学时期,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都在控诉的时期。我觉得川端康成写的虽然也是一种伤痕,但更是一种内心的伤痕,而且使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觉得这比那种用喊叫的方式去表达更有力量。

  我大概是从1983年开始写小说的,那3年多时间里面,我一直在学习川端康成——我一直说他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我当时就发现,川端的小说对细部的描述非常地丰富和精美。

  川端有一篇小说叫做《竹叶州》,他写一个年轻的女孩,未婚夫阵亡后女孩就很茫然地拿着阵亡通知,看着竹叶舟像小船一样在水上漂。这是典型的日本人的风格,他(她)不会用哭叫、喊叫的方式,他(她)非常温和,不用一句话来写那个女孩的悲伤和绝望,或者诸如此类失去了她所爱的情感状态,一点都没有。只是写她非常盲目地走而且是一种没有思想的走,也是一种没有情感表达的走,一直走到有一户正在盖的新房前,这个时候川端康成才让那个女孩有思想——那个女孩就想:是哪一对新人住到这个房子里去?

  当时我看了也很震撼。我觉得这样来表达悲伤可能比哭叫更加有力量,这是我20多年前的一种感受。然后我又开始读三岛由纪夫的、樋口一叶等很多作家的小说,我就发现为什么日本文学(这是我最早在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发现的),它的小说的故事结构框架情节,不像欧美小说,像狄更斯、像巴尔扎克、像托尔斯泰德那种大的小说那么跌宕起伏,或者说故事框架非常大;它的故事框架非常小,但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的丰富。后来我又在日本其他作家那里,发现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个很大的结构,但是细节都是极其地美妙。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日本文学的一种风格。

  今年8月份,我有机会第一次去日本。我先到了东京,然后又到了北海道、京都、奈良和大阪,转一圈又重新回到东京,这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细腻和丰富的日本文学。我回来以后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想写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这一点是我在欧美其他一些国家很难找到的。

  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去川端康成最后住的镰仓,去看他家族的墓地,盘山公路上去全都是墓碑,到了最高的那个位置,那是川端家族的,边上还有别的家族的。有个细节,他们每一个墓碑边上还有一个用石头做出来的名片箱——在世的人去看望去世的人时会送一张名片。这个名片箱令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生者和死者在有了这个名片箱以后,关系就好像藕断丝连,生与死的界限一下子被取消了。当我站在山上,望着山下一排排整齐的墓碑的时候,真感觉到那是一段段已经完成的人生在无声地讲述他们的经历一样,马上又有一种非常丰富的感觉起来了。这种细节在日本随处可见。

  再说一下东京,只要有一块空地,全是小树林。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我相信当我们看到一个树林的时候,会有一种安静的感觉。那么在一个喧闹的,一个到处摩天大厦的城市里边,只要出现一个树林的角落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安静的感觉。这就是东京给我带来的一个比较不同于其他超级大城市的感觉。由于东京这个城市是有坡度的,有时候你的树林就在你的身边,有时候在你脚下,坐着喝露天咖啡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你的树林是在你的头顶上,非常的美。

  我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日本人将细节做到精美的程度。日本人对细节的重视简直是到了极致,这样才会产生细部非常丰富、但框架并不恢宏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来自于民族的传统或者独特的品质,只有日本这样的现实、文化和传统才会产生这样细腻的文学作品。

  布拉格的荒诞和卡夫卡

  最早开始是川端教会了我写小说的细部,同时我又被他完全控制住了。在1986年我读到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以后,我的思想得以解放,他让我知道,写作可以自由地去写。第二个故事我要说的就是卡夫卡,他是我另一个老师。在20世纪初时,中国的有些评论家曾经很天真地以为卡夫卡是一位天外来客,但凡去过布拉格的人回来都说,终于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这个城市充满了荒诞。

  2003年底2004年初时,我在伯克利,北岛在戴维斯。他两次开车来看我带我们去玩。中间他去了一趟布拉格,参加了一个诗歌节。回来后,他说,还是那句老话:终于明白布拉格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然后他说了个他的故事。在诗歌节期间,有个小偷走进诗歌节主席的办公室,把主席的包给提走了。当那位主席带着北岛和另外四五位诗人作家回到办公室,发现自己的包没有了,里面倒是没有钱,但是放着关于诗歌节安排的文件。秘书说是有一个人进来,但还以为是主席派来的,没过问。竟然有这样的秘书!这样的秘书在日本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布拉格常会出现。然后诗歌节的主席说,大家坐下,等小偷回来,因为包里没钱,小偷肯定要回来发脾气。两个小时后,小偷果然拿着包回来了,把包往地上一扔:“你为什么里面没放钱?”接着,小偷被揪着去了警察局。当时是晚上六七点以后,4个值班警察先是

  录小偷的口供,录完后把那个小偷放走了。北岛问为什么放走,警察说按我们的法律,小偷只要证明其不是惯偷就不能坐牢。接下去:诗歌节的主席也要录口供,录完时已经快9点了。但按照当地的法律,剩下来5个外国作家也要录口供。那些警察也懂一些英文,但他们说,英文是不能录口供的,必须用捷克语。主席说他来做翻译行不行?“不行,因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你必须要找一个懂英文的,必须是你不认识的,他们也不认识的人来。”那个诗歌节主席到处打电话托人找。大概到了凌晨,终于找到一个。那个人已经躺下睡觉被叫起来、谈好价格过来的。5个人全部录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小偷应该睡了一觉了。北岛说,为什么布拉格会产生卡夫卡?文学不可能是空中楼阁。

  马尔克斯的真实与魔幻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拉美的一个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在中国人读来是荒诞的,是一本魔幻现实的小说作品。可是当他写完小说走上大街,人们都说“加西亚,你的书写得太真实了!”可是当我的小说《兄弟》下部出来的时候人们却都说这不现实。后来我才明白,我们荒诞的现实只是从这10年或者20年前开始,可是哥伦比亚的人民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拉美国家的荒诞也同时表现在社会治安上,我举在拉丁美洲治安情况比较好的巴西为例。我的巴西翻译跟我说起巴西的社会治安,他说在巴西坐公交车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有人拿一把枪顶着你的脑门要求你拿钱出来,这是因为巴西进行了一次经济起飞,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一旦经济出现衰弱,诸多的城市问题就会产生,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抢劫的人,有那么多的社会治安问题了。所以才会使得拉美文学具有离奇的特点,让人觉得充满了想像力。这就再一次验证了什么样的现实产生什么样的文学。

  生活中有多少荒诞事

  第四个故事:我的朋友陈乃平对我的《兄弟(下)》有这样的评价:“感觉是今天的中国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准确,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有个报道,说是一个城市的教育系统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中学老师考试上岗,但离异家庭的可以免考。结果,那个城市里的中学老师都纷纷离婚,老师们见面的问候语都变成了“你离了没有?”

  陈乃平听完我的故事后也对我说了这样一个关于结婚离婚的事情:有一个中国女子经过多年奋斗终于移民到瑞典,儿子超过年龄,不能跟着一起移民。这个女人竟然跟她的亲生儿子结婚,以丈夫的名义把他带到了瑞典,然后再离婚。这样荒诞的故事在现在发生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写《兄弟》这样的小说,上部是写文革,下部则是写现实的荒诞。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荒诞的环境中。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

  我以前曾写过这样的文章《文学中的现实》,在里面举过两个例子。第一个:两辆卡车在马路上相撞,记者在写报道时多写了一句话:两辆卡车相撞的时候产生的冲力和巨大的声响,让路边树上的麻雀被震死和昏迷了,以致地上落了一大片。有了这一句描写,文学就产生了,语言的震撼力也就有了。

  当然文学有不同的表达,有一种我称为是19世纪大小说家的表达。举司汤达的《红与黑》为例,当于连准备勾引夫人的时候,司汤达将场景安排在一个小树林的旁边,支了张桌子,于连、夫人和伯爵各自坐在桌子的一边。于连一边用脚开始了小动作,一边说话。夫人的反应非常紧张,于连开始也很紧张,而伯爵先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场勾引激烈得像一场战争一样,这就是19世纪作家,也是所有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当他们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会给每个章节设置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作家也有小作家,大作家会在写作中给自己设置障碍,当作家成功克服了这个障碍,就写下了人类社会中最辉煌的文学作品之一了。这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现实的一种方式。

  到了20世纪,表达有另一种方式,用虚构的方式表达某种真实的东西。我非常喜欢举波尔赫斯为例子,他的一篇散文《两个波尔赫斯》,写的是60岁的他就是实际生活中的那个年龄的他遇到了80岁的自己。在旅途的一个小客栈里,他去拿钥匙,结果却被告知“你不是已经在上面了吗?”他吃了一惊,上去才发现,果然80多岁的自己老态龙钟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整个的描写都很好,最美妙的描写是老波尔赫斯开始说话时,年轻波尔赫斯听到的觉得是自己录音带里的声音。这样一个录音带的转换,把虚幻的东西找到了现实的依据,这样它就能非常好地表现现实。另外我想举但丁的一个例子。但丁有一句诗:“箭中了目标,离了弦。”从这句诗可以看出,但丁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洞察力的一个人。按常理来说箭应该先离弦再中了目标,但他把因果倒置。这样一来语言就有速度了,子弹发出的时候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先看到有人被打中了才知道有人开枪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了马拉美娜的诗句,在他写给亚斯里夫人的诗中有这样一句:“1000支玫瑰都在梦想着亚斯里夫人”,常人都把花比作女人,他却让花去梦想夫人,这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比喻的因果关系倒置过来了。这样的语句就充满了魅力。

  总之,不管你小说的框架有多大,结构有多么的恢宏,在所有转折的地方,都是很小的点,而这个很小的点的真实性,会影响一部小说的分量。就好像你盖一幢大楼,总有几个关键的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