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

    在《兄弟》的下半部中,宋钢死了,和其父宋凡平一样,他是善的化身,他必是死于对他的兄弟李光头的爱与责任,他将如一个圣徒或父亲,追着李光头,为后者的恶和纵欲赎罪或者买单,直到力竭直到流尽血。
  以上是我的推断。小说家余华的神秘力量在于,他在根本上是简单的,他一直能够拎出简明、抽象、富于洞见的模式,告诉我们,此即人生。如同真理是朴素的,余华的简单总是能够令人震撼。但是这一回,我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
  《兄弟》始于欲望、耻辱和血缘的描述,父亲的不良嗜好通过某种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理解的方式传给了儿子李光头。同样地,我推断,宋钢将不仅是宋凡平血缘上的儿子,也是他精神上的儿子;我不敢相信余华竟然以血统推定人类生活中的卑微和高贵、善和恶,我只能说,余华一向是冷静而决断的叙事者,现在,他的决断发展为无根据的武断,发展到蔑视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选择,他把标签贴在人的身上,就像刻上“红字”,然后让人像数学符号一样推演他的方程式。
  而《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这个模式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不同,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同,它与个人的、具体的生命体验无关,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
  于是,“文革”成为潜藏在人心中的恶的猝然发作,成为对善,对高贵,对爱、信义,对亲情人伦,对一切使人性美好的事物的疯狂虐杀,它使黑暗更黑暗,使微弱的光明在黑暗中备受考验而显得无限珍贵动人。
  我相信,很多读者因此流泪,我也曾流泪,但我从来不仅仅以眼泪判断作品,我甚至认为眼泪是廉价的、可疑的,它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欺,世界在一泡泪水中变得模糊,我们看到的正好是我们情愿看到的,就像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也会流泪,只不过是因为那首歌让我们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可怜的那个人,而实际上我们当然不是。
  四十年来的经验被简化成善恶斗争
  《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据说余华立志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但结果却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头一次采用和复述并非由他发明的模式,它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熟悉和智慧,但也像顺口溜一样空洞无物。
  我当然不认为善与恶是无效的范畴,恰恰相反,我认为过度的、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态度正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学,它使作家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人性、不能公正地理解和表现我们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兄弟》的叙事信念想必会使读者感到振奋,但至少在上半部中,余华的信念难称雄辩,对小说家来说,善与恶不应是先验地给定的,而应是在对人的生活、人的灵魂的追问中雄辩地榨取和展现的,而余华显然没有这样的耐心,他更急于操纵他的人物去演绎现成的模式。
  于是,他让宋凡平悲壮地死去,但是如果宋凡平不死呢?如果他不得不在漫漫黑夜中熬下去,那又会怎样?他是否能够依然保持那么好的风度,保持他的高贵和洁净?就这个问题而言,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如果悲壮是那么频繁发生的事,黑暗就根本不足以成为黑暗,如果我们对人性之光明的信念是以回避“活着”为代价,那么这也不足以成为信念。
  余华终究还是暴露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纯粹,当他在《活着》中让人物随波逐流时,他成功了,但当他在《兄弟》中让人物行动起来、东奔西跑,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时,他表明,他对人在复杂境遇下的复杂动机并不敏感,他无法细致有力地论证人物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只好像一个通俗影视编剧那样粗暴地驱使人物:没有道理,也无须讲道理,宋凡平就要死要活地爱上了李兰;李光头这个8岁的孩子一定要去摩擦电线杆,因为他被余华界定为欲望的化身;而孙伟的父亲也必须那么悲惨地自杀,因为余华认为他必得报应,所以他的儿子将纯属偶然地横死……
  这一切都表明,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由于选择不恰当的位置和路径,我认为余华降低了他的志向、误用了他的才能,但余华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四十五岁时写的一部长篇的成败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恰恰相反,它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他一样会失败,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重新出门远行,获得新的自由。
  在《兄弟》的封底,余华庄严地引用了耶稣的训诲,然后总结道:“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的路没有多长。”——耶稣和余华都说得很对,但余华在《兄弟》中似乎恰恰忘了他的这段格言,他的叙事态度、他的模式和行文都表明,他已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而那里的路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那么长。